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那天（10月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显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
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0月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事件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作为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据《叶剑英传》，会议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举行，从10月6日晚十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会后由汪东兴逐一作了通报。吴德口述谈到了会上的一个细节：纪登奎提出文件应否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认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吴德还说，会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华国锋对友人回忆，会上他首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叶则说自己已经七十九岁，华比自己小二十岁（此说有误。叶剑英1897年生，华国锋1921年生，两人相差24岁——笔者注），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当年富力强，应该担起这个重任。叶提议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点情况，但都很简单。
比较详尽的记述，是2005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对周启才的访谈。周后来又整理成文章发表。据周回忆，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汪东兴指示他组织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会议。所以，周对会议的经过包括会场的布置、到会的情形、华叶的讲话，都有细腻的叙述。据周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随后讲话，主要是通报抓捕“四人帮”的情况，推举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周印证了华的记忆，会上华确实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的意见，推选了华。最近发表的武健华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绍这次会议，特别是较多引述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武本人没有旁听会议，但他说明：所述情况是根据李鑫和周启才的记录得知的。（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这个细节表明，当天政治局紧急会议是有记录的。
据周启才回忆，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整个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健在的人除周启才外，还有三位：汪东兴、倪志褔、吴桂贤。倘若他们能有回忆或口述，想必会补充更多史实。如前所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有记录的。笔者猜想，关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对于进一步厘清事实无疑将有更大助益。
（首发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苏格兰&英格兰 难抵三百年之痒，分家或可成真？
作者：孙骁骥 字数：4826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即将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联邦独立。我第一次亲耳从英国人嘴里听到“脱英独立”这个说法，算算距今也有六七年了，当时觉得这个事情还很遥远，不曾想到“时光如梭”的谶语。这个看似遥远的“大限”今天是实实在在到来了，而我也早已离开了那座偏远的小岛。
多年前，我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最著名的布坎南商业街的一家当地咖啡馆，喝着本地气息浓烈的咖啡，用苏格兰地区的英镑付款，同时，手里在读一本关于凯尔特人历史的通俗读物，那也是我第一次细读关于高地人民的英语著作。书是我的一位在格拉斯哥的同学推荐的。在我看来，他对于自己苏格兰的身份认同有时过于强烈了，在高大强壮的山区人民眼里，南部的英格兰人总是有或这或那的毛病，例如不够豪爽、算计太多、懦弱、身板也不行，总之是有地域上造成的不少缺点。“可是”，我对他说，“戈登·布朗是个好首相”。“但他是苏格兰人。”他马上回答。
无论从纸页泛黄的历史书还是现实的观察和谈话里，我都能清晰地感到“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不单是货币、方言、政治、口音、习俗。当你驱车取道约克郡，北上到老矿区纽卡斯尔，继续沿着公路前行，数小时后你会感到地形和整个环境的气氛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你开始进入不时可见奇峰异石的山地，这里是凯尔特人的聚居区。
一个民风彪悍的民族
就像那本历史书为我提示的，凯尔特人民风彪悍，这种彪悍几乎贯穿了他们从古至今的历史。从索尔伟湾至纽卡斯尔附近泰恩河口的“哈德良长城”便是古欧洲社会为凯尔特人树立的一座巨型纪念碑。公元1世纪，古罗马军队入侵不列颠，占领现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但部队打到北边，遭遇了装备挺差但斗志挺旺的苏格兰人，罗马人占不到多少便宜，部队难以挺进。于是，哈德良皇帝决定修一座绵长的防卫工事，抵挡北方的苏格兰军队。这便是哈德良古长城。
哈德良古长城抵御的对象，现在早已经没有了踪迹。欧洲，早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凯尔特单一民族，有的只是作为古凯尔特人后裔的、依然操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诸种方言的若干个新型民族，譬如爱尔兰人、盖尔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等。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居住在苏格兰的境内，与南部的盎格鲁民族两相对峙，时而合作，时而又争斗，历史上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苏格兰王国最早出现在公元843年左右，接下来的时间里，它与英格兰一直纠纷不断。1284年，野心勃勃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从那时起，英王嗣君开始循例敕封为威尔士亲王。1292年，约翰·巴里奥继承苏格兰王位，是为约翰一世。约翰一世软弱无能，让苏格兰的独立面临着严重威胁，于是苏格兰国内的贵族们架空约翰一世的权力，同时积极向外寻找盟友。
电影《勇敢的心》，相信不少人还记忆犹新。其中梅尔·吉布森扮演的苏格兰独立领袖威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