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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伦的收复以及新的官衔得以确认，拿破仑奉命对法国从马赛到尼斯的整个地中海海岸的防务进行视察。他特别发现由迪马比翁将军领导的意大利方面军的士气低落，毫无戒备。这必须予以纠正，他报告了里科尔特派员和奥古斯丁。但是，更重要的是巴黎对这个地区所制定的军事政策。
总部设在巴塞洛内蒂狭窄山谷里的阿尔卑斯方面军就在意大利方面军的北面驻扎着，两军对阿尔卑斯另一边的军事目标争执不下。原来的军事目标——尼斯和萨瓦公爵的领地——已经得到了巩固，只有皮埃蒙特是个例外。萨丁国王是奥地利的盟友，自然是法国的敌人。然后是热那亚共和国，必须使之保持中立。但是问题的复杂在于，不仅意大利和阿尔卑斯两军在巴黎人的权力走廊里争执不休，而且各个地区的妄自尊大的特派员也相互嫉恨。
例如，萨利切蒂和弗雷隆就是危险的一对。对马赛的保王党进行搜捕并负责砍下了其中409人的头颅之后，他们的个人胜利因为推荐拿破仑而获得土伦大捷再添一笔。但是，由于拿破仑现在在尼斯，不属他们的管辖范围，尼斯是由他们的对手里科尔和奥古斯丁管辖的，因此就使形势出现了新的紧张的气氛。萨利切蒂和弗雷隆坚持拿破仑是“他们的人”，对这个新提拔的旅长过河拆桥表示愤然。“拿破仑几乎不愿屈尊看我们一眼，他现在真是高不可攀。” 萨利切蒂对巴黎方面抱怨道。拿破仑毫不觉察一个新的、无耻的敌人正在伺机对他的傲慢和蔑视态度进行报复。
拿破仑焦虑地期待着新的军事行动，他鼓励年轻的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整顿意大利军士气。“你有责任让救国委员会了解我们这样按兵不动是不光彩的！”他劝说道，“按我的计划只需要给我12；000到15；000人马，我便能征服整个意大利。”（当然，与此同时，萨利切蒂所在的阿尔卑斯军也有其征服意大利的计划，该计划没有给意大利军留下任何施展拳脚的余地。）
1794年7月，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终于被拿破仑说服，命令拿破仑独自一人到热那亚共和国摸清该政府对法国的态度。于是，7月11日，拿破仑动身到意大利去了，对于几乎同时在巴黎发生的叛乱一无所知——这是一次对雅各宾党人及其恐怖的大屠杀、毁灭性的法令的强大反叛。这一切都是由马克西姆·罗伯斯庇尔及其国民公会授权的。该###派的领袖本身就是3个雅各宾党人，他们摆出一副寻求政治庇护的受害者的假象：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让·塔里昂、弗雷隆和巴拉斯（他们之中有两个要对普罗旺斯的一次以上的大屠杀负责）。就在拿破仑离开尼斯不久，马克西姆·罗伯斯庇尔紧急将奥古斯丁召回到巴黎，那里马克西姆急需一切可能的支持。已经为时过晚了。正当拿破仑在和热那亚人谈判并评估他们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的时候，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热月党人⑥” 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和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广场被斩首示众。国民公会的650名代表被分到13个委员会，包括弗雷隆、塔里昂和巴拉斯在内的、经过改组的国民公会解散了全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
7月29日，蒙在鼓里的拿破仑一回到尼斯即被捕，囚禁在面向宁静的昂蒂布港的卡雷要塞。实际上，他是被自己的同乡，报复心切的萨利切蒂出卖的，这位萨利切蒂宣称他获悉罗伯斯庇尔的死讯后“心中充满快乐”，而就是这个罗伯斯庇尔曾和他如此密切地工作过好几个月。他对拿破仑的告发也是一样的险恶：“这位军官在国外干什么？”他用天真无邪而又可怜无害的语气询问当局，他除了报复还有嫉妒，因为拿破仑的意大利作战计划比他的高出一筹。“他有通敌叛国和欺骗国家的巨大嫌疑。”萨利切蒂下结论道。
然而在巴黎看来，最主要的罪名是拿破仑与恐怖的奥古斯丁过从甚密。当然，还有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是个有名的狂热的雅各宾党人。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执行死刑是件很普通的事。担心自己会丧命，拿破仑的指挥官本来对这位下属到热那亚的使命是一清二楚的，此时却为了避免引火烧身立即将拿破仑从军中除名了。
第二章 听任天命（4）
拿破仑最忠实的朋友朱诺热情地劝他逃跑。“我的良心是平静的，”拿破仑告诉朱诺，“不要为我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否则只会陷我于不义。”他相信无罪的事实自能证明一切，他知道他有真正的敌人弗雷隆，但他还有更加有影响力的朋友和盟友巴拉斯。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拿破仑承认：“我有些为小罗伯斯庇尔的惨死而伤感，因为我喜欢他，我感觉到他是完全真诚的。但是……如果他当真要当独裁者，即使他是我父亲，我也会刺杀他的。”
后来，和开始一样出乎意料，拿破仑的囚禁生活结束了。迪马比翁将军经过反复思考，下令释放了拿破仑，但他不能离开本地。他拒绝马上恢复拿破仑在意大利方面军中的职务，直到他“通过他对公众利益的热情和他的个人行动表示出他值得我们信任为止”。 因为，他的前上司说：“我们相信他的军事才能还能够为我们提供服务……特别现在像他这样有能力的人尚不多见。”
事实上，拿破仑是罗伯斯庇尔倒台后遭到逮捕的74名军官之一。后来，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最初要求逮捕拿破仑的萨利切蒂，也许是经过他的好友约瑟夫·波拿巴的调解，不但撤回了所有针对拿破仑的不实指控，而且推荐他做解放科西嘉的远征军统领！不管怎样，英国人控制着地中海，法国想从海上增援是不可能的，而拿破仑则想离开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如果不能离开法国的话。于是1795年5月，他东山再起，又以旅长身份在西路军指挥炮兵部队了！
尽管恢复军内的原职并获得新的任命，使他如释重负；但拿破仑对卷入法国内战并无兴趣，因为西路军的使命是消灭法国保王党以及一切敢于反叛法国政府的人。
于是他和朱诺、军校同学马尔蒙以及他的弟弟路易一起动身去巴黎。一路上拿破仑尽可能地拖延，直到月底才到。此时发生了另一场革命（20日），雅各宾余党的暴动致使拿破仑有影响的朋友都逃离了首都。虽然拿破仑逃过了再次遭到囚禁的厄运，新政府竭尽全力激怒他，撤销了他在炮兵部队的一切职务，将他调到步兵旅，作为对他的羞辱……
起初拿破仑很生气，然后他要求休假以便“恢复健康”， 与朱诺和马尔蒙一起闲居于巴黎拉丁区一家偏僻的旅馆。拿破仑甚至想到过在奥斯曼帝国军中申请一个职务。然而，过了不久，他就在巴黎找到了一件差使，在救国委员会地形测绘局任职。同时，他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他们对这个计划发生了兴趣。
至于说到拿破仑的私人生活，仍和以前一样一筹莫展。1794年8月1日，哥哥约瑟夫与朱莉·克勒里在马赛城外的居斯村结婚，家里没有其他人参加婚礼，连当时在距离那里不远的尼斯的莱蒂齐亚和拿破仑也没有去。只有新娘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欧仁妮·德西蕾和奥诺莱出席了婚礼。
通过约瑟夫，拿破仑和这个家庭有过早期的接触，并达成了一种他将和欧仁妮·德西蕾成婚的默契。虽然有过多次幽会，克勒里一家人对于在家中再增加一个身无分文的波拿巴的前景并不是十分高兴，特别是这个不善交际的旅长。因此，拿破仑和德西蕾在走着瞧的情况下分开了。直到1795年夏天仍然没有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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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月中旬，当拿破仑接到命令组织一个8人军事使团到土耳其帮助苏丹组建帝国炮兵的时候，他的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更加恶化了。拿破仑一直希望得到比这个任命更好的差使。获悉巴拉斯将军现在仍然在领导国防事务以及过去由于缺乏“共和精神”而被解职的军官又都官复原职的消息后，拿破仑仍然保持乐观，抓住这个机会在10月3日（葡月12日）到杜伊勒里宫去求见巴拉斯。
同一天的午夜，成千上万的大多数属于工人阶级的巴黎人和保王党举着旗帜进军杜伊勒里宫。次日黎明时分，数万强壮的叛军已经就位，此时巴拉斯正在焦急地等待从郊区调来的援军。凌晨时分他召见了拿破仑，命令他调动炮兵保卫杜伊勒里宫。很明显，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拿破仑立即调遣身材魁伟、有着一头深黑卷发的27岁的骑兵军官缪拉来执行巴拉斯的命令。缪拉几乎像变魔术般地从郊区弄来了40门威力强大的火炮和弹药，拿破仑对这些兵力进行了精心部署，城边的街道上也由正规军筑起了街垒。但是，由于古老的街道过于拥塞，他将大部分重炮置于杜伊勒里宫的对面，构成了宽阔的火力网。
叛军的第一次攻击击溃了在杜伊勒里还来不及部署的部队，但是正规军团用枪械守住了阵地，到下午两点双方仍僵持不下。到了3点，叛军发动了一次更加有力的进攻，突破了防御部队，威胁着国民会议的安全。防御兵团重新控制局面之后成功地将进逼的武装部队击退。正在守候的拿破仑下达了开炮的命令，于是几十门大炮将叛军炸得血肉横飞，对付他们仅用滑膛枪是不行的。叛军一片混乱、败下阵来。清理街上14；000具尸体用了数小时，正如拿破仑在给约瑟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敌人在杜伊勒里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把他们消灭了不少。他们打死了我们30个人，另有60个人受伤……现在一切复归平静。如同以往一样，我没有伤到一根毫毛。我真是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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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听任天命（5）
战役结束，杜伊勒里宫，政府的宝座安全无恙，巴拉斯比任何时候更加安全，叛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在次日，即10月5日被消灭。
几天之后，巴拉斯和包括拿破仑在内的将领们出现在充满感激之情的国民会议面前，但是巴拉斯没有提及他们任何人的姓名。尚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拿破仑对此当然十分气恼。这时，以前的马赛特派员、同意萨利切蒂在尼斯逮捕拿破仑的弗雷隆突然登上讲坛，向成千上万的群众讲话。他不是指着面带微笑的巴拉斯而是指着拿破仑；“别忘了，公民，”他粗声粗气地说，“拿破仑将军……仅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如此巧妙地布置了炮位，其幸运的结果你们已经亲眼目睹了，所以他才是今天真正的英雄！”拿破仑惊愕得目瞪口呆——没有想到一年前要砍掉他头颅的弗雷隆，现在却非常需要他活下去，因为弗雷隆疯狂地爱上了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拿破仑”和“巴拉斯”的名字在热烈欢呼的人群中回荡。
两个星期之后，拿破仑被晋升为少将，10月25日，拿破仑接替巴拉斯内防军司令的职务。拿破仑的名字传遍了过去的王国如今的第一共和国。他去歌剧院看演出时必定会受到观众的热烈欢呼，他从此不再被人忘怀。正是在这时，他将他姓氏Buonaparte中的字母“u”去掉：Bonaparte（波拿巴）来啦。
其间，尽管拿破仑的事业有着惊人的上下沉浮，他却享受着社交生活，特别是在佩尔蒙家。他每次到他们家拜访劳拉、她的弟弟和妹妹，特别是她的母亲时，都是苍白而消瘦，马靴上沾满污泥，头上戴着一顶滑稽的圆顶帽，身披一件灰色斗篷。除了布列纳的住处外，这是他在巴黎惟一感到有家庭温暖的地方。在科西嘉，家庭比什么都重要。
在佩尔蒙先生病重弥留之际一家人离开了巴黎，葡月事件之后刚刚回来，正逢拿破仑被任命为内防军司令。当佩尔蒙一家离开巴黎时，拿破仑的前途还吉凶未卜呢。他和朱诺以及马尔蒙共同挤在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里。他出门没有钱叫马车或是骑马，由于他在法国首都大部分都未加铺砌的泥泞道路上长途跋涉，他的马靴上总是沾满泥浆。但是，根据劳拉·佩尔蒙的回忆，现在：
满是泥泞的马靴再也见不到了。除了在漂亮的马车里，别处是见不到拿破仑的；他住在非常体面的宅子里，就在卡皮西纳路（Rue des Capucines）。简而言之，他已经成了显贵要人，而这一切都像在变魔术。他每天都来看我们，和以前一样的和蔼、亲昵。有时，很少的几次，他也会带上他的好朋友朱诺或马尔蒙，有时是他的舅舅费舍——一个举止非常温和、性格十分平静的人一起来。
此时巴黎的形势十分险恶。工人没有工作，人民在挨饿。拿破仑每天都要用他的马车运来大堆的面包让佩尔蒙家分发，但是严格规定。不能说出这赠物是他送的。
佩尔蒙夫人仍然在为丧偶而伤心不已，但拿破仑通常对别人的感情并不在意。在怂恿佩尔蒙夫人为劳拉的弟弟和他的妹妹波利娜安排婚事未成之后，他又试图让劳拉和他的弟弟路易或热罗姆联姻。佩尔蒙夫人认为孩子都还年轻，双方家庭都不富有（曾经非常富有的佩尔蒙家在革命中丧失了一切）而拒绝了这些建议。
“的确，我亲爱的拿破仑，”她这样答复道，“你简直成了当今最棒的牧师。你给所有的人，甚至最年轻的人举办婚事。”她为此大笑。
拿破仑感到困窘。他承认当天清晨醒来时，有一股“婚姻的微风”吹拂着他。为了证实这一点， 他吻了吻佩尔蒙夫人的手，并建议“只要体面的礼仪允许”就由他和她成婚来实现两家联姻。佩尔蒙夫人先是一惊，后来就笑得前仰后合，连隔壁房间也能听到她的笑声。
拿破仑继续看望佩尔蒙家，客厅里的谈话有时是尴尬的。终于有一天，一场真正的风暴永远摧毁了他和这个家庭维系了多年的密切关系。
事情的起因实在非常平常，佩尔蒙夫人请求现在已经是重要人物的拿破仑为她在科西嘉堂弟的儿子狄莫在国民公会卫队谋个一官半职。拿破仑满口答应他会办理这件事。几周之后，佩尔蒙夫人问拿破仑是否考虑过她推荐的人？拿破仑回答说他已经得到陆军部长的许诺，还有一件细节要处理，他将在次日给她答复。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