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年（公元1656年至1658年），是福临推行汉化政策的关键的三年。这三年，他把从顺治十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变革推上了新的水平。
首先，福临懂得了儒家的文教治天下的奥秘，在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他学会了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和历史上的汉族统治者一样，把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提倡已成为汉民族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提倡忠君，极力推崇孝道，还把这些观念推广延展到满蒙社会，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
和他的父亲皇太极、叔父多尔衮比较，福临的汉化政策又进了一大步。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汉化还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录用明朝降官的阶段，而福临的汉化已经深入到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推动和加强了政治统一，对清初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作用。
精神文化方面的汉化，落实到朝政上，就是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机构方面的建革。
为了文教治天下，为了加速统一中原的进程，福临都非重用汉官不可。重用汉人汉官的最要紧的地方，也是在国家机构方面最富建设性的变革处，就是内三院。
亲政之初，福临在范文程的陪同下，频频亲临内院，甚至出入无常，几乎当成了他的起居之所。后来，福临索性在太和门建起一所内院直房即值班室，让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分班入值，便于皇上处理批答奏章题本时向内院大学士们咨询讨论，使应更改的事务能立即决定、立即执行。到了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内三院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政府的权力中心，是福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强有力的政治班底。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福临仿照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于是，内三院成为名实相符的中枢首脑机关。而这大清朝廷的中枢首脑机关，基本上由汉大学士和汉学士组成。这对福临来说有两重意义：既笼络汉臣、推行汉化，又防止贵族势力对皇权的侵蚀。
翰林院的建革，更说明问题。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时，清朝承明制设了翰林院，掌论撰文史之事，为正三品衙门。因未设满员，只有掌院汉学士，次年就被革除，合并进了内三院。到了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内三院改为内阁的同时，又恢复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设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都兼有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是从科举考试出来的进士中挑选，而清初的科举，几乎是汉士子的专利，因为通晓四书五经、能作八股文的满洲蒙古士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样，翰林院也就成了汉官的天下。后来，福临竟谕令在紫禁城内乾清门东侧的景运门内建造直房，诏令翰林院各官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宠信之深正足以表示福临的汉化之深。
为了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福临又突破了许多祖制旧规：
同级的满汉官相见，汉官必须长跪，满官不叫起不得起；顺治帝命改为见面时汉官一跪见礼即起。
改变了汉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说：“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着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改变了同级满臣高于汉臣、武臣高于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间，实现了文武俸禄不论满汉，一例照品级支给的新制度。
改变了同官满臣高于汉臣的品级制度，如原来同是六部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如六部满汉尚书俱为正二品。
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垦荒与肃贪两项大政，官吏中骄横贪赃蠹国害民者，无不立正典刑，如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
皇贵妃宠冠六宫（3）
有名的丁酉科场案，正是福临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详可传永久，将法制用于治国的一个例证。
科举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唐太宗语）的统治者的妙招毒招。千年下来，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至酷，难以自拔。清朝统治者更是旁观者清，所以一入关就连年开科取士，以迎合汉士子，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了显示清正廉明，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对科举考试过程中人人痛恨的贪赃坏法、作弊贿买施行严刑峻法，是顺治帝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肃贪的一贯作风。诚然，丁酉科场之狱，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许多人因此被杀、被遣戍流放，处罚太重，常常被当做民族压迫的一个例证；但此事发难者是汉人，受祸者也是汉人，清朝用严刑峻法处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数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摈的士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并使后来的科举受到震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清正、较少弊端，又是顺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亲政七年之后，积累了相当统治经验的顺治帝，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和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这应该说是他对大清国的一项重大贡献，为后来的国运兴旺提供了重要保证。
清初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三大弊政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
用顺治帝自己的话说，圈地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必须要有土地房屋安置进关的满洲八旗军民。福临亲政的时候，该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够了，所以，他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下的“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的谕旨，能够基本得到执行。这样，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严厉惩处借投充强占土地财产的罪犯之后，也渐渐平息下来。惟有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
清朝入关前，抢掠汉人为奴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他们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抢夺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被断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因不举报）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
立法再严，也挡不住奴隶的逃亡，还出现了大量冒充逃人诈索财产、陷害良善的事，致使天下纷扰，百姓痛恨。当朝廷中汉大臣纷纷上奏抨击逃人法时，福临不能不站在满洲的立场上斥责汉官。他心里何尝不明白，害民峻烈的逃人法，是造成国家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处在满汉矛盾焦点上的福临，只得忍受双方火力的炙烤，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上疏，极论逃人法之弊，归结为七可痛，大大触怒了满洲亲贵。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定李死罪。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他心里真够窝囊的了！
议政王贝勒大臣们竟得寸进尺，将逃人法进一步修改为：窝主处绞刑，家产尽行籍没；窝主邻居十家流徙，有关官员分别处分。这样一来，每有一个逃人，就会有一个窝主被绞死，一干官员受严惩，还有多少无辜百姓白白送命！
福临不再退让。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他为此向八旗军民官兵发了一道专门的谕旨：
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以抚养，义无可去之理；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故特立严法示惩。以一人之逃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
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意困辱、无非刑拷打，彼自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尔能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
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
在福临的攻势面前，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不得不有所收敛。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二月，福临改定逃人法，免了窝主的死罪。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五月，福临又下了一道更厉害的谕旨：
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室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衙门，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从重治罪！
这道谕旨，实在是一次政治地震，激起了剧烈的反响。各省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这真是破天荒！它触动了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满是汉，是旗人是平民，朝野一派沸腾。然而逃人之祸，自此也就渐渐停息了。
皇贵妃宠冠六宫（4）
仅仅为一个逃人法，身为大清皇帝的福临，得用亲政后整整八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目的，遑论其他那些重大的新政建设、旧制革除。他推行的汉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可想而知。福临不但没有停步，没有退却，反而越来越向汉化的方向倾斜，他自己也越来越深地沉浸在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他不仅精通汉语汉文，认真刻苦地读遍了他能得到的一切古今书籍，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方面全面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尤其喜爱与文人雅士们，包括文化素养很高的得道高僧们来往聚谈，乐此不疲。
清初诗人尤侗，号西堂，长洲人，其诗文多出新警人之思，常杂以谐谑，每篇作品一出来，立刻传诵人口。其中不少愤世嫉俗之作，甚至直攻清初三大弊政，同情广大百姓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顺治帝因非常欣赏尤侗的诗文，竟也不怪罪他对满洲统治的冒犯。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汉学士王熙在与皇上讲读书史的经筵上谈及尤侗的文章，顺治帝立刻索去阅览，亲加圈点，再三赞叹，称之为“真才子！”过些日子，又亲自摘录尤侗文集中《讨蚤檄》一文示王熙，说：“此奇文也！”就有人跟着献上尤侗的杂剧《读离骚》。福临读后更加喜爱，令梨园弟子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自比之为李白为唐玄宗所作的《清平调》。
尤侗仕途蹭蹬，顺治年间考取拔贡，官职低微。直到康熙十八年，应召博学鸿儒科。康熙帝见到他的名字，说：“此老名士也。”尤侗于是在自家堂楹上刻写了父子两代皇帝对他的评语：
真才子章皇天语
老名士圣上玉音
见者无不艳羡，他自己也深以为荣。
顺治帝尤其喜爱书法绘画。留存至今的乾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额，就是福临的手笔。他甚至书写唐诗赐给住京师善果寺的弘觉禅师木陈道：“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有行家称顺治帝的书法为清代各帝之冠，认为远远超过在全同各地处处留迹的他的曾孙乾隆皇帝。
顺治帝还善画，他的手指螺纹画“渡水牛图”意态生动，为笔墨烘染所不能到。他的山水画，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能得宋元画风，都深受后世文人称赞。福临有一次到内阁，内阁中书盛际斯慌忙回避。顺治帝把他叫住，让他跪到面前，熟视片刻，然后取笔画一个盛际斯像，面如钱币大小，却须眉毕肖。福临画罢出示诸臣，全都赞叹不已。盛际斯拜伏在地，请求皇上将画恩赐。福临笑而不许，焚烧而罢。
顺治帝曾召词臣徐元文、叶方霭等人入乾清宫。这些金榜题名的状元探花们忐忑不安地被领进金碧辉煌的大殿，却看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景象：
皇上不戴帽不穿靴，身着汉人文士常穿的单纱暑衫和禅裙，脚曳江南吴地的草鞋，受词臣们跪拜后，命他们升殿观看他福临的藏书。殿中书架数十，经史子集、稗宫小说、传奇时艺，无所不有；书架间又列长几，上面罗列着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印章画册，数不胜数；庑下珠兰、建兰、茉莉百十盆，清香扑鼻，璀璨耀眼，浓绿宜人。这分明是他们最熟悉的书斋气氛，哪里像皇帝听政之所？
顺治帝赐他们席地而坐，从容问起群臣贤否，时政得失。词臣们都聪明地以“初进小臣，不能备知”而避开回答。但说起书史古文，谈话就有兴致了，聊了很久，皇上才命词臣们出宫。
这情景、这氛围，在汉人文士眼中，哪里还像一个以骑射起家、以铁血征服天下的异族帝王？与中原士大夫有什么区别？
难怪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
直到顺治十五年（公元1685年），福临的汉化进程，福临对国家制度和朝廷政治的建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