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务时成绩卓著，这时还得到于谦的支持。
王直和王翱在关键的吏部都留任了很长时期（分别为 １４４３—１４５７ 年和
１４５３—１４６７ 年），他们识别和选拔官员的能力可从 １５ 世纪第三个 ２５ 年的总
的行政质量中看出。高级官员的稳定性是景泰政府的特点。户部尚书金濂、
礼部尚书胡 （１３７５—１４６３ 年）、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石璞以及兵部
尚书于谦本人（从 １４５５ 年起石璞也任兵部尚书）都在整个景帝在位时期任
职。都察院的主要官员陈镒（１４４５ 年被任命，１４５４ 年退隐）、杨善、王文、
萧维慎和李实都留任而没有变动；军队的高级指挥机构也是如此，它包括了
像石亨和宦官将领曹吉祥（死于 １４６１ 年）和刘永诚（１３９１—１４７２ 年）那样
一些有很高素质的人。
虽然王振已在土木被杀，尽管在 １４４９ 至 １４５０ 年进行了大量不利于他死
后名声的批判，但新政体决不意味着宦官权力的消失。在土木灾难以后，于
谦在集结朝廷力量保卫北京时最重要的支持者中就有主要的宦官金英和兴
安。金英在 １５ 世纪 ３０ 年代已经很有权势，但在宦官的集团中丧失了原来的
支配地位而被王振取代。这时他又成为司礼监的负责人。但是他经常支持被
俘的英宗的活动使他在 １４５０ 年后期受到审讯并被关押。他被兴安所接替，兴
安在 １４４９ 年以前相对地说是一个次要人物，但这时成了宦官集团中的无可争
议的首领，在关于释放英宗的谈判和在 １４５２ 年 ５ 月指定新皇太子中起了主要
的作用。他还以对佛门慷慨布施而闻名于世。他在整个景泰统治时期一直左
右着朝廷。宦官在军界也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主要人物有曹吉祥和刘永诚，
前者在麓川之役中和在镇压福建叛乱者时曾率军作战，后者曾长期在北方边
境任职。两人在 １４５３ 年的军事组织改革中都起了作用。
这个稳定的统治集团可与后来在嘉靖初期或万历初期控制政府的那些杰
出的文武官员的集团相比，但是不论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它与更早的三杨政
体之间的延续性也同样是明显的。不过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景泰的政体却很
不相同。大学士陈循和高穀是平庸之辈，虽然内阁成员在 １４５７ 年以前几乎保
持不变，但内阁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
不幸的是，新政体没有长期保持真正的统一。英宗在南宫的存在经常给
新政体投下了阴影。１４５１ 至 １４５２ 年，新政体中不容置疑的领袖于谦与他原
来最亲密和最重要的合作者，即有野心的石亨发生了一系列的争吵，因为石
亨及其家族滥用职权，贪污腐化。皇帝退回了石、于二人的辞呈，从而失去
了解决这场争吵的良机。１４５４ 至 １４５５ 年，于谦得了重病，再也没有恢复他
个人特有的冲劲。这种紧张状态明显地影响了朝廷和政府的气氛。使官员们
日益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因素是负责司礼监的兴安开始越权行事的方式。正如
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原来的皇帝的继续存在和尚未消失的继位问题也在政
策问题方面破坏了朝廷的团结。
防务的改革
很明显，在经受了土木之变的影响后，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明代军队的彻
底改组。当永乐帝在北京建立帝国的首都时，他从全帝国的戍军抽调战斗部
队，并把他们集结在北京地区，组成了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他再从这
三大营抽调他的征战军队的核心。以后某个皇帝总是从这些部队中抽调人马
以支持亲征。因此，英宗率领征讨也先的军队，即 １４４９ 年在土木被彻底击溃
的那支军队，是由这三大营抽调的士兵组成的。１４５１ 年，当时的兵部尚书于
谦开始重新组织新的戍军，他先从所剩的部队选拔 １０ 万名战士，并把他们组
成五个团营；１４５２ 年，戍军的兵力增加了 ５ 万人，并被改组成 １０ 个团营。
在征募戍军的过程中于谦还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④
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
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当来自各营的士兵必须共同
作战时，这种情况在战场上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在于谦计划的安排下，每个
团营由一个战地将领统率，整个戍军由一名从将领中选出的战地统帅控制。
对戍军的监督到那时为止只由宦官负责，这时扩大到京师的官僚集团。总之，
他建立了统一的指挥，并且加强了京师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①
水利的兴修和黄河的治理
景泰统治时期另一个突出的成就是有效地进行了修理 １４４８ 年秋造成的
黄河堤坝裂口的工作。自前一个世纪末以来，黄河的治理屡次出现问题，黄
河的河道明显地不稳定。②１４４８ 年的洪水使黄河下游的河道一分为二，南面
的主河道通过颍水和淮河在山东半岛以南入海，它的北支流冲垮了两岸，淹
没了山东西部的地区，在那里与大运河会合。１４４８ 年的洪水不但像以前无数
次洪水那样淹没了大片农田；而且这一次更加严重，因为它夺去了大运河主
要河段的水源，常常引起堵塞和停航。１４４９ 年，被派去进行修理的工部侍郎
发现他无法修理，于是就把一部分河水引入山东以北的大海。每年都有水灾；
１４５２ 年工部尚书石璞重建了堤坝，但一旦秋汛开始，它们又崩溃了。
④ 关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简明背景，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294—305
页。
① 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这些措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诸如以下各地的受灾区加以推行：1427、
1428、1432、1433 和 1434 年在北直隶；1427、1432、1433 和 1434 年在南直隶；1426、1433 和 1434 年在
山东；1427、1428、1430、1432 和 1434 年在山西；1427、1433 和 1434 年在河南；1427 和 1433 年在陕西；
1433 和1434 年在湖广；1432 和1434 年在浙江；1433 和 1434 年在江西。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2—283
页。
② 关于《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这一时期中蒙关系的官方记载，见羽田亨等编；《明代满蒙史料：蒙
古编》＇198＇，Ⅱ，第 41—336 页。可简略地参看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第 35—39
页。
１４４９ 年因主张朝廷撤出北京而失宠和此后担任次要职务的徐有贞在
１４５３ 年提出了一份治水的详细计划，他被任命为佥都御史，被派去进行修复
工作。在处理影响广大地区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他证明具有非凡的行政才
能。
他乘小船四出考察，以确定主要的出事地点，然后制订一项复杂的施工
计划，让许多独立的劳动队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施工，结果他雇了 ５．８
万名劳工劳动 ５００ 天以上，他的计划不仅仅是修复破损的堤坝；一条几乎长
达 １００ 英里的河渠被凿成，这样，黄河的河水就可引入大清河，进而通过济
南府入海。为了保存大运河，他沿运河建成几个集水池和水库，它们装有新
式的水闸，以维持正常的供水。此外，他组成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约
２００ 万英亩的土地到到水源。整个体系在 １４５５ 年完成，并取得完全的成功。
它在 １４５６ 年经受了灾难性的洪水，并维持了 ３４ 年。徐有贞受到厚赏，在 １４５７
年被任命为副都御史。
民众骚乱和自然灾害
虽然传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景泰时期本质上是以两帝间尚未消失的
冲突为基础的政治紧张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敏锐地强调，１５
世纪中期和晚期潜在的阶级的紧张对立则是更基本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官方
记载满是关于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徭役问题、农民骚乱和起义以及宦官专横
跋扈方面的材料，有的学者主张，这种紧张状况显示了明代专制政治即将来
临的危险。
但是至少从北京来看，景泰时期的基本问题是恢复稳定。前面已经谈到，
军队的改革已经恢复了边境的稳定。但是，边境不稳只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
一个威胁。１５ 世纪 ５０ 年代在内地省份出现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在长期受
盗匪活动和地方非汉族居民动乱困扰的广东和广西，首先建立了一个由王翱
领导的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此以前，王翱先巩固了东北边境的防御设施，后
来成了吏部尚书。１４４９ 和 １４５０ 年，福建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贵州也出现
了问题。从 １４５０ 至 １４５２ 年，对贵州和湖广省的瑶、苗少数民族必须进行镇
压，广东出现了严重的动荡，福建和浙江交界区不断发生农民骚乱。１４５３ 年，
福建和湖广又发生起义，１４５４ 年四川南部发生起义，１４５５ 年广东和浙江发生
起义。１４５６ 年，湖广的苗族是征剿的目标。
这种骚乱大部分限于南方的土著居住地区。它一方面是被剥夺生计的汉
族农民及矿工的起义，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起义，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分。
２０ 世纪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平定”这些不安分的少数民族和反当局集团描
绘为“无情的镇压”，而从中央政府的观点看，这种“平定”却是巩固帝国
以及建立有秩序的行政和汉族人统治的一个必要行动。作为对那些认为 １５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叛乱是农村动乱大爆发的人的一个反驳，值得指出的是，尽管
景泰时期是一个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但有关华北和华中的人烟稠密地
区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的证据却很少。
１４５０ 年，山东发生饥荒。１４５２ 年，大雨和大洪水使河南的黄河和淮河流
域、北直隶、南直隶以及山东受灾，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救济江北。潮湿的
天气持续到 １４５３ 和 １４５４ 年，１４５３ 至 １４５４ 年出现了异常的酷寒；山东、河
南、南直隶和浙江下了很大的雪，从而使灾情更加严重。淮河河口的海出现
冰封，淮河流域所受影响特别严重，数万人在这个地区冻死。１４５４ 年初，江
南出现了一场长达 ４０ 余天的大雪，苏州和杭州有无数人因冻饿而死。往南甚
至远至湖南南部的衡州也不断下雪，许多牲畜被冻死。１４５５ 年，出现了大范
围的干旱，使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受灾。下一年，
即 １４５６ 年，又是一个反常的潮湿之年，夏秋两季阴雨连绵，使北直隶、山东、
河南、南直隶粮食歉收和受到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浙江和江
西遭受严重的旱灾。所有这些灾害不但有破坏性和造成死亡和苦难，而且使
国家因减少收入和拨出巨额救济款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皇位继承问题和“夺门”
几乎不用怀疑，由继位引起的各种问题继续给朝廷投下了阴影。由于景
帝不愿就原来的皇帝的问题与蒙古人谈判和勉强地接受他的兄长返京，以及
在他兄长返京后他所采取的一连串的小动作（如不让英宗过自己的生日，不
让接待瓦剌的使者或参加新年的庆典），本来就很难处理的局势就更趋于恶
化了。虽然皇帝成功地把原来的皇帝英宗排斥在一切公众事务之外，并逐步
地把他孤立起来，但是有些著名的官员（其中主要的是长期任礼部尚书的胡
）在英宗返京之前和以后都公开地为他说话。同时，景帝接受皇位的条件
已经含蓄地规定，他的即位是暂时性的，因为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未来的
宪宗）在景帝任监国的同时已公开地被定为皇太子，而且在景帝登上皇位以
后仍继续为皇太子。这就确保皇位的继承权最后将回到英宗的正统世系之
手。
但是景帝不但决心继续留在宝座上，而且要使自己的一系保持继承权。
１４５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皇帝采纳了指定新皇太子的奏议，而不顾他的大学士（提
升他们是为了要他们服从）和许多重要官员的反对。英宗之子被贬为沂王，
而景帝的独生子朱见济（１４４０？—１４５３ 年）则取而代之，被立为太子。同时，
新太子之母杭妃被立为皇后，以取代景帝的正妻汪后，后者在 １４５０ 年已被立
为皇后。
这一赤裸裸地出于私利的行动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不论
他可能取得什么好处，当一年多以后新太子去世时这些好处也随之丧失。新
皇后也在 １４５６ 年死去。再也没有皇子可以定为太子，所以景帝没有指定继承
人。当有些官员提出重立前太子朱见深时，他们被关押并受到残酷的对待，
有几人被鞭笞致死。
这些事件似乎使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直接的反抗。在缺乏坚强领
导的情况下，朝廷分裂成派系，取代他的密谋开始形成。不用说，密谋者的
动机并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对皇帝行为的道德上的不安。自 １４５２ 年以来
与于谦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石亨将军不但有野心，而且为人爱抓权，又贪得无
厌。他与于谦的纠纷从一开始既是他自己的贪污行为造成的，更是他的亲戚
和食客们的这类行为引起的。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张 是石亨的助手。宦官
将军曹吉祥也有类似的野心，他自认为是一个新的王振，在以后的年代中证
明是一个极为腐化和不值得信赖的人。他的周围也是一些贪污腐化的亲戚和
助手。徐有贞从没有忘记他在土木之变以后所受的冷落；他野心勃勃，希望
利用朝廷的不安气氛，试图取得最高的权力。还有都御史杨善，他曾把被监
禁的英宗带回，却从没有得到应得的封赏。
他们的机会在 １４５７ 年初期来临了，当时皇帝得了重病。他不能上朝听
政，新年的庆贺被取消。以兴安为首的宦官们试图掩盖皇帝病情的严重性，
但消息泄露而让密谋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