福临当然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他几乎无所顾忌。
顺治十二年二月，福临封他的刚满十三岁的幼弟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这样，董鄂氏就有了亲王福晋，也即王妃的尊贵地位，并同襄亲王一起享受朝廷中除皇帝以外的最高规格的仪仗护卫、王府庄园、俸银禄米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亲王福晋，必须更加频繁地进宫向皇太后和皇后请安，更加经常地参与宫中的节庆，诸如宫内的三大节：万寿节（皇帝生日）、圣寿节（皇太后生日）、千秋节（皇后生日），以及元旦、中秋、冬至等。这样，福临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他的弟妻。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三月，福临更把他的皇恩直接施向董鄂氏的娘家，素无显功又无才干的鄂硕，竟杂在军功卓著的护军统领希尔良、苏克萨哈等人中，被一同封为朝廷众臣中地位最尊贵的内大臣，仅仅因为他是董鄂氏的父亲。
福临与董鄂氏由相识到相知，感情积累一年多，日益强烈，也就日益明显。皇太后自然早就看在眼里，对已经成年并亲政五年的儿子，干预也罢，教训也罢，都不能不有所顾忌。通常，皇太后是循着大事认真、小事宽容的原则行事的，只要不出大格，她从不过问。皇帝尚在青春，性格又热烈而任性，容易钟情并且处处留情也不奇怪，时间长了，感情冲动过去，这些爱情游戏自会消失的。
皇太后没有料到福临这次对董鄂氏是认真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皇帝为了襄亲王福晋朝思暮想、废寝忘食、卧床不起，简直就得了相思病！这下母亲着了忙，情急之下，竟不顾清宫不蓄汉女的祖制，生出个李代桃僵的法子。这一年的闰五月十二日，大内的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等东西六宫建成，例应册立妃嫔。皇太后借此机会，发了这样一道懿谕：“定南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坤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并令礼部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
这一候旨，候了许久，没了下文。册封礼没有举行，孔四贞也没有成为东宫皇妃。皇太后本想唤起福临对孔四贞的旧情，用来阻止福临与弟媳的感情继续发展，可惜为时已晚。
五六月的京师，骄阳如火，而福临对董鄂氏的恋情比火更热，也更加无所顾忌。这种事在宫中无秘密可言，朝廷里也到处流言蜚语，传说着皇帝的又一次失德。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皇太后和许多亲贵大臣都焦虑地注视着又都无能为力，当事人福临却固执了心肠一意孤行。
这丑闻终于被十四岁的襄亲王闻知，龙子龙孙，焉能容忍妻子外遇，坐视绿帽子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怒不可遏地拷问董鄂氏，动了鞭子，并当机立断，监禁了他的王妃，还着人严加看守。
私通的人们，自有他们联络的秘密途径，福临很快就知道了心上人在受苦，勃然大怒，断然采取了使矛盾激化和公开化的强制手段：召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进见。董鄂氏的丈夫和情人面对面了。一个是皇帝，一个是亲王；一个是十八岁的哥哥，一个是十五岁的弟弟；哥哥的母亲是皇太后，弟弟的母亲是皇太贵妃。两个小男人都气急败坏，脸色大变。兄弟俩说的只能是董鄂氏，但说什么，怎么说，没人知道。只知道皇帝狠狠地抽了亲王一个大耳光！
亲王当然要臣服于皇帝，弟弟多半都害怕哥哥，博穆博果尔悲愤交加，既没有力量与福临相抗衡，又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小小年纪，已经无路可走，七月初三日，襄亲王自杀了。
襄亲王一死，再没有什么障碍了，按照满蒙的收继婚习俗，福临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董鄂氏收进他的后宫了。但是，终于得逞的福临不能无愧。当礼部领命选择册立董鄂氏为妃的吉日，提出七月二十日时，顺治帝以襄亲王新丧，不忍举行，令八月以后再择吉日。
八月二十二日，立董鄂氏为贤妃；同日遣官祭襄亲王——此日正当襄亲王七七四十九天丧满。
九月二十八日，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先于二十五日遣官祭襄亲王。
这一次改期、两次祭奠，就算福临夺取弟媳、逼死弟弟的小小忏悔了。
九月二十九日，顺治帝谕礼部：奉皇太后谕，晋内大臣鄂硕之女、贤妃董鄂氏为皇贵妃。
十月初四日，赏皇贵妃父母金一百六十两，银八千两；金茶筒、银茶筒、银盆各一；缎八百匹，布一千六百匹；马十六匹，鞍十六副、甲胄十六副。
十二月初六日，以册封董鄂氏为皇贵妃礼成，颁诏天下。恩诏中规定，全国各种等候处决的人犯，除谋叛、强盗、贪赃之外，一律减等减刑。按照大清会典，只有册立皇后礼成，才颁诏天下，册封妃嫔从无此例。所以，董鄂贵妃获得的是特殊典礼。不仅表示了顺治帝对董鄂氏的情之独钟，也隐藏着将以皇后规格对待董鄂氏的意图。也就是说，福临有可能为心爱的人第二次废掉皇后！
另一处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因册封皇贵妃，给皇太后加上徽号，礼成，又一次颁诏大赦，恩例十款，其中规定豁免顺治八、九两年未完钱粮。与此同时，顺治帝又命：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只书满汉字！前一项可以看成是顺治帝为平息母亲的不满而作出的怀柔姿态；后一项则是顺治帝向母亲和受母亲庇护的那一党蒙古后妃们表示不满，发出威胁。
众里觅她千百度（6）
母子间为了董鄂氏产生过激烈的矛盾甚至冲突。最终是母亲让步妥协。
因为母亲毕竟还是爱自己儿子的，因为皇太后终究拗不过性格极强的皇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对有情人早已暗度陈仓，董鄂氏怀上了皇帝的后代。
这个孩子的出生年月，史书上有两说。官书上写的是次年的十月初七日，但记载皇室宗谱，皇子皇女出生时就要向之报告的《玉牒》中，写的是次年四月初七日。因为董鄂妃八月底进宫，第二年四月初是不可能生孩子的；若不是小产，就是非婚生子。这样的丑闻，官书无论如何是要隐讳涂抹掉的。所以，它不但改了孩子的生日，还煞有介事地附上一句，说《玉牒》所载的日期有误，很是可笑。
按《玉牒》的日期，这个孩子应该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856年）六月底成孕。七月里，福临就能够以他与董鄂氏已结秦晋之好为理由向母亲要求收董鄂氏入宫；九月底，董鄂妃有三个月身孕已然属实，福临又能借口皇嗣为重，要求母亲进封董鄂妃为皇贵妃。福临既善于揣摩母亲想得皇孙的心理，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明睿如庄太后，也只能依他了。
从此，福临开始了他所追求的事业的大起大落，也开始了他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爱情悲喜剧。
皇贵妃宠冠六宫（1）
顺治十三年到顺治十五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临一生中成功的三年，美满幸福的三年。
亲政之初的福临，终究是满洲统治的代表。即使在懂得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改变政策以后，他在本质上还是尽力维护满洲贵族利益，全盘接受着满洲这个统治民族的传统观念，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洲儿郎。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里，少詹事李呈祥上奏，请朝廷在部院各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当时的满人多因军功得官，恃功而骄，虽然大多数不懂汉语汉文，缺乏理事才干和经验，却掌握着部院各衙门的大印，实际上已经影响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福临看了李呈祥的条陈，很生气地对内院大学士们说：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入关之前，都是满臣赞理政务，并且多有进军行阵之劳，所以能得天宠，成就大业。那时候为政可曾咨询你们汉臣？如今，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你们汉臣为什么反生异志？要论道理，就应该首崇满洲才对！想是因为你们多是明朝之臣，故而有此妄言！”
一番斥责，汉臣们谁还敢出声？
福临还觉得不解气，八天以后，又将李呈祥流放盛京，还在流放李呈祥的次日，亲自出马，面试学习满文的汉官——通过考试的仅有三人，全都升用；十多个不及格者，责令其继续学习等候再试；大多数全未通晓的一概降级！大有向李呈祥们报复示威的意味：你说我们满人不行？我叫你看看你们汉官更不行！皇帝的少年心性可见一斑。
骂也骂了，惩罚也惩罚了，但福临明白李呈祥的奏疏内有合理成分，因为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之一。所以，在李呈祥遭流放四天后，顺治帝又谕命六部：凡一部中有两名满尚书者，裁去一员，以免推诿误事。到了这年的六月，福临自己又提出：内三院是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当挑选贤能，所以每院增设汉大学士二员。一下子把内院大学士的名额由七名增至十四名，翌年更增加到十七名。其中除图海等两名满人之外，都是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行政能力的汉人和汉军旗人。这是福临治国的需要呢，还是他内心矛盾的反映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春，朝廷中出了一件大事：备受福临信用和礼敬的大学士陈名夏被处绞刑。陈名夏的罪状中，固然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结党怀奸等内容，但使福临终于下决心处死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陈名夏公然主张“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对清初的剃发令持否定态度，其实是对满洲的社会习俗的一种轻视，这是大清皇帝福临绝对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福临的态度丝毫不见比他所深恶痛绝的多尔衮有多少松动。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福临在接受朝贺时，见汉官冠服多不遵清制，便下令：以后务必依照满式，不许异同，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一概以违制定罪！
甚至各地唱戏的优人，为扮演妇女方便起见，原本特许不剃发的，顺治十年也接到“遵法速剃”的命令，并严格规定：十日后仍不剃发者立斩！
顺治亲政的开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满汉一体的话，也经常表达他对满汉关系的基本看法。他说：历代帝王大多专门治理汉人，而朕要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方惬朕怀。早年间李自成陷燕京，你们汉官汉民受何等荼毒，是我们满洲将士入关，翦除大害，才给了你们安定。即使今日边隅贼寇遗孽残害百姓，也要靠满洲将士驱驰扫荡。满人既救汉人之难，汉人当体满人之心云云。
很明显，此时顺治帝的满汉一体，是要把汉官汉民一体到满洲里去，要求汉官汉民拿满洲人当大救星，甘心做奴隶受统治。就是在口头上把满汉一体叫得很响的福临本人，也十分警惕汉化，对汉官汉民汉俗有很深的推拒心理。
比如，在他欣赏朱元璋立法治国的同时，更推崇祖先武力征服的伟业。顺治十年三月，他到南苑行猎较射，手执弯弓十分自豪地对诸臣说：“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每出猎，就是为要练习骑射。虽然日理万机，也应不忘武事！”这虽然可以看做是他为自己喜爱游猎找来的漂亮借口，但也确实是在提倡武事、提倡民族传统以防止汉化。
在此前后，他又担心习汉书、入汉俗将渐忘满洲旧制，专门谕命宗人府：宗室子弟只可阅读已经翻译成满文的汉书，永远停止学习汉字诸书。
如果顺治帝将他的这种推拒心理坚持下去并推而广之，大清朝必定会走上元朝的老路。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固执于维护统治民族的特权，拒绝任何汉化，连派到各地的直接与汉族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员，也都不懂汉文不会说汉话，审理案件、处理公务离了翻译就寸步难行，出了许多笑话。
海边州县，每到八月秋涛大作时，潮声夜吼，震撼城市。忽必烈在位的至正年间，有个叫达鲁不花的蒙古官员来此上任，闻此巨响，夜不敢卧，连忙呼守门人问是怎么回事。门丁是汉人，说蒙古话不在行，又半在睡梦中，回答一句：“是潮上来了。”忽然惊觉自己答错了，是潮声而不是潮水上来，惧怕严酷的律条惩罚，嘴里连连说着“祸到！祸到！”爬起来狂奔而逃。
达鲁不花大惊，慌忙跑回内室，对妻子说：“原本想着做官荣耀，不料今晚一家子同作水鬼了！”于是，合家大小，号啕大哭。外院巡丁听得哭声，以为有变，赶紧传报正佐诸官，这些人顾不上穿衣着靴急忙来救。谁知用力叩门，却死活不给开，原来达鲁不花怕潮水涌入，坚决闭门不纳。众人冲开门、推倒墙一拥而入，却见达鲁不花夫妇及奴婢都爬在屋顶上大喊救命。找来翻译，问清原委，众人忍笑而散。
皇贵妃宠冠六宫（2）
这只不过可笑而已，更有因官员不通汉语而翻译从中上下其手，做出许多恶事来。江南某寺院之僧，因田地被豪家侵占，到官府投状诉讼。不料豪家已经重金买通了翻译。过堂的时候，蒙古官问僧人为什么事告状？僧人的回答被翻译译为：“他说因为天旱，想要自焚以求雨。”蒙古官信佛，对此大加称赞，命将状纸呈上。翻译早已经准备好了求雨自焚的状子，换去僧人的原状纸进上。蒙古官览毕，提笔判同意，僧人也不知底细。可是一出门，豪家已经在大街上堆好柴薪，数十人强拖硬抬，把告状的僧人投进火中焚烧而死。
难怪元朝只维持了九十多年，就淹没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狂涛中了。
幸而顺治帝是个明白人，能够刻苦学习读书，幸而顺治帝还继承了祖辈父辈的开拓进取精神并重视历代，尤其是元明两代亡国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和扩大他的统治，他终于意识到汉化是必由之路。之后，他推行汉化政策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涉及面也越来越广泛。他比所有的亲贵们都走得更远，成为汉化程度最高的满洲人。
顺治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临推行汉化政策的关键的三年。这三年，他把从顺治十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变革推上了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