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
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
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
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 １４ 至 １７ 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
统治中看得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
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
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
方邻居满族在 １７ 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
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
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土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
人；在 １５ 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
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定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
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 １５ 世纪头 ２５ 年曾一再出
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军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
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 １４４９
年和 １５５０ 年一再侵入中国，给中国造成惨重的伤害，并且接二连三地进行袭
击。到了 １５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国开始用设有塔楼和堡垒的长垣把这些设防的
长垣连接了起来。传奇中的万里长城——更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长垣——终于
成形了。在明王朝的后来年代里，筑墙和沿长城防区的驻兵便是明政府首要
关注之事。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气来的负担。
边界问题可以成为产生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的源泉。亚洲内陆这条边
界早在汉唐时代就已成为这样的源泉，而在明代，其后果似乎完全是消极性
的。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
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最初是葡萄牙人的船只航
行到中国，他们是 １５１７ 年从果阿和马六甲航行到珠江口的广州），都是如此，
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１５ 世纪之初，明代中国派出了在当时世界史上空
前庞大和航程最远的舰队；他们曾远航至波斯湾和非洲海岸。不管那些活动
有些什么美好的前景，它却一去而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明政府一
心一意扑在了万里长城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地方，也无心再从正面考虑任何
其他的机会。
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
方面进行扩张，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另外一种趋势，即私人业主不顾政府禁
止而越来越富想像力地和大胆地进行海上商业：他们沿着中国东海岸，特别
是从长江三角洲到广州一带经商。如果他们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像 １５
和 １６ 世纪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甚至在没有国
家赞助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也
大都从明代起即在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了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所
见到的那种无限充沛的精力、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的冒险气魄和在社会
内部颇具创造力的领袖才能都同明王朝在北方防御中的筑垒固守和经营的受
挫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另外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人口在南方
和西南边疆省份的扩张，是非汉族人民被排挤或被吸收，是中国的行政向今
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界的扩展。明初诸帝把全部国家军事资源用在这方
面；云南第一次被征服和吞并（虽然忽必烈汗在 １３ 世纪 ５０ 年代曾征服这个
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势力稍弱的蒙古行政）而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贵州
被改为行省；安南在 １５ 世纪 ２０ 年代被击败，但未能成功地被吞并。对整个
西南诸民族的“绥靖”也是本卷各章反复出现的主题。可是，最后国家所起
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扩张性了。文化的同化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进一步
同化的推动力是来自贸易和开矿，以及汉族人口日益增长地深入到这个地区
的一些富庶河谷中的结果。
与南方和西南国势增强形成有趣的相对应的情况，是北方——特别是在
西北——防区的收缩和衰弱。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整个边境线的勉强维持生计
的农业产量降低，但社会因素也起了作用。在整个明朝后半期，对于这个地
区围攻的心理已因防守地带的建立而被破坏无遗。贸易减少了。由于这个地
区经济的衰退和军事形势的限制，货物和人口的流动减少了。文官政府经常
关心的事情如果和军务相比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最后，国家的政策是对它的
戍军减发饷银或者甚至抛弃他们（特别是对训练不足者和年老体弱者更其如
此），这就使这些兵卒沦为盗匪。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便
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
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
的流动股匪而使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
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
开了北京的大门。它在 １６４４ 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
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细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 １３６８ 年和 １６４４ 年之间有 １６ 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
直到 １６６２ 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
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
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的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
些皇帝本人以外（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
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
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
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
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
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
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 ２０ 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
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
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 １２ 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
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
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范围内是多么重要。本书作者和编
者在编写这一卷时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推进之功；而且
更加相信，明史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地大大超过本书的成果。我确信，这些作
者中的许多人将有助于使本书及早地退出现役，因为他们为了取代本书，还
在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现今取得的成就致意，并预期他们的成果早日问世，
后来居上。
姓名
年号
明王朝诸帝
庙号
朱元璋 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朱允炆 建文（１３９９—１４０２）
太祖
惠帝，惠宗
朱棣
永乐（１４０３—１４２４）
太宗，成祖
朱高炽 洪熙（１４２５）
朱瞻基 宣德（１４２６—１４３５）
朱祁镇 正统（１４３６—１４４９）
朱祁钰 景泰（１４５０—１４５６）
朱祁镇 天顺（１４５６—１４６４）
朱见深 成化（１４６５—１４８７）
朱祐樘 弘治（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朱厚照 正德（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朱厚熜 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朱载垕 隆庆（１５６７—１５７２）
朱翊钧 万历（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朱常洛 泰昌（１６２０）
朱由校 天启（１６２１—１６２７）
朱由检 崇祯（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南明
仁宗
宣宗
英宗
代宗，景帝
英宗
宪宗
孝宗
武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懿宗，思宗，怀宗，庄烈帝
朱由崧 弘光（１６４４．６—１６４５．６） 安宗
朱聿键 隆武（１６４５．８—１６４６．１０） 绍宗
朱常淓 潞简王监国（１６４５．６）
朱由榔 永历（１６４６．１２—１６６２．１）
朱聿■ 绍武（１６４６．１２）
朱以海 鲁监国（１６４５．８—１６５３）
Ⅰ
长度
明代度量衡制
１ 尺 ＝１０ 寸
＝１２．３ 英寸（近似值）
Ⅱ
１ 步（双步伐）
１ 丈
１ 里
重量 １ 两
１ 斤
＝５ 尺
＝１０ 尺
＝１／３ 英里
＝１．３ 盎司
＝１６ 两
＝１．３ 磅（近似值）
Ⅲ
容积
１ 升
１ 斗
＝０．９９ 夸脱（近似值）
＝１０ 升
Ⅳ
面积
１ 石／担＊ ＝１０ 斗
＝９９ 夸脱
＝３．１ 蒲式耳
１ 亩 ＝０．１４ 英亩
１ 顷 ＝１００ 亩
注：本书各章有时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标准
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的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
数据。
＊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 １００ 斤的重量单位。
总编辑序
２０ 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
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并从 ７０ 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
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
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
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
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
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
要 １０ 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
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
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
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
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
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
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
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１９０２ 至 １９１２ 年间以 １６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
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
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
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
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１９６６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
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６ 卷。从那时起，公认
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