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是我从别的男人身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甚至连敌意的奥坦斯有一次也承认道：“如果他有一天屈就与你交谈，你感到他已经是大发慈悲了；如果他再问候你身体安康，你简直就要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尽管人们对他有所了解，他却仍然具有如此魅力——“他对你具有魔力，就像鸟儿见到蛇就不能动弹了一样”。
塔列朗当外交部长时的工作习惯也是十分古雅的。他公开露面的时间是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在此期间他接待室的沙龙大门总是开启的。作为外交部长，他对战争没有多少好感，他认为战争作为解决人类分歧的手段是既幼稚又具有破坏性的。虽然他能够理解拿破仑的个性，理解他作为一个伟人对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强烈征服欲，但他对此并不赞赏。他认为用利剑来执行外交政策对法国和欧洲都没有好处，只能造成争端、仇恨、猜忌、愤怒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他和拿破仑一样藐视英国人——他不会忘记他是如何被逐出英国的——但同时他觉得对付英国人可以用更加文明有效的手段而不必大动干戈。
塔列朗从事工作似乎采用的那种缺乏效率甚至疏懒的方式，导致许多外交进程的重大延误。他时常嘱咐下属的 “谨慎小心”、“明辨是非”和“不要受外界的影响”，这些是他在外交上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一个人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是一种高尚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升华了的感觉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塔列朗的行动使他的上述表白显得言不由衷，因为尽管他主张公正无私，但他的主要兴趣常常表现在追逐金钱和权力方面，特别是当时一个高级外交官的薪水只有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1/10时。
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3）
和拿破仑不同，塔列朗不认为自己对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都要事必躬亲，他完全可以交给他的下属去办理。“我始终让别人工作而避免事事自己动手。”他承认道。可结果始终是很好的、令人满意的、可以达到他预期目标的。此外，他还受到他的下属，包括他后来的继承人若古和科兰古②的尊敬甚至赞美。
在谈判桌上，塔列朗能巧妙地运用古老的谈判技巧避免对具体问题做出官方的正式答复。“作为一名谈判者或部长……不加认真思考、随心所欲、匆匆作出确定的答复，会对他的事业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他认为不仅应尽可能避免做出过早的承诺，而且理应如此。这种办法十分简单，特别是在外交对手的压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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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得到上级的指示”、“需要和自己的政府商量”，始终是在政治事务上采取拖延的正当借口……不要对任何提议匆忙做出答复，也不要对任何申诉或突然的建议表态……必须始终留有余地，对于当天无法妥善处理的事最好留待明天，这远胜于贸然行事。
如果说多年来拿破仑发现了塔列朗对他不忠的蛛丝马迹的话，他仍然继续对他委以重任。“他的自我利益，而远不是他的性格，”拿破仑坚持道，“能确保他对我的忠实。”
而塔列朗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政治体制可以不断变化，但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有时候，一个人过于热情地效忠于某一个政治体制，可能会背叛祖国的利益，但这样做至少可以确保这种背叛仅偶有发生而已。”
后来，当拿破仑将塔列朗革职之后，便开始攻击他的人格和能力，有时是莫须有的，多半是歪曲事实的，推翻了自己原来对他的评价。“我甚至不认为……他很聪明，肯定不是特别的聪明。”有一次，当他谈到塔列朗个人生活的无序和给他造成灾难的婚姻时，这样抱怨道。可是，正是拿破仑自己应对他的婚姻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正是拿破仑逼迫他结婚的。“他的名气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优点不如说是他的运气造成的”——这正好是拿破仑终身的诋毁者用来诋毁他的军事事业的话。“他的出身和阶级注定他应该是个高尚而称职的神职人员，可是他竭尽全力地毁了自己。”尽管拿破仑有意贬低他，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偷盗的都多，但他自己的名下一个子儿也没有。”的确，塔列朗每夜通宵打牌赌博，常常输掉大笔钱财，不得不靠拿破仑的营救。拿破仑提醒大家：“我有义务用我私人的钱来帮助他，并为他偿还最新的债务。”虽然塔列朗常常挣得或“收到”巨额的可疑款项，他仍然不断地到拿破仑面前求帮他摆脱困境。拿破仑为这个放荡的外交部长花费了1，600万法郎在贝里购买了占地55；000英亩的法国最大的文艺复兴式的瓦朗斯（Valencay）庄园。
塔列朗是公认的很富有的人，他的主要财富来自他和各国外交使节或外国王公贵族谈判时，公开向他们索取贿赂或要求他们给点儿好处。但即使是塔列朗也无法与欧洲最大的强盗拿破仑相比。拿破仑从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和德意志整车整船地运回战利品，一部分是上缴国家、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的钱柜以及留给他的家人。他们购置了十几处庄园，拥有价值数百万法郎的首饰、艺术珍品和黄金白银。然而拿破仑却厚颜无耻地宣称塔列朗比他还要富有。拿破仑历来习惯于对唾弃他的人进行人身污辱。
当然，法国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的确获得了大多数不法的贿赂。其数量使整个欧洲为之瞠目结舌，但塔列朗却十分心安理得。地位越尊贵的王公贵族，搞起违法勾当来越是无法无天，塔列朗深知这一点。但并不总只有法国的“敌人”对他进行贿赂，法国人自己也干同样的勾当。例如缪拉元帅就为了确保他在意大利的利益对塔列朗施行巨额贿赂，包括他从被占国家搜刮的80万法郎的黄金。巴登侯爵给法国外交部长100万法郎；那不勒斯国王给他370万法郎以便保住他所需要的领地的封号。在法国吕内维尔的谈判中，塔列朗体面地得到了700万法郎的贿赂。黄金就像潮水一样有规律地流进了他的腰包。不幸的冯维博格亲王为了保住巴塔维亚的王位给了塔列朗500万法郎，后者收下钱后却没有兑现诺言。塔列朗从来就不保证兑现，当然也从来不退还一个子儿。德意志的亲王和莱茵地区的各国诸侯（不久后都并入“莱茵同盟国”）担心自己的前途，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竟不惜在光天化日之下将由重兵护送的满车黄金送到塔列朗的府上。德意志外交官巴龙·加格内德抱怨这位法国外交部长要用他的政治影响交换“现金”并“将自己的外交地位视为一座金矿”。他的确如此，他的职务也的确是座“金矿”。在莱茵同盟的结盟过程中，由于收到了冯雷乌斯亲王的黄金，塔列朗在条约的空白处写道：“法兰西共和国非常高兴能结识冯雷乌斯亲王殿下。”塔列朗的确有拿破仑无法相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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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4）
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是相互尊重的。塔列朗很少将个人喜怒露于言表，特别是在政治世界里，他脸上露出的也多半是轻蔑的表情。几年以后，即1805年，他变得好开玩笑时，在离开拿破仑（他要上战场）时，他说自己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拿破仑也是一样，他承认“有两个人（塔列朗和约瑟芬）是我最爱的，离开他们是最痛苦的”。这两个天才之间的爱恨情仇使许多人感到兴趣也感到困惑。
在外交事务上，拿破仑和塔列朗在政府眼前的对手问题上的看法多半是一致的，他们都能不择手段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荷兰最终遭到了塔列朗和拿破仑采取的残忍手段进行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蹂躏。但两人在外交事务上的终极目标却又大相径庭。两个人都憎恨大英帝国，但却只有塔列朗能够明智地采用让步的办法，最后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敌对关系。拿破仑始终是个不做任何妥协的军人；而塔列朗轻视军事，愿意忍让以求得欧洲的长久和平。这两个人迟早是要分道扬镳的。
自然，塔列朗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政策，特别是将法国的传统边境向外扩张。“我简单的头脑很难信服我们在莱茵河地区的所作所为能够持续多久。”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其后的欧洲征服战役之后，塔列朗对梅特涅③说。他坚持认为这是“愚蠢的步骤”， 并预言拿破仑有一天会为此付出代价。后来，当塔列朗私下和英国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秘密通信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时，塔列朗引用了柯奈④的有名台词：“‘对暴君的叛逆是高尚的行为’……我一生中的首次密谋，”塔列朗巧妙地说，“是在大多数法国人都是我的同谋的时候，是在祖国的利益需要的时候。”这当然是多年以后的后话了。尽管如此，拿破仑对于塔列朗的狡诈和隐秘、可疑的外交联系却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
很久之后，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将会出现完全失和的局面，或者应该说是拿破仑将反对塔列朗，指控他的一切，特别是在一系列战役之后，拿破仑拒绝建立持久的欧洲和平。塔列朗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要获得和平的惟一途径是“驱逐篡权的拿破仑，恢复法制原则”。结果塔列朗被紧急召到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在富歇、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德克里斯的陪同下，对塔列朗严厉指责，破口大骂道：
窃贼……懦夫，无信用的小人……你一生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你欺骗和背叛了大家……对你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你会毫不迟疑地出卖你自己的父亲！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你击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将你吊死！
连当时在场的老贵族出身、最强硬的德克里斯海军上将也被这番痛骂吓倒了。“可惜！你不认为吗，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却如此没有教养。”塔列朗虽然这样自我解嘲，但实际上，他确实感到震惊，此生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羞辱过他。但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法国最终是需要和平的，而拿破仑毕竟是靠战争起家的。
“并不是我不了解他的才能，”塔列朗解释道，“他的才能超乎所有其他人……他既有黄金般的才华也有狗屎不如的品性。”
“塔列朗在职时，我的公事进展一直很顺利，”后来拿破仑也承认道，“说到底，他是个最了解法国和欧洲的人。”
但这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后话了。在1800年的时候，拿破仑和法国的冒险故事才刚刚开始。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1）
1791年5月21日，法国历史上最残酷成性而又多才多艺的政治演员、投机取巧者约瑟夫·富歇出生在卢瓦河边南特西面不远的佩尔兰。他的家庭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富裕商人，身体虚弱的富歇没有能力继承海上漂泊的父业，他在南特接受了很好的自然科学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在这方面颇有专长。他曾经考虑过在教堂当神职人员，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他和天主教会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是选择了教授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职业罢了。
1782年，他在南特尼奥脱（Niort）的一所天主教学院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5年后，他转到朱利（Juilly）的天主教学院，一所供贵族子弟就读的学院。在学生和同事中，有不少在几年后成了富歇自己政治事业中的同仁，包括欧仁·博阿尔内①、奥热罗·波拿巴、艾蒂安·德尼、帕基埃、莫尔和阿尔诺，所有这些人都和拿破仑的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莫尔部长和司法官帕基埃。尽管富歇在该学院的时间不长，他却在那里结识了不少终生的朋友，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因为1783年他在里昂郊外将第一个热气球升空，不到10年之后，富歇就在同一个地点屠杀了大量里昂的著名人士。他在这个学术天堂的朱利天主教学院待了没有多久，就又一次转到了阿拉斯的天主教学院。
就是在这个北方的工业城市，富歇开始了政治教育并结识了当时还是个穷困潦倒的军队工程师的卡尔诺，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同样穷困潦倒的本地律师、日后鼎鼎大名的马克西姆·罗伯斯庇尔，富歇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虽然罗伯斯庇尔的妹妹拒绝了富歇的求婚，富歇这个教师仍然借钱给罗伯斯庇尔，使他能在1789年前往巴黎开始他血腥的事业。1790年10月，富歇回到南特学院，不久就被提升为校长。
此时，富歇对革命政治比对教育更感兴趣，特别是在对于他来说是个重要分水岭的1792年，当时政府关闭了他的学校和成千上万所其他学校。他当上了南特市的代表并被选进公会，宣称自己“忠于宪法”，获得了他很快就背弃的地位。同年，富歇的父亲去世。离家前往巴黎之前，富歇与南特最有影响的革命政治家科卡德（Coiquaud）的女儿结婚。这将是能够给他带来成功和快乐的联姻，富歇对自己的婚姻感到骄傲并得到了保障。33岁时，富歇开始了新的事业和新的生活，他进入了国民代表大会，发誓“维护自由、平等，为捍卫自由、平等而死”，并很快成为左派甚至是极左派的雅各宾党人，投票赞成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极刑，谴责贵族阶级和教养过他的教会。
在他参加了罗伯斯庇尔的派系后不久，富歇便被委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此时，大革命的原则在法国不少地方仍然遭到挑战。法国人民对大革命带给他们的利益还没有充分赞赏，富歇的使命是帮助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宗教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必须摧毁——要用“对理智的膜拜”取代对“基督教义”的虔信，同时要摧毁贵族、大部分的制造商、商人、地方行政长官和富有者。在大革命期间，60多万法国人民在军事行动或非军事行动中遭到屠杀，另有14万多贵族和受过教育的法国人流亡国外。留下的不幸者遭到监禁、拷打或其他形式的残忍折磨。
富歇这个时代潮流的宠儿，出身中产阶级的教师，摇身一变，下令亵渎内韦尔和穆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的神圣人员——弗朗索瓦·洛朗主教和30多名神甫被迫脱去法衣和长袍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