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县）他父亲的庄园里。他的父亲兴王朱祐杬（１４７６—１５１９ 年）是成化皇帝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 年在位）的第四子，邵贵妃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他爱好诗
歌和书法，不肯参与他同辈的其他许多消闲活动，而是纵情于艺术和文学的
消遣。未来皇帝的祖母邵贵妃被她的父亲卖给杭州的镇守太监，他训练她写
字和吟诵唐代诗歌，然后把她当作礼物献给成化皇帝。她的孙子于 １５２１ 年即
位时，她已是一个失明的老妇，退居于浣衣局，这是位于皇城以外的安置退
居或失宠宫廷妇女的院子。未来皇帝的母亲蒋氏妃是北京卫军一个军官的女
儿。她于 １４９２ 年与兴王成亲，１４９４ 年随他到他的安陆庄园。①
这个朝代的史学家们照例记载了与标志这个未来皇帝这样显要人物的诞
生相伴随的奇异的吉祥征兆。例如，他们写道，他诞生的这一年黄河水清五
日，紫色祥云布满天空，因为这类奇迹标志真命天子的出世。
这个孩子被认为是非凡的。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吟诵唐诗，
他经过几次尝试便常常能够准确地背诵诗句。他稍稍大点以后，在他父亲的
直接指导下，开始学习古籍。他爱学习，证明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①
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似乎很亲密。兴王除了亲自辅导他的独子以外，还
让他参加他自己王府的一切例行仪式和典札，并且当他到北京觐见皇帝时，
也把他带到北京的皇帝的朝廷去。因此，这个未来的皇帝还是孩子的时候，
便已熟悉仪式和典礼的规矩，这种知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对他很有用。
兴王生病于 １５１９ 年 ７ 月死去时，他的儿子接手管理王府。王府长史袁宗
皋（１４５３—１５２１ 年）帮助他做这项工作，后来随他到北京。袁从 １４９１ 年起
就为王府效力，立下殊勋，证明是一个正直而能干的管理人。在嘉靖朝的最
初几个月里，他成了新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和知己。
１５２０ 年 １０ 月，正德皇帝在他从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在一次乘船游玩
的事故中几乎淹死；他的健康状况从此不断恶化。到了 １５２１ 年春，他已不能
上朝，他的医生报告说，他已不能治愈。他既没有生下一个后嗣，也没有过
继一个；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他去世时，没有留下关于继位的明确指示。一切
事情都交托给了他的大学士们。
首辅杨廷和已经预料到皇帝死后随之而来的困难，并已作好迎接困难的
计划。皇帝死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皇帝年幼的
堂弟朱厚熜缩短为他父亲服丧的时间，并承袭他的兴献王爵位。皇帝死的当
天，杨命令掌司礼监的大珰们请求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 １３ 岁的孩子作已故
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告诉大珰们，依照《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
的条款，皇位理应传给兴王，他是弘治皇帝（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在位）弟弟的独
子、已故皇帝的堂弟。他并没有指出这条规定只适用于正妻的儿子，也没有
① 《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93 和 201。
① 实际日期是 1480 年 1 月 29 日；关于以下所引的奏疏的部分内容，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198，
第 2 叶。
指出，任何相反的解释都要受到砍头的惩罚。他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推上皇
位，并且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①
大学士杨廷和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确定的继承顺序是王朝稳定的
最大威胁之一，而已故皇帝并没有选定太子或继位人。此外，已故皇帝亲信
之一的江彬将军（死于 １５２１ 年）所统率的边防驻军的部队驻扎在京师，杨担
心他任何时候都可能试图发动政变。朝廷本身充满了已故皇帝的图谋私利的
亲信，以及急于保持其地位的有力人物。在北京街头居民传播着即将发生一
场暴乱的流言。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草拟一份继位的诏书似乎是一桩小事，
对于这件事情杨并没有花费许多的时间或进行思考。在他削减已故皇帝亲信
的权势的巨大努力中，朱厚熜的继位只不过是部署之一。①
继位诏书只说兴献王的长子“来京嗣皇帝位”。①这一安排的详情没有记
载，因为在杨看来只可能有一种安排。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合法
继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是一个妃子的儿子，她始终没有晋封为帝后，而这样
的妃子们的儿子及其后代依据其自身应有的权利是不能继承帝系的。因此，
杨冒称，这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
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
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
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作
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
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
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诏书，这种
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即在正德皇帝死去两天以后，一个由司礼监、勋贵、
皇室、内阁及帝国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省的安陆。年轻的兴王在他
们到达时迎接他们，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他的藩邸即皇帝位，作为新皇帝
接受这些官员的朝贺。１５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一行约 ４０ 人簇拥着皇帝从安陆出
发，不间断地旅行了 ２０ 天。在向北京行进时，年轻的皇帝表现极好，拒绝了
官员和勋贵们的礼物，吃住节俭，不顾他旅途的困难。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
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
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
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
贺。１５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
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５ 月 ２７ 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
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
① 例如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于《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 年；台北影
印，1956 年），第 38 页。
① 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 年》＇458＇（布鲁塞尔，1967 年），
第 526 页。小王子是成吉思汗的一代代的继承人，他们声称有权统治蒙古民族。
①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制：《元明时期》＇114＇（《中国历史地图集》＇114＇，第 7 卷，上海，1975 年），
第 38—39 页。这部地图集一般地来说反映了历史学和地图学的杰出成就。更早的舆地图，像艾伯特？赫尔
曼的《中国的历史和商业地图》（坎布里奇，1935 年；诺顿金斯堡编，芝加哥，1966 年），即使没有那样
夸大，也同样未能把真实的和名义的边界区别开来。
场权力、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权力斗争
关于大礼的争论
１５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礼部的负责官员们提
出适合于他父亲的大礼和称号的意见。大学士杨廷和指示礼部尚书依据两个
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继位。他又说，谁不同意他就
是奸贼，应被处死。
杨廷和挑选了两个不寻常而又有争论的事例。公元前 ７ 年汉成帝（公元
前 ３２—公元前 ７ 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让他的侄子定陶王继承他，
延续他的世系。但是，这个孩子一掌权便不顾已故皇帝亲属的反对开始给予
他的家庭成员以封号、俸禄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 ４ 年，在两个朝臣的请求
下，皇帝把他的两个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庙，这项提议得到
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一心想尊崇他亲生父母的
皇帝也不大可能开的先例，因为这只不过证明皇帝最终能够为所欲为。
作为英宗皇帝（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年在位）而掌权的赵曙，是濮王的第 １３ 个
儿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远代子孙。没有男姓后代的仁宗皇帝（１０２３—１０６３
年在位）于 １０３６ 年收养了这个孩子，随后又将他立为太子。１０６４ 年他一即
位，朝廷关于他父母的封号的争论就开始了。朝廷上高级官员们有两年忙于
有关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批人认为皇帝应当给他的父母上尊号，并继续
称他们为父母；另一批人认为他只应当承认他的前任的世系。这场争论很快
恶化成一场主要以皇帝权力的适当限度为中心的派系争吵。皇帝和他的顾问
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皇帝承认他的亲生父母，并制定了对他们的祭祀
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们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写了反对的意见。哲学
家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 年）草拟了最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大学士杨廷和向皇帝
送呈这个先例供他考虑时，附上了程颐对这个事例的议论。①
明代朝廷上的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
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
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
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作他的父母对待，把父母当
作叔、婶对待。但是对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
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
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明代继位的历史已经由于篡位和一系列的叛逆而被弄得很糟，最晚的一
次叛逆发生在 １５１９ 年，当时宁王试图废黜正德皇帝。关于正当的大礼的争论
围绕着一种没有说出的忧虑：嘉靖皇帝谋求创立的礼仪准则将开危险的先
例。这种准则认可在继位的合法顺序中建立皇室的一个旁支，这个旁支在其
他情况下是无入选资格的。这种准则因而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嫡系的气
氛。就大学士们而言，１５１９ 年的宁王谋反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往事。争论的不
是孝道和君权；争论的问题是皇帝世系的稳定性。
可是在皇帝即位以后，国家的这个重大问题变得可以讨论了。大多数官
员已经承认皇帝，既不想废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学士们在事情发
① 《明史》＇41＇，329，第 8511 页记载，哈密离嘉峪关 1600 里，嘉峪关标志着长城防御体系的西端。
生以后也决不可能对他适合当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
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迫接受大学士们的主张，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
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
１５２４ 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
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
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
机构中反对他的人。１５２１ 年 ５ 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１４５９
—１５３２ 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
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
人。
皇帝因杨的专横而苦恼，但他的手是被捆着的。１５２１ 年 ６ 月殿试时他再
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出了一道追荣本生父母以何为宜的文章题目，目的是要
诱导出对他的立场的某种支持。①但是，没有一个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驳大学士
们的主张。在此后几个月中，礼部三次呈递它有关大礼的建议，皇帝每次都
反对。
在相持了三个月之后，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提建议
的张璁（后来名叫张孚敬，１４７５—１５３９ 年）来北京参加会试，他在七次失败
之后于 ４６ 岁时才考中。大学士们发表他们的主张之后不久，张告诉他在礼部
的一个朋友，挑选的先例不适用于当今皇帝的情况，他建议他的朋友在他的
同僚中传播这种主张。张的朋友紧接着调任南京的一个职位，而张决定不声
张。但是，当他看到皇帝继续驳回大学士们的主张时，他渐渐改变了主意。
１５２１ 年 ８ 月张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
子，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并没有提供据以
作为先例的历史的相同之点，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
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疏转给大学士杨廷和，杨送还奏疏，加上
这样的评论：“书生晓得什么大体？”①但是，皇帝看出了在这场争论中达到
他的目的的办法。他继续迫使大学士们接受他的意见，他们也继续封还他关
于这件事的诏令。这时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朝廷上争论的一个题目。其他的几
个官员发表意见支持张的主张，到了 １０ 月，情况迫使大学士们缓和了下来。
１５２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护送
他的母亲从安陆来北京。１５２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当她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
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被当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儿子正
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