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 １４２９ 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
１５０ 两黄金和 ７００ 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
——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
誉的称号。①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 83—85
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50 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 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 年），
第 206—22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 23—31 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 年），第 15—31 页。
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
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 １４０３ 年送去 １０００ 多匹马，１４０４ 年送去 １
万头牛，１４０７ 年送去 ３０００ 匹马，以及 １４１０ 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
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 １４０３、１４０６、１４０７ 和 １４１１ 年，永
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
张。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１４０８ 年，
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 ３００ 名处
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 １４１０ 年）。她成了永乐帝
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１４０９ 年再次向朝鲜
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
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
求。①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 １３８０ 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
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 １３９９ 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
义满（１３５８—１４０８ 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
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１３９９ 年，他
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
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 １４０３ 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
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
的第一个外国使团。①
永乐帝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
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
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１４０３ 年 ９ 月，朝廷向
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死于 １４０９ 年）
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
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
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 ２００ 人，不
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
易中被忽视了。
在 １４０４ 至 １４１０ 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
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
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 １４０８ 年去世时，明帝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
盗。但在 １４１１ 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
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
① 见 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 209—215 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 17—25 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
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 15 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 年；《四部
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 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
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 年秋季号），第 49—59 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 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
（纽约，1934 年；1970 年再版）。
１４１７ 年 １１ 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中国皇帝又试图与义
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
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
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东南亚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
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
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
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
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
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②
１４０２ 至 １４２４ 年期间，明朝廷派了 ６２ 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 ９５
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 １４０６ 至
１４２７ 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
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①皇帝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
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
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皇帝
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 １４０５ 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
次是在 １４０８ 年为浡泥王写的。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证明皇帝在这些国
家的影响及与其统治者的特殊关系。①外国统治者则回派正规的纳贡使团来
华，并随带诸如贵金属、香料、异国动物等土产；支付这些物品的代价都很
高。②
可以从占城、暹罗、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较重要和持久
的各种关系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时期，中国公开宣称与占城有一种特殊的关
系，因为它们在安南互有牵连。但在 １４１４ 年以后，当中国人拒绝归还安南夺
取的占城领土时，关系转向紧张。占城人经常攻击派往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
和骚扰在安南的中国人，可是一直没有脱离正规的纳贡制度。暹罗是东南亚
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的最老的朝贡国之一。中国的兴趣在于限制暹罗去
侵犯马六甲，而暹罗的朝廷则注意到中国的压力，因为它几乎每年派纳贡使
团到中国而从中得益。
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香料贸易路线上。永乐帝在 １４０３ 年
１０ 月派一个使团到那里去建立关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个马六甲王
率领他们的国家代表团到中国，使永乐帝大为高兴。在与爪洼的关系方面，
永乐帝设法阻止它向马六甲内部扩张，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畅
通。可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东爪洼王与西爪洼王之间的战争。在 １４０８
② 关于这些朝贡使团的一份名单，见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435＇，第 221—222 页，和罗塞比：《两
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附录，第 29—34 页。
① 可扼要参阅黎吉生：《西藏简史》＇429＇（纽约，1962 年），第 33—41 页；约瑟夫？科尔马斯：《西藏
和中华帝国：1912 年满族王朝灭亡前中藏关系概述》＇289＇（堪培拉，1967 年），第 18—30 页；石泰安《西
藏的文明》＇478＇（斯坦福，1972 年），第 77—79 页。
① 关于这类接触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罗香林编：《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356＇（香港，1981 年），第 5 — 8、
19—22、23—43 页。
② 见哈立麻传，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81—482 页。
至 １４０９ 年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当他手下的 １７０ 人登上了他的对手西爪王声
称拥有的海岸时，他们被后者所杀，从而迫使郑和进行军事干涉。中国人接
受了赔偿和道歉，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人利用连续的几次航行，把爪
洼置于监视之下。浡泥在当时相对地说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访问永乐朝廷
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而给了皇帝强烈的印象。它被给予比凭借它的国土面积
和力量应得的更大方的待遇。①
永乐帝在他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灵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种方式
去达到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商业的目的。外国的反应取决于以下的几种
情况：明朝外交主动行动的性质；它们与明朝的权力中心的距离；它们对安
全和贸易机会的关心。从 １４０５ 至 １４２１ 年的十多年中郑和巨大舰队的威严的
阵容，在整个这一区域中扩大了强大的中国的形象，并给贸易和外交带来了
持久的影响。但事实也很清楚，随着 １４１３ 年以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外交活动
的放松，当朝廷的力量专注于北方的事务时，这些国家能够在纳贡制度建立
的规定的宗主－属国关系中便宜行事。
永乐帝的遗产
１４２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皇帝当他最后一次征讨蒙古返回时，在多伦以外的
榆木川去世，终年 ６４ 岁。他去世的确切情况正史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他
病故。私人的和外国的记载说皇帝在他晚年时已经得过几次中风，并死于此
症。一个学者提出，皇帝自 １４１７ 年以来已部分瘫痪，他偶尔不能临朝，有时
长达一个多月。他瘫痪的性质不详，但要减轻病症，皇帝习惯性地服用麝香
或樟脑制成的刺激性药剂，以及他的几个随从处方的道教的丹药。这种丹药
能暂时地减轻他的瘫痪程度，但证明对身体有害，并会上瘾；它会导致间竭
性地大发脾气。①
当皇帝惩处几名劝阻他征讨蒙古和迁都北京的官员时，他可能已在受这
种丹药的影响。丹药的作用是积累性的；皇帝可能中化学毒性已有好几年了，
因为丹药还含砷、铅和其他金属。因此，当他筋疲力尽地穿过严酷的蒙古平
原而又得了一次中风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所以他的死亡是意料之中
的事。
皇帝的尸体立刻装进灵柩运回北京，准备安葬。他的长子朱高炽随后登
基成为洪熙帝。尊奉永乐帝的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宗。他的陵墓称长陵，
建造得极为豪华宏伟，以证明他的丰功伟绩。②１５３８ 年 １０ 月，嘉靖帝把永乐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308—1309 页宗喀巴的传记。
① 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是司律思的《（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 年）在中国的蒙古人》
＇457＇（布鲁塞尔，1959 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 年》＇458＇（布
鲁塞尔，1967 年）；《（明代的中蒙关系，Ⅲ）贸易关系：马市，1400—1600 年》＇459＇（布鲁塞尔，1975
年）。关于更简明的论述，见同一作者的《明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载《中亚评论》，11，1（1966
年 3 月），第 1—83 页；《明代的中蒙贸易》＇460＇，载《亚洲史杂志》，9，1（1975 年），第 34—56 页。
它们广泛地取材于《太宗实录》＇380＇的摘要，这些材料收于羽田亨筹编：《明实录抄：蒙古编》＇198＇，第
1 卷，载《明代满蒙史料》＇496＇，第 261—557 页。
② 见司律思《朝贡制度和外交使团，1400—1600 年》＇458＇，第 119—120、152—157 页；和司律思：《明
代的蒙古朝贡使团》＇452＇，第 16—22 页。
帝的庙号改为更显赫的称号：成祖。
嘉靖帝想抬高从未登上皇位的父亲朱祐杬（１４７６—１５１９ 年）的地位而使
他进入帝王的行列，从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一支皇位继承世系的始祖。①因此，
把永乐帝的庙号从“宗”改为“祖”，这意味着永乐帝在推翻他的侄子时也
开创了一支新的继位世系，这显然旨在支持嘉靖帝自己父亲的正统性。选用
“成”一字，表明在其继承人的眼中，他是明统治的巩固者，应该被承认是
王朝的第二个创建人，因为他完成了洪武帝的未竟之业。
皇帝先娶徐达将军之长女，她就是徐后（１３６２—１４０７ 年），因提倡儒家
德行和制定妇女的道德箴言而深被怀念。皇帝又封两名宫女为贵妃，一是朝
鲜美女权氏，一为苏州的王妃（死于 １４２０ 年）。权妃死后，王妃就成了皇帝
的专宠。她又成了皇室的监护人，但她的寿命没有皇帝长。②皇帝有四个儿子
五个女儿。长子朱高炽后来成为洪熙帝；次子朱高煦（汉王），三子朱高燧
（赵王）都为徐后所生；幼子朱高爔幼年夭折，其母姓名不详。还知道皇后
养育了五个公主当中的四个；她们都下嫁给有贵族封号的将军或其子。这些
驸马中有的因行为不轨而受到弹劾，有的在军事征战中丧生。①
回顾起来，１５３８ 年追赠给皇帝的最后的谥号成祖似乎是一个恰如其分的
称誉。它集中体现了与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贤君理想地联系起来的文治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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