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对当事者的心理造成影响，并转而影响其生理。
攻击他的人对此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男科学家”认为，病人之所以会“捏造”这些性创伤事件，主要是弗洛伊德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催眠或自由联想中，一再“暗示”或“诱导”病人说出这类的告白，病人或者怯于他的权威，或者为了迎合他，才言不由衷地说出“性的谎言”。因此，弗洛伊德不仅在愚弄病人，也在愚弄自己，所谓“潜意识”或“精神分析”，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非科学。
“女性主义者”则说，那些病人（以女病人为主）所说的性创伤事件其实都是真的，弗洛伊德后来改口说它们可能是假的，其实是为了“替男人脱罪”。因为诱惑、骚扰这些无辜女孩的都是丑陋的男人，甚至是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伪君子。为了避免“丑化”男人，所以才说那不是“真”的。
弗洛伊德的辩解及上述两种攻击论调，都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证明”病人主观陈述之真伪？或者，它们根本就是难以“证明”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我们确实难以验证病人说法的真伪。在这个档案里，好像有A医师这个“人证”，但我们又如何验证A医师的“回溯性记忆”有无虚假、扭曲的成分？面对一桩变态心理档案，就像面对一个棘手的案件，在证据不足，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自由心证”。但医师不是“法官”，他要做的也不是“法官”该做的事；而对于你我来说，当然更非如此。对于这样的档案，甚至说这样的“故事”，我们要付出的并非“科学的质疑”，而是“同情的了解”。当弗洛伊德将精神医学带离唯物的医学模式时，就已预示了这种后果，但也使我们更接近活生生的人生——“半是真实半是诗”的尘世。
在芸芸众生中，这“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事。天下事无奇不有，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凿”的事实？
被爱灌溉的仇恨（1）
“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一位39岁的中年男子，因某次意外事件而使背部受伤，产生严重的下背痛。他虽然强自忍耐，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住院寻求进一步的治疗，经过详细的检查，医师诊断为第四与第五腰椎间盘突出，于是为他施行了椎间盘手术。
手术完后一段时间，病人背部仍有中等程度的疼痛，医师再度检查，诊断为“脊髓蜘蛛膜炎”，显然是一种手术的并发症。医师建议他再进行另一次手术，但病人拒绝了，而且毅然出院。这种并发症虽然痛苦，但他仍忍痛而如常地工作和从事各种活动。
关心他的家人一直认为他的病还没好，而要他再接受治疗。在家人软硬兼施地一再催逼下，他终于又住院，也同意进行另一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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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手术后，情况却反而变得更严重，他竟卧床不起，丧失了行动能力，不过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整个脊柱和颈部肌肉都变得无力，不仅无法走路，甚至连坐都没有办法。
“越帮越忙”的医师很谨慎地再为他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结果却找不出任何生理病因。医师怀疑他的“丧失行动能力”可能有潜在的心理因素，于是用药物对他进行催眠，结果发现他隐藏了以下的心事：
原来病人极度反对进行第二次手术，对家人不断地唠叨、催逼，他在内心深处深感愤懑；但他也晓得自己最后终须屈服，只能咽下他的愤懑接受手术。在催眠状态中，他激动地说：“所以我决定，如果我必须切断喉咙，我就会切断喉咙——现在我就是如此。但我的家人也必须为此而得到某种教训。”
他的家人果然得到了“教训”——他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但却已形同废人。
病人在催眠前及催眠后的意识状态中，完全看不出他对家人有什么不满或愤怒，他的愤懑是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但这种潜意识里的愤懑却转化为肌肉无力，让他的家人“伤心”，成为他向家人报复的手段。
解析：
弗洛伊德的“性源说”显然无法解释所有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而弗氏后来也不再作这种坚持。与性欲同属生物本能的攻击欲，在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成因中亦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上一章所述案例里，当那位女歌唱家受到坏姨父的无理责骂时，她喉咙的窄缩感可以说就是强忍攻击欲的结果。本案例中的这位中年男子，也是在潜意识里积压了不少对家人的愤怒（攻击欲），就是这种无处发泄的攻击欲转化成肌肉无力的身体症状。
从这个案例也可看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症状通常有某种“意义性”（meaning），有时候是在“象征”患者的心理冲突（如前述几个个案），有时候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个病人在手术后“丧失行动能力”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他的家人伤心、后悔，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消极攻击性”（passive aggression）表现。
强行咽下攻击欲，固然可能产生身体症状，但如果肆无忌惮地发泄愤怒，而对方却是自己在道德意识上觉得不应该施以攻击的人，结果还是可能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女士在盛怒之下对父亲作身体攻击，结果右手及右手臂即突然产生剧烈震颤与局部麻痹的症状，因为在事发当时，她用右手撕破了父亲的衬衫。右手的麻痹显然是一种象征含意的症状，由罪恶感及自我惩罚的愿望转化而来，为的是防止她再度发生被禁止的敌意行为。
有时候，当事者只有攻击的意图而未真正付诸行动，也可能因此而产生转化型症状。譬如，有一位不幸的男士，妻子红杏出墙，跟姘夫私奔了，而他也屋漏偏逢连夜雨，双腿竟跟着麻痹，寸步难行。在接受治疗后，医师才发现原来当他获知妻子与人私奔时，一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心里曾兴起强烈的杀机，想要去追杀他们，手刃奸夫淫妇。这个念头后来虽然被“咽”了下去，但却使他产生了双腿麻痹的症状，它似乎是来自想阻止他将复仇愿望付诸行动（血腥报复）的心理自卫结构。
这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固然与当事者的道德观念、应对问题的方式，甚至体质有关，但主要还是遭遇了让他陷入不幸的生命困境，在这样的生命困境中，他不管是潜抑或发泄，都会产生后续效应，只是效应的指向不同而已。
有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说：一个理发匠替长了一对驴耳朵的国王理发，事后虽逃过被国王杀之灭口的劫难，但他实在“憋不住”他所目睹的那个大秘密，后来，他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话“发泄”到洞里，并用土掩埋。虽然他郁积的情绪得到了解消，但问题并未真正消失，只是“转化”成另一个问题而已。因为那堆土里长出了竹子，有人砍下竹子做成笛子，结果笛子吹出来的还是“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的曲子。
童话故事通常是浅显而含意深远的。如果理发匠不看到国王的驴耳朵，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既然看到了，则不管他怎么“处理”、“应对”，问题都不会消失，只是“转到别的地方去”而已。对于心理变态及心理治疗，我们似乎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认识。
被爱灌溉的仇恨（2）
问题是，天下总有长着驴耳朵而又必须理发的国王，也总会有人要去遇到他，这就是生命的困境。
被坚强摧毁的西点军校学生（1）
重返校园的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和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结果不到两个礼拜……
一个身强力壮而且满怀雄心壮志的有为青年T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最后却又因一种离奇的症状而不得不中途退学。
军校讲究的是“磨炼”，在西点军校初期的训练中，新生在身心两方面均需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与考验，而“荣誉”则被视为第二生命。T君入学不久，即膺选为足球队队员，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足球练习赛中，他因动作过猛而致肩膀脱臼，必须住院动手术。
开刀后复原的情况良好，经过彻底的身体检查后，他又回到校园。但在返校后，他的“地位”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失去了作为一名足球队队员的荣誉与特权，成了名副其实的菜鸟、大头兵。
结果不到两个礼拜，他在出操时，又因急性眩晕及短暂的意识丧失而住院。但住院后的身体检查却找不出他有什么生理上的异常。住院后不久，他又出现了立行不能（astasia abasia）的症状，在站着的时候，躯干抽搐，如喝醉酒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行走了；不过在坐着或躺卧时，其肌肉的协调及紧张度却又都恢复正常。
随着住院时间的拉长，他的症状不仅未见好转，而且慢慢恶化。当偶尔出现某些改善的迹象时，医师若向他提出“现在好一点了，可以回学校了”的建议，他的症状马上又严重起来。
医师认为他的这些症状显然跟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就为他作心理咨询。心理评估显示，他对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西点军校有矛盾的情感。在性格上，T君有着情绪不稳、易冲动、神经质的特征，他一方面亟想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但一方面又无法忍受挫折，也难以接受权威，和同学的人际关系也不太好。
心理评估的结论是：“其转化型症状的出现，大部分是出于想反抗权威与逃避西点军校正常要求的一种策略，并因这种反抗与逃避所获得的附带收获而使症状持续存在。”
在住院六十天后，他终于因病假超过期限而“被迫”离开西点军校，回家休养。
但回家不到一个礼拜，他的上述症状就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不久，他找到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对这份工作似乎也还算满意。在六个月的追踪治疗里，他都没有再出现任何症状。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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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的病例。前述的心理评估，已将他的病因说得很清楚。
传统的精神分析认为，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主要是来自性与攻击本能的潜抑或压抑，这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生态而言，也许有相当的真实性。但现在我们知道，心理创伤的种类非常多样，任何能为当事者带来心理冲突或威胁的事件与情境都有可能是一种“创伤”，而表现出转化的身体症状来；而且，将它“说”出来，也不见得就能使症状消失，当具威胁的情境还存在时，如何摆脱它才是患者的“最爱”，此时，“症状”常成为患者摆脱困境的一种心理策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战场上的士兵突然出现双腿麻痹、驼背或失明等症状，不仅无法上战场，更成为一种累赘，结果就理所当然地被送到野战医院或后方疗养，但检查却又都找不到生理上的病变，而且也不像是在“装病”。其主要病因其实就是当事者想逃避战场上的威胁，他不想再留在危险的战场上，但如果说自己“怕得要命”又有损自尊，于是在奇妙的心理防卫机制作用下，这种冲突和威胁遂转化（不是伪装）成身体的症状，一方面可以让他逃避命丧沙场的危险，一方面又可以免除被视为懦夫的羞耻。
这样的症状通常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以使他无法上战场为“目的”的。譬如有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飞行员的歇斯底里症状，发现负责日间飞行勤务的飞行员较常出现“心因性日盲症”，而担任夜间飞行勤务的则较易产生“心因性夜盲症”。
这种有选择性、以逃避不快情境为目的的症状，亦可见于一般的歇斯底里患者，譬如一个讨厌学校课业的学生，右手无法握笔书写，但却又可用这只看似麻痹的手弹钢琴。本档案中的这位西点军校学生，坐着及躺卧时，肌肉的运动协调都正常，但一站起来就“寸步难行”，其“目的”显然是不想再回校操练，而且可能还象征他的进入军校是“错误的人生步伐”，他已无法“再走下去了”。
在第二次住院时，T君症状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心理评估说这是症状使他获得“附带收获”（secondary gain）所致。所谓“附带收获”是指症状为病人所带来的“利益”，最常见的利益是他生病了，既可以免除他在健康时期所必须承担的职责，同时大家的关心、同情、帮助等，也都一下子集中在了他身上，这些“附带收获”刚好可以满足某些病人的依赖需求，也因此而强化了歇斯底里症状的持续性。
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患者原先的心理冲突与后来的利益动机是互为表里的，但原先的心理冲突有时难以发现，倒是后来的利益动机常明显可见，因此，我们常可由后者而推想出前者。譬如，每当T君症状稍见好转，而医师建议他“可以回校”时，症状即立刻又恶化，从这点我们不难推想出，他的症状其实是为了在不失自尊的情况下离开西点军校。后来的发展果然就是如此，在他“被迫”退学后，所有的症状就在一个礼拜内全部消失。
被坚强摧毁的西点军校学生（2）
在医院里，常可见一些因公受伤、车祸或工业伤害而住院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在经过适当的医疗后，却未如医师判断地迅速复原，反而在期待“赔偿”的心理下，加重或延长原有的症状，甚至出现新的症状。但当病人获得他认为合理的赔偿后，那些看似顽固的症状即能迅速消失，这也是“附带收获”的一种显例。
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女人病”，不少人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但从前述几个案例的介绍可知，这种精神官能症男女都有，只是女人较为常见而已，国内的统计资料显示，男女患者的比例约为一比二。有很多人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歇斯底里症似乎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弗洛伊德的时代——要来得少，这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