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未能把俄国人赶出东普鲁士。
1944年12月底，中央集团军群在580公里正面上展开了35个步兵师又1个旅、5个装甲师、3个装甲步兵师。装备有1563辆战车、8200门火炮。集团军群的正规军总兵力达58万人，另有20万被称为国民突击队的德国民兵。与1941年10月的鼎盛时期相比，现在中央集团军群的正规军兵力连当年的三分之一都没有。
1945年1月13日，红军开始了东普鲁士战役。德军虽然顽强抵抗，还是在红军的强大压力下步步后退。1月25日，中央集团军群被改称为北方集团军群（此时，原来的北方集团军群已经被围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尔兰半岛，于同一天改称为“库尔兰”集团军群）。德国人在东普鲁士的地盘越来越小，兵力也越来越少。到德国最终投降时，这里的德军只剩10万人。脱离中央集团军群的老牌部队第9集团军，在1945年初的维斯瓦河攻势中再度遭受毁灭性打击，重建后被用以直接防守德国首都柏林的前线地带，最终在柏林战役中被歼灭。至此，人类历史上最大战役集群烟消云散。
沈从文后半生 一个人的突围
作者：黄薇 字数：7064
“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地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这段不乏童趣的对话，发生在1948年夏天，沈从文与11岁的小儿子沈虎雏之间。作家46岁，正当壮年，他在年轻时就曾有过“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的文学野心，也已是名噪一时的京派代表作家。但仅仅一年后情势急转，自杀被救回的沈从文几乎封笔，后半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一头扎进古代文物研究达30多年。
很多人对此感慨不已，疑惑或同情，但在评论家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改行既是时代压力所迫，也是内在的主动选择。2002年底，32卷本的《沈从文全集》出版，其中400万字在作者生前未曾刊发，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9卷书信中8卷写于1949年之后，“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文学作品的总量”。此前流传的数种沈从文传记多侧重传主前半生，对沈从文有近30年阅读史的张新颖，希望借助新材料还原一个完整的沈从文后半生。
张新颖撰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十六年磨一剑”，甫一出版就为文化界瞩目。整本书表达隐忍克制，大量直接引文，远离文坛恩怨，他说自己更想写出一个温和宽厚的生命中往往被忽略的极端强韧，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洪流中的绝境突围。
“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沈从文一向自称“乡下人”，游离于政治党派，主张文学独立于政治，他曾把内战称作“民族自杀的悲剧”。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抢运学人赴台，沈从文拒绝了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劝说，但他已然感到时代巨变下的惶惑。
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写道：“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被迫搁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必然结果”。
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直指沈从文文学上是“桃红色文学”的代表，政治上“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待到1949年1月上旬，沈从文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将此文转抄贴上壁报，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种集体行为，远胜当初郭文对他的打击，沈从文感到自己将遭政治清算。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1月中旬即发展成“精神失常”。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中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来访亲戚发现，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后转入精神病院。
死而后生，遇救后的沈从文平静了下来，自言“从悲剧转入谧静”。他渐能理性地谈论自己的疯狂，“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
出院后沈从文甚至写信给黄永玉，劝他北上：“如果在香港无什么必要，照我看北来学习为合理。这要下决心，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他还说自己“经过几个月的检讨反省”，悟到“二十年用笔离群，实多错误处”，他的选择是：“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和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不合时宜的“杂货铺”
北大已无沈从文的位置，1949年8月，他的人事关系转到了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不少人诧异，一位作家对古代文物的专业知识积累竟如此深厚，实则渊源已久。
沈从文小学毕业，即在军队当兵，早年纯靠自学，后成为教授、作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他从小爱好音乐与美术，无从受到专业训练，却有着自发的追求与理解。读书也十分驳杂，遍涉各家，“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
十几岁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可领3块钱的补贴，随身的包袱里却揣着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2块钱的《兰亭序》，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后他为“湘西王”陈渠珍作书记，日常事务中一项便是整理保管古书字画、青铜器等，无事可做时就取出一件件鉴赏。他自己说，“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沈从文书法功底深厚，善书章草，20世纪20年代末，他给一位熟人写了个章草长条贴在壁间，刘半农得见，认定为明朝人所书。
沈从文搞文物研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一度也包括家人。在学术上，他同样承受着来自同行的压力。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叫作“杂文物”，多关注纺织物、马鞍、扇子、酒杯等日常用品，“杂得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些“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业内人士的传统眼光来看，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都大可怀疑。汪曾祺很理解他，称其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1953年，历史博物馆曾在午门两廊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比如他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兵事学著作，花4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的宋代暗花绫子等。主办者还让“当事人”陪同来京开会的博物馆同行们参观，“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沈从文不以为意，领着他们参观讨论。
历博的几届领导，都不大重视沈从文，有副馆长说他：“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文物局长王冶秋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沈从文在历博没有一间办公室，“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他也发过牢骚，甚至感叹“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但抱怨完了，继续干实事，张新颖说这正是沈从文可贵的一面。他一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沈从文常自愿充当展览的解说员，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汪曾祺亲见他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1953年，军人王第一次到北京，一个人去看历博逛展览。一个穿白衬衫五十来岁的人跟着他边看边讲，讲唐宋的铜镜，一个柜子就讲了两三个小时。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我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地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直到要离开北京了，他终于忍不住请教老先生的名字，“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王后来成为考古专家，也是沈从文编撰中国服饰史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的义务工作员。1957年他到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学生去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他也给中央美院讲课，分文不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每次租黄包车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来上课，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他反感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周汝昌回忆，1955年注《红楼梦》，当时社会正是对“烦琐考证”批判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而沈从文对启功“下笔极度谨慎”、竭力避免落实详解实物的注释不满，自己写了近五百条送来，“启功先生一见，吓坏了！”最后的结果是“一字不敢采”。凡此种种，可见沈从文之“不合时宜”。
放弃亦是不妥协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他的作品已陈旧过时，所以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同时台湾也查禁了他的作品，沈从文的名字一时在文学史著作中几近消失。
但他对文学怎能忘情，创作欲望也并非完全寂灭，后半生还是零星写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向大哥感慨：“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沈从文曾构思写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在他脑海里久久盘踞的故事：1936年，夫人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被国民党杀害，想以其为原型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创作假，但这部长篇最终还是没能写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张兆和谈及原因：“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沈从文想在起伏不定的政治形势下保持自己的创作特色与理念，而坚决不肯尝试《红旗谱》一类“成功”小说的手法。张新颖说他“也只能失败”。
1957年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蛮有意思。”昔日老友如丁玲、茅盾等人，也一度是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1958年气氛松动，周扬请沈从文当北京文联主席，被他婉言回绝。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自甘寂寞，从不妥协，似乎能印证钱锺书的一句评价：“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有人用“道家式的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几次在运动中逃过一劫，但张新颖不太赞同。在他看来，有偶然的因素，比如黄永玉写过“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请北京知名人士“向党提意见”，恰好著名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沈从文相邻，据说他发火了，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拒绝签名。后来却得以避过风头。但根本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
他的写作精力，投入到寄托一生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上。1963年冬，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会谈时说，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情况不符；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于是沈从文一直默默致力的研究得到大力支持，进展格外迅速。到1964年夏，样稿已基本完成。这本中国服饰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三四千年间各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正待出版付印，一股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新风潮又让一切停摆了。
很快“文革”袭来，还惦记着修订书稿的沈从文，大概没想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真正问世要等到17年后了。
“好急人”是工作常态
“文革”期间，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首当其冲写大字报“揭发”他的竟是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让他“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尔后他被定性为“反共老手”，先后8次被抄家，住房被占，分配的工作是打扫历博的女厕所，他苦笑道：“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1951年被执行枪决。他的命运是沈从文不声不吭握住的“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沈从文将弟弟的女儿沈朝慧接到北京收养，“文革”时被注销了户口，辗转在亲戚间流徙。他痛心不已，毫无办法，病急乱投医，给江青写了封信，希望能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向他请教过写作，也旁听过他的课。但没得到任何回复。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到咸宁的“五七干校”。张兆和已去了几月了。临走前，二姐张允和来看他，抄家退回的资料乱堆到无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