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相对的自治和以后一样就被置之不顾。在明代中叶，土著的部落
和民族仍有余地，可以让出地盘而迁往更远和更偏僻的边区。不幸的是，中
国的史籍记载倾向于——这完全可以理解——用地理的而不是种族的名称去
认定它们。因此，有关控制它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的大量记载使学者仍难以
对华南的人种学理出头绪。它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向明史学者提出了许多挑战
性的问题。
荆襄叛乱，１４６５—１４７６ 年
１５ 世纪中国人反对明朝的最大一次叛乱，及 １３９９ 至 １４０２ 年的内战和 １７
世纪初期的最后的混乱之间在某些方面最为严重的社会动乱，是以湖广（湖
北北部）西北的荆州和襄阳两个府命名的叛乱。它又称郧阳之乱，其名来自
１４７６ 年末为了加强这个不安宁地区的治理而设立的一个新府。这是对几十年
来一直未消失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作出的几种政治反应之一；在这里，姑且以
１４７６ 年标志这次叛乱的结束。但是，只有在最大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才
能最清楚地了解荆襄叛乱。
荆襄地区大致为 ２００ 平方英里：新的郧阳府地处中央，南北 １５０ 英里，
东西超过 １００ 英里。因此，郧阳府约相当于美国弗蒙特和新罕布什尔两个州
的总面积，而荆襄区的大小相当于苏格兰。虽然多山，这个地区有几条大河
流流过，土地肥沃。在唐宋时代，这个地区人烟稠密，秩序井然，当时它更
靠近帝国的政治中心。从 １０ 世纪起，特别在元代，外国的入侵引起了一定程
度的破坏，以致到 １４ 世纪这个区域已变成实际上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战争
和饥荒的难民纷纷从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摆脱正规的管制。背井离乡的擅
自占住的居民桀骜不驯，容易接受盗寇的领导。
在明朝建国之际，当时的杰出将领之一邓俞奉命在 １３６９ 年和 １３７０ 年去
清除这些目无法纪的人口，并且令人费解地不让那些流离失所的人进一步渗
入此地。也许是因为全国秩序全面恢复，明初的政府不可能预见到促使走投
无路的人民逃离其华北故土的未来的压力，但是到 １５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有
人注意到河南为饥饿所迫的人又向西迁移，进入荆州和襄阳。荆襄区正西面
陕西南部的汉中的一名军事将领当时警告说，严重的动乱肯定又要在那里爆
发，因为在日益增长的人口中，既然官府没有正式形成权威，各种不正当的
权力网络就在形成，以便剥削他们的劳动力和产品。但是朝廷决定对值得怜
悯的流离失所的人民进行温和的说服，所以没有采取坚定的措施。
到 １５ 世纪 ５０ 和 ６０ 年代，已在这个区域居住而没有登记的流亡人口已达
数十万人。１５ 世纪 ６０ 年代出现了一个名刘通的领袖；他得到了象征一个有
凝聚力的叛乱运动的一批宗教和民间顾问的帮助。刘通曾举起放在他故乡河
南中部西华县县衙门入口处的一个据说重达 １０００ 斤的石狻猊，因而出了名。
由于这次挑战性的显示力量的举动，人称他为“刘千斤”，他也拥有有助于
领导叛乱的超人法术。
这个区域一些小股盗寇领袖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在藐视法律和领导团伙
进行袭掠的能力方面互争高低。刘通向他们之中的一批人建议，要他们都当
他的副手，共举大事。他们占领一个小城，扯起一面称帝称王的黄旗，举刘
通为汉王，宣布年号为德胜。设立了大部分为武职的官职，以与他合作的各
种人选充任。刘通的几个儿子领导左和右的主力军，据说它们的人数达数万
人。后来成为孝宗时期著名的吏部尚书的陕西人王恕，当时正任副都御史兼
西北湖广的巡抚，专门负责这个区域游移不定的人口。他就起义之事上报皇
帝并评论说，虽然一般困苦的人可加以关怀和照顾，但是奸民和制造混乱的
人非动用武力不足以使之慑服。关于采取什么适当方式的争论，与土著起义
引起的争论相似。
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后，朝廷作出了使用武力的反应。如同同时期的大藤
峡事件和其他的起义，一支由资深的职业军官率领的野战军组成了，这一次
由抚宁伯朱勇率领，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有突出的表现。工部尚书和后来任兵
部尚书（１４６７—１４７４）的白圭作为实际上是第二指挥的提督军务与宦官监军
和核实请赏要求的御史等一批通常的编制人员一起前往。邻省军事领导人，
特别是当时的湖广军事指挥官和新近因战胜苗族而抽出身来的李震，把守卫
他们本省的部队调来，组成一支庞大的野战军。它在 １４６５ 年后期出发，所向
披靡，直捣叛乱的中心，在 １４６６ 年仲夏，抓获刘通及其 ４０ 名主要的助手；
他们被解往京师斩首。在这一年的以后时期，其他的领袖和叛军残余被追逐
至四川境内。
这个区域的主要问题并不因胜利的军事行动而有所改变。数万名居无定
所的人继续住在那里。朝廷派官员去提供有限的和表面的救济和照顾，但是
一旦叛乱被打垮，看来当局并没有认识到做进一步工作的必要性。当 １４７０
年刘通的几名以前助手又从隐藏的地点露面领导一次新的叛乱时，人们才认
识到真正的问题继续存在。这一年整个华北出现自然灾害；据报道，多达 ９０
万名新难民已从邻近区域逃荒而聚集在荆襄。新的叛乱领袖自称太平王，这
是对灾难形势的一个吸引人的反应。
１４７０ 年末，当时在京的右都御史和这个时期士大夫出身的最卓越的军事
领袖之一项忠被调遣去镇压新的叛乱。他在 １４７１ 年初期到省，得到湖广的李
震的帮助，到这一年年末又完成了军事行动。据报道，他们的联军多达 ２５
万人，官方记载声称，除了处决几百名叛乱领袖外，他们把将近 １５０ 万人强
制遣返原籍，把被认为与叛乱有牵连的人发配边境。在 １４７４ 年担任刑部尚
书，然后又任兵部尚书之前，项忠很快被调到更重要的北方边境执行任务。
七年中的第二次荆襄叛乱已被镇压，这个区域被“平定”。在战役结束
后，项忠的捷报立刻受到质疑，他被指控为滥杀无辜。这些指控不论是否属
实，却反映了当时朝廷的政治。他和李震可能不比其他将领更加涂炭生灵，
他们虐待难民的行动与既定的政策也不背道而驰。他为他的行动呈上一份有
力的辩护辞，皇帝不顾对他的弹劾，仍提升了他。
由于项忠强制驱散这个区域的非法居民，荆襄的问题已经有所变化。除
了这个行动外，他在呈上的最后一份报告中提出并被政府采纳的关于稳定这
个区域的建议无非是军事改组和警察活动的内容。甚至驱赶居民也只暂时起
了变化。１４７６ 年 ６ 月，回流的流动人口再次叛乱。这一次，都察院的文官原
杰奉命前往调查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政治和社会的手段。在上报新的社会动乱
时，朝廷进行了一次争论；士大夫们在呈上的奏疏中提出建议和论点，并写
出专题文章，在京师散发。
周洪谟作为一个熟悉该省土著问题的四川人，在 １４８０ 年所写的一份奏
疏，其部分内容已载在上一节，这一次他和别人一起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写
的《流民说》极力主张以社会的措施去代替到那时一直在试行的军事解决办
法。他提出给荆襄区难民以土地，并把他们安置在更完善的、行政更具同情
心的地方政府治理下的地方。其他官员也以类似的语气上书言事，朝廷为他
们所动。总之，新叛乱的规模并不大。原杰的使命是去寻找贯彻这种政策的
手段，从而使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有机会显示其基本原则的真理——利民即
利国。
有的历史学家把原杰视为整个荆襄事件的真正英雄。他一到荆襄，就四
出彻底调查情况，并向人民解释朝廷的仁慈用心。他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要
求取得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耕种好几年的空地；现在可以而且应该登记而
成为这个区域的合法居民；在新地能够生产之前将得到减税待遇；在选挑村
长时有发言权。立刻受他影响的户超过 １１．３ 万，登记的人口达 ４３．８ 万。在
他的建议下，有一些县脱离了遥远的府治之地，在 １４７６ 年后期另外成立一个
新的郧阳府，从而在这个地区的中央建立了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另外，组
成一个以这个府城为基地的新的湖广行都使司；它受权控制郧阳府及其邻近
的县，其中有的县位于其他省份。几个世纪以来，就这样第一次给这个区域
迅速带来了一项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质性的稳定措施。
在郧阳一年多以后，竭尽全力的原杰被调走。１４７７ 年晚些时候，他在赴
新任的途中，死于一个路边的驿站。传统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荆襄之民
闻之，无不流泣者。”①
其威胁性可以称得上达到真正叛乱的程度的其他地方动乱和盗寇活动的
事例，在这两代皇帝的治下相对地说是很少的。长期存在的军事问题是北方
边境一带无休止的战争。
亚洲内陆关系
在成化统治时期，以及程度稍小地在弘治时期，明朝试图在北方边境一
带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态势。它成功地与一批批蒙古人交战，从 １４７０ 至 １４８０
年的 １０ 年中赢得了几次大胜利，这是 １４４９ 年土木惨败以来的最初的几次胜
利。明朝还大规模地建造和重建防御性的长城，特别是穿过陕西和在山西边
境的几段，同时还扩大了以这几段城墙为基础的整体防御体系。明朝还与朝
鲜联合，共同与在今之东满洲的建州三大女真部落联盟交战。它们至少暂时
成功地在那里限制了女真族势力的扩大。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那些建州
的女真人将在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取代蒙古人而成为中国人北方的最具
① 引自谈迁编：《国榷》＇498＇（约 1653 年；1958 年，北京再版），40，第 2544 页。
威胁性的敌人。在 １６４４ 年，作为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他们将侵入中国灭掉明
朝。１５ 世纪后期与蒙古人的几次战争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讨论的重点更为
广泛，把明朝与亚洲内陆各国关系的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在内。
在整个这一时期内，蒙古民族分裂成若干国家和部落，它们分布于西起
新疆，东至满洲的地区。如此众多的单位，以及女贞、维吾尔、西藏及其他
民族的其他单位，通过纳贡制度而与中国人进行正规的交往。进贡活动容许
每个得到承认的单位——民族、国家、部落和更小的实体——派代表团前来，
代表团大部分由商人及其军事护送队组成，人数有时达数千，他们来到边境
的过境地点，即位于长城沿线易于防守的少数指定的关隘。在很多情况下，
规模略小但大部分仍由商人组成的代表团获准前往北京，作为中国皇帝的客
人住在宾馆达数周至数月之久。
这个时期来自亚洲内陆的纳贡者，一般地说试图扩大他们的志愿使团的
规模和增加来华的次数。他们迫切的关心是要取得亚洲内陆得不到的贸易货
物，这些货物即使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至少是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的
必需品。在整个这一时期，特别是蒙古人常常不得不袭击边境哨所，狂热地
要求更多的贸易特权，以便取得铁、粮食、手工产品以及奢侈用品，他们恫
吓中国人，有时迫使他们作出军事反应。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在边
境与之作战的一批批使团，却作为纳贡者在北京出现，一年中的某个月指挥
边境袭掠的领袖在同年的另一个月又带着贡品来到北京。
从现代的观点看，这些边境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虚假内容，当时的中国官
员也发现蒙古人像谜那样不可捉摸。在当地和从历史上了解亚洲内陆的司律
思在论述中国人对这个时期亚洲内陆发展情况的知识时写道：
不论明朝政府多么强烈地感到需要关于蒙古发展情况的情报，有时他们似乎了解得非常不
够。在 １５ 世纪后半期，他们只有关于在蒙古谁继承谁和谁影响最大的模糊的概念。这个时期明
朝往往不知道诸“小王子”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甚至蒙古的年代史编写者也记述得很
不确切，甚至很不准确，而且这些年代史是在以后很晚时期才编成的。这里的问题是，明朝对
同时期的事件了解得很不够。一般地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１５５０ 年仇鸾作出的关于蒙古人对
中国的了解远远多于中国人对蒙古的了解的论断，适用于明朝的大部分时期。①
由于材料的不完整和不准确，当时如同现在，明朝和蒙古的关系之谜对
现代历史学家来说决不是易于看清楚的。他们面临一种不完整的记载。他们
还必须处理双方的虚构的事实。最持久的虚构之一是出于当时和现在政治的
需要，对明帝国在亚洲内陆存在的范围和意义作了大量错误的报道。事实是，
总的说来中国的行政到长城沿线为止；越过这条线，中国的官署和官衔，以
及他们在那里设立的行政结构，与其说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如说是公认的
虚幻，而且是离北京越远，情况越是如此。
一个例外是西南辽宁的沿海区。它在明代称为山东北道或辽东都司。它
与受其节制的山东（今山东省）并不毗邻。它从京畿区（今河北省）向东延
伸到位于山海关的长城东端。从山东通过海路渡过渤海湾的狭窄的航道很容
易到那里，这就成了行政上它依附于山东的根据。这条狭窄的沿海地带从中
华帝国的早期就由中国人居住，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在 １０ 世纪中国
的力量衰落前，它一直由中国治理。辽东都司意味着恢复了对长城外的沿海
① 富路特、房兆楹合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 376 页。
中国居民的统治，但它治理的范围大大地向北方延伸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