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１５７６—１６２９ 年）②９ 月初在满洲人的后方进行一次大胆的袭击，占领
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城镇时，王大为高兴，他使朝中的许多人相信，现在是进
攻的时候了。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出击不会有任何益处。照他的说
法，这些独立的、互不协调的行动有损他的威信。但是，朝廷极想从前线得
到好消息，就不顾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告诫，而干涉战场上的指挥官。毛文
龙得到提升，王化贞由于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１５５１—１６３５ 年）的支持，①
② 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 43—50 页。
③ 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 6319—6333 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92—893 页；《明
人传记辞典》＇191＇，第 1305—1308 页。
④ 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90 页。
⑤ 传记见《明史》＇41＇，240，第 6238—6242 页。
① 谈迁编：《国榷》＇498＇（约 1653 年；北京，1958 年重印），5，第 5177 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
桥中国隋唐史，589—906 年》（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 年＇，第 3 卷），第 244—321 页及各处。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1815 年；台北 1971—1972 年重印），5，第 3874 页；李雅各：《英译
七经》＇309＇（1870 年，香港 1960 年重印；第 2 版，台北，1969 年），第 124—125 页。
① 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
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继续向辽河对岸出击，向满洲人挑战。
正如熊廷弼所担心的，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１６２１ 年 １２ 月，他的
侄儿阿敏率领的一支军队，从朝鲜西北部驱赶毛文龙，迫使他逃到靠近鸭绿
江的一个小岛上。几个月后，王化贞在广宁遭到惨败，向山海关逃去。熊廷
弼没有兵力反攻，把剩下的军队撤进山海关，封锁敌人直接进攻北京的通路。
敌人没有直接进攻北京，但熊和王由于他们的“失败”被逮捕，并判了死刑。
不顾朝中的许多抗议，其中一些是京师的东林分子组织的，三年后，在一些
同魏忠贤有勾结的官员的支持下，熊廷弼被处死。王化贞直到 １６３２ 年，在
魏忠贤死后很久，才被处死。
对气馁和混乱的中国军队来说，幸运的是，满洲人不能利用他们在广宁
取得的重大胜利。努尔哈赤从 １６１８ 至 １６２１ 年迅速而轻易地征服了辽东的许
多地方，没有时间对这些地方进行巩固；他对辽河以西的领土就更少控制。
虽然满洲人在 １６２３ 至 １６２４ 年企图实行进攻政策，但后勤问题、食物短缺和
后方的人民起义，迫使他们暂时停止进攻。②这给了明朝军队一个喘息机会，
并利用了它。
经过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孙承宗（１５６３—１６３８ 年）①被任命为蓟辽经略，
驻山海关。他立即开始改善该地的防务，在以后几年中，他和他的有才能的
部属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 年）①夺回了一些王化贞丧失的领土。甚至当孙承
宗由于同魏忠贤的长期争吵而于 １６２５ 年 １１ 月辞职后，袁崇焕仍能在山海关
以北 １２０ 英里的战略重镇宁远打退满洲人一次大的袭击。努尔哈赤在这次交
战中受伤，并于 １６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死于他的新京沈阳。他的死虽然并未解除
东北边境的危险，但中国在那里的处境在 １６２６ 年下半年不像 １６２２ 年 ３ 月那
么严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正被击溃，熊廷弼竭力想阻挡满洲人的前进。
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问题
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满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在遥远的西南省份
贵州和云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经常闹事，１６２１ 年秋，四川的一个罗罗族首领
趁政府关注辽东之机，发动一次大的叛乱。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被占领，
省城成都被围 １０２ 天。②正当朝廷发兵前去平定时，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地
方的土司起来反对政府。政府面对双重威胁。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进行
持续的战争；同时又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由于四川从宋朝起就
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省份，③而贵州和云南有许多全国最富的银矿，①那里
② 魏忠贤传见《明史》＇41＇，305，第 7816—7825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46—847 页。又见乌
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 年）。
① 《明史》＇41＇，305，第 7816 页。
① 乔治？H。邓恩（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
的故事》＇148＇（印度，诺特丹，1962 年），第 86 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 1116—1117
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 年）》＇269＇（图森，1961 年），第 12、80 页，注＇9＇、
＇10＇。
② 陈子龙：《安雅堂稿》＇56＇（崇祯＇1628—1644 年＇；台北，1977 年重印），3，第 968—971 页。
③ 《明通鉴》＇210＇，4，第 2975 页，和《明史》＇41＇，246，第 6380 页。
① 贺凯：《监察制度》＇262＇，第 185—186 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 5759—5766 页。
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１６２１ 年 １１ 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东亚水域劫掠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 ２０
年，对福建和广东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不时受到严重的破坏。１６２２
年 ６ 月，一支有 ８ 只船的荷兰船队带了 １０００ 多人进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企
图接管那个城市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荷兰人在经历一
场激烈的战斗并伤亡四分之一的人员之后被赶走，他们沿中国海岸向北驶
去，至 ７ 月初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登陆。②
在一个较大的岛上匆忙筑城后，荷兰人派了一个代表到厦门地区。要求
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并宣称要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
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和恫吓。１６２２ 年 ９ 月，福建巡抚派一名官员带信
去澎湖列岛，命令荷兰人拆除他们的小城堡，立即离开。荷兰人拒绝接受，
１０ 月中旬，他们的船只开始攻击中国船只和沿海易受攻击的地点。他们暂时
得逞，但福建当局终于予以回击。１６２３ 年 １０ 月，一个带有谈判者通行证的
荷兰使者在厦门被俘，１６２４ 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迫使荷兰殖民者从澎湖
列岛撤退到台湾。他们留在台湾直到明亡，虽是一个麻烦，但不是严重威胁。
经济问题和民间的骚乱
天启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下降。这种下降的一个原
因是新大陆的白银出口水平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差不多同时影响到世界上其
他许多地方。①在中国，这种下降可以归因于秘鲁白银生产的下降。②白银产
量的明显减少不仅影响到马尼拉，而且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下降，因
为正是白银把中国商人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中国商人害怕同菲律宾贸易，
还因为南中国海有海盗的危险。中国同西班牙贸易的下降，对福建沿海地区
的经济活力有严重的影响，③而这些地区与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
商业往来。
在 １６２１ 至 １６２７ 年间，明帝国的经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响。杭州、
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灾，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家和商家。１６２２ 年，现今
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财物损失，据说死了 １２０００ 多人。
１６２３ 年，这个时期从山东半岛南部入海的黄河，在南直隶北部冲垮堤坝，淹
没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１６２４ 年 ８ 月，南直隶洪水泛滥成灾，徐州再
次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由于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赋税、政府的非
必需品订货的减少，以及有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机构的极端腐化与低效
率，已经使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而这些灾害使混乱加剧了。它们引起一
连串单独的或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起义、城市动乱、土匪和海盗袭击，以及军
② 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 6231—6238、6243—624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 483—485、1567—1570 页。
① 《明史》＇41＇，255，第 6574 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 6297—6310、6311—6314
页和 255，第 6573—659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28—132、701—7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
＇271＇，第 532—533 页。
② 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 6257—6259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63—265 页。
③ 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 6306—631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679—680 页。
队中的兵变，所有这些使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莲教徒参加的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 １６２２ 年。在万历朝，受白莲教教
义影响的小团体在中国北方很活跃。当局通过拘捕受怀疑的领袖和不时进行
镇压控制他们。１６２１ 年，为躲避满洲人的推进，难民从辽东涌入北直隶和山
东，跟着发生的骚动使剩下的白莲教领袖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这时正
当经济的衰退已经使大运河上的商业活动减少，给依靠运河为生的人造成困
难。 １６２２ 年 ６ 月，一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在山东西南靠近运河的地方爆发，
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徐鸿儒的人。①
徐鸿儒的军队得到从中国北方其他部分来的新兵的帮助，取得了最初的
成功。７ 月，他在山东的兖州占领了两座县城，８ 月，他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
附近封锁了大运河，俘获 ５０ 多只运皇粮的船。由于他的封锁同时切断了对北
京和对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军队的供应，政府迅速地行动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条件，因为通常驻在这个地带的军队有许多已被调往
别处。但是，政府军队逐渐取得主动，１６２２ 年 １１ 月下旬，他们从造反者手
中夺回最后几座城市。
徐鸿儒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俘，他和他的十几个亲信随后在北京被处
死。徐鸿儒起义在其最高潮时，影响及于山东、北直隶、南直隶和至少其他
五省的部分地区。自从将近一世纪前的宁王叛乱以来，②这可说是对国家安全
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威胁。因此，朝廷有充分理由赏赐那些把徐鸿儒缉拿归案
的人。
东林的溃灭
然而，就在分发这些赏赐的时候，朝中东林集团与其对手的紧张关系有
增无减，对这一事态，东林集团要负相当大的责任。１６２３ 年初，东林领袖赵
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帐。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
团的人被黜，有的甚至被削籍，从此失去做官的资格。同年晚些时候，赵南
星作为吏部尚书，继续他的整顿。他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
根除他和他的许多朋友认为是难以容忍的腐败。无论赵南星的观点有多正
确，他的刚严使他很快就同宫中的太监和京师其他一些满有理由希望维持现
状的人发生冲突。
虽然有不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北京身居高位，③但他们的权力经常受
到挑战。１６２２ 年，有几个著名的东林人物离去或被罢官，１６２３ 年 ２ 月，顾秉
谦（１５９５ 年进士）和魏广微（１６０４ 年进士）被任命为首辅。④这两个人都和
魏忠贤有密切联系，后来传说他们的任命确实是这个太监谋划的。东林集团
对这个任命当然严重怀疑。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东林的权力已经变得多么有限。１６２３ 年初，４０ 多个
中官被派往东北边疆视察边情。东林英雄、辽东最高统帅孙承宗，认为这种
① 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 6691—6706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08 页。
② 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 9 章，《满族的挑战》。
③ 袁应泰传见《明史》＇41＇，259，第 6689—6691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957 页。
④ 格特劳德？罗思：《满汉关系，1618—1639 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从
明至清：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第 1—38 页。
视察可能影响他的军队的实力和士气，并担心开一个讨厌的先例。他向皇帝
上疏，用强烈的语言陈述他的疑惧。①其他的东林人物也同样直言不讳地反对
中官干涉军事事务。然而，由于魏忠贤在宫中影响的增长，他们的警告照例
被置之不理。例如，尽管东林企图阻止，但从 １６２２ 年春起，太监在紫禁城内
进行军事训练。②
太监同朝中各派之间的小冲突，贯穿 １６２３ 年始终，但争夺最高权力的真
正斗争开始于 １６２４ 年。２ 月，魏忠贤被任命为东厂提督，这是一个由太监管
理的安全机构，负责肃清叛逆，并只对皇帝负责。③这个职位给魏忠贤以司法
和惩罚的权力，他用这种权力打击他的敌人，这被看成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
尽管东林党人不断地间接批评魏忠贤，但直到 １６２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左副都
御史杨涟才上疏公开攻击他。杨涟的奏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 １６２４ 年上半年在
北京举行的东林秘密会议的产物。他还同左光斗和缪昌期（１５６２—１６２６ 年）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