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第2部分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锁孔里断掉的钥匙，它像阳具，被长着牙齿的阴道悲哀地咬死。我需要一把老虎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光线柔和，照在成行的绿树上，使学校干净、疏朗。他们团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站在一旁格格不入。照相分两个步骤，每人先照头像照，最后合影。在等待时，我窥视着孔洁，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不时擦汗湿的头发。太阳照下来，使她更加的白，就像照在雪地上那样让人心慌。

在上学之外的所有时刻，她的母亲都像一条可怜的狗跟着她——这是她跟我说的。在她的父亲死掉后，她成为母亲唯一的财产，被关在门里，像工人那样操练小提琴。每次演出，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细细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她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母亲才搂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她唯一的秘密是一只小狗。她窝藏着它，处心积虑地与母亲周旋，不足两天，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每天下课，她都找人寄养，最后找到我。我有一间房子，一个人住。我把狗养死了，因为恼恨地踢了它一脚，它从此一蹶不振，死在她怀里。她用小铁勺一勺一勺挖它的坟地，泪水汩汩而出。我告诉她是别人踢了它一脚。

现在，她看到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一个哑巴看到另一个哑巴、一个聋子看到另一个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婶子很麻烦。”

我不敢直视她黑漆漆的眼睛，随便又说了句“没法活”，便不安地离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着一张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都行注目礼。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照相师傅把脑袋从照相机后抬起来，说：“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嘴唇哆嗦，脸色发红，但还是抬起下颌，将茂盛的胡子、咬紧的腮帮留在镜头里。我让眼神显得冷漠。我觉得这种照片就应该按通缉令的标准拍，这时讲究美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印象。

合影后，我找到多少有过一点交情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宽宏大量地拍他肩膀，搂着他耳语：“一日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从此，我再也不会回到这所学校。

买到老虎钳后，我清查余额，还有一百来块，索性又换地方买下尼龙索和弹簧刀，这样就剩不下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开证明，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了，要了匕首。他将我拉到内间，找出一箱军用弹簧刀，我挑了最便宜的那把。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伸进包里，按起按钮。嗒，它弹出去，嗒，它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们只能将之归结为偶然。但我得挑选。在我心中，一个人被杀是因为他值得被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合适，直到走来一个一边用小梳子梳头一边左右张望的年轻人。他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能显现胸腹的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有点过分，肩宽仅一尺左右，这让他看起来像一根可笑的扁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紧抿嘴唇，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怀才不遇地爬上寡妇的肚皮，而今天已然升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我们像两棵树、两根木棍那样擦肩而过，而我心知，我是杀过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回到家属院，我用老虎钳夹住钥匙的残柄，却使不上力，转也转不动，扯也扯不出。弄了一小时后，我愤怒不堪，握住老虎钳往保险柜狂敲，只觉虎口震痛，眼泪翻滚。我想事情苦心编织如此，毁在这么一个小细节上了。

下午一点半，隔壁门响动，是何老头儿出门。事虽不济，我还是按照计划，强打精神跟出来。何老头儿牵着一只猎犬，它抬腿时就像一匹老马那样斯文，懒劲十足。有时他和它停下来，他搔手臂，它侧过长着疥疮的背去蹭他的腿。当它趴住不肯走时，他吐唾沫，连续踢它的腹部，说：“养你有什么用，死了算了。”而它只例行公事般地哼几声。他得用皮带抽，它才努力支撑着，摇摇晃晃站起来。有时为了让它走得有信心，他会往路上撒些饼干渣。

这是一条永远也不主动叫喊的老狗。但在我收养孔洁那只小狗时，不知道它怎么将信息传递过来，我这边的小狗疯狂刨门，不停叫喊。就是那次，何老头儿猛拍我的防盗门，接着用脚踢。我想捂住小狗，但它挣扎得更厉害。我只能打开门。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他掐着我的脖子，脸色红透，眼珠突出，牙齿全黑了。

“吵死人，都几点了！”

“对不起。”

“你他妈还想不想活了！”

“对不起。”

“你要不想住，滚！”

“对不起。”

“对你妈逼的对不起。赶紧的！”

“对不起。”

他松开手，我咳嗽起来，我想这样会勾起同情，但他还是抽了我一记耳光，并狠踢了我一脚。我泪花翻滚，朝他鞠躬，关好门。我想捂死小狗，但它也被吓呆了。我给孔洁发短信要她赶紧带走，它却又叫起来，我便一脚踢向它肚子。它轻飘飘地飞起来，重重落在地上。

我现在跟着他，却是没有恨，我觉得那走着的只是一具木乃伊。我能理解这个过去俯视几千人的教官现在所拥有的特有的寂寞，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时间的无限延长。他睡眠时间很少，很早起来遛狗，太阳升起时归来，声势浩大地做饭，然后去岗亭处取报纸，逐字逐句地读一个上午，再声势浩大地做饭，午休一小时，最后从家里出来，带着那只万寿无疆的狗。有一天，他既没遛狗，也没做饭，而是穿着整洁的军服，佩戴灿烂的勋章，早早坐在楼下。傍晚了，一辆吉普车才开进来，他鼓起水汪汪的眼睛，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和来者逐一握手。我站在二楼，看到那些慰问人员一个个像被绑架了那样焦灼不安，不禁觉得好笑。

他继续朝前走，碰到一伙围着三轮车下棋的，背起手慢慢看。应该是有人出棋没按照他的意志，他大声嗟叹，这样别人就和他争吵起来，以他孤零零的胜利告终。他们白着眼，骑走了三轮车。

然后他走向一堵墙，墙两边分别是街市和工地，墙下蹲着三五个穿着鲜艳上衣和平常裤子的中年妇女，正大口吃着盒饭。一些穿白背心的老头儿夹着碟片、提着食物逡巡在那里，装作不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直到她们说：“想玩吗？”

何老头儿每次都抢着说：“想啊，就看玩什么。”

“玩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不知道，说说看。”

“你都知道还要我说干什么。”

“我真不知道。”

“操逼。”

得到这个答案，何老头儿心满意足地走掉。他从来没有远远地跟着小姐去一趟出租屋。他解下拴在树上的皮带，一再念叨着“操逼”，和他的狗去附近公园了。我懒得再跟，走回家里，往锁孔里倒肥皂水，用老虎钳夹住钥匙，还是弄不出来。我呆呆站着，脾气像小瓶里升温的气体那样，慢慢膨胀，终于爆发出狂怒的力量。我握住老虎钳不停地砸锁芯，那东西带来巨大的反作用力，几乎震断手臂。

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最后一次起来时，我万念俱灰，只想怎么惩罚它。我对着它狭长的入口撒尿，然后双手抓住立脚，像牛那样拱起半边肩膀，连吼三声，将它顶翻。它嘭的一声倒下去。不可能指望它会自己散架。但在它底部，我看到一只粘紧的密封塑料袋。拆下袋子，再揭开里边的塑料泡沫和旧报纸，便看见一只像镜子那样又圆又扁的玉佛，有些晦暗，凑到光线下看，却又分明活了。它笑个不停，眼睛、眉毛、嘴巴在笑，就连额角的绛红色胎记也在笑，笑得肉脂和衣服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

我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想打电话告诉这世界上的随便什么人，我是怎样发现一个小市民在藏宝时所涌现出的奇怪心思的。她有着近乎愚蠢的聪明，对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她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她将宝贝粘在保险柜底下。她昨天将我轰出来，是想自己蹲下去摸那里，她摸到了，安心地走了。

何老头儿回来时，我对手机，是下午六点半。我想你真他妈不愧是一个军人。

第四章　准备

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

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次日一早，我来到旧货市场，游荡很久，才挑好一位看来识货的店主。他面相清瘦，白发苍苍，戴着老花镜，与人对视时自有尊严。我想他说个差不多的价，就收钱走人，但他鉴别好后却不置一词。我问值多少，他嗯嗯啊啊地，好似要说，又不说，只是不舒服地看着我。我再三催促，他才说：“小兄弟，你认为它值多少呢？”

“这个要问你，你是专家。”

他用拇指划着玉佛，说：“玉倒是玉，就是太阴了。”

“那你觉得值多少？”

“五百。”

我取过玉佛，说：“五百你买方便面去吧。”

“那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

“一万。”

“怎么可能？”

“信不信我卖两万？”

他笑了，说：“小兄弟你很会开玩笑。”我觉得这是耻笑，拔腿要走，听到他说：“三千吧，大家都诚心点，三千是个合理的成交价。”

“一万。”

他沉吟再三，又报出五千。我直视这个老者，一字一字地说：“一万五。”他说：“你看，你开始说一万，现在又说一万五。”

“两万。”

他摊摊手，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我便走掉，我听到他又嗯嗯啊啊起来，知道他在组织词语，便索性急走出门。我藏在树后，窥伺着店门。未过数秒，他果然像老鼠那样张望着走出来，看见我便拼命招手：“你来，你来。”

“想买了？”

“买，一万我买。”

“你当我是什么？”

我拔腿又走，我觉得自己这是在赌博，我也不知它到底值得多少。我想他要是不跟过来，我也不会输，还可以死皮赖脸回去。他的行动证明这是件无价之宝，他在跑，这个老东西就像链条生锈的自行车那样，咔嗒咔嗒，在艰难地跑——还没有我走得快。我停下来，说：“你真要买，去取钱，我在这儿等着。”他果然又毫无尊严地跑回去，到门口时回头一望，发现我没走，便堆出下作的笑容，比画出一根手指。我正义凛然地伸出两根，他表示明白。

他提钱来时，一定要先察看玉佛，确信没有掉包，方给出一捆一万。我推回去，他便补了一捆。我将一捆塞进包内，一捆塞进裤兜。他说：“你也不数数？”

“你不会少的，你怕我反悔。”

这时，一个跛脚的乞丐端着铁筒移过来，我见里边都是一毛五毛，索性将裤兜里的一万元放进去。乞丐低头看着，脖子僵直，欲哭无泪。我踢了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风一般遁了。店主错愕不已。我想他明白了，我并不在乎玉佛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

吃饭时，我开始省着点花，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车。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离火车站很远，我便拆下手机电池。

火车站广场有一面孤墙，绘着巨大的中国地图，人群像鱼儿般拥来拥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它面前，像站在时间之河，一天之后公安局长也会站在这里。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而局长必须拿起奥卡姆剃刀，将目标削为两处：一、逃犯在那里有着重要的利益或情感约定；二、逃犯在那里有认识的人。

剩下的他只能听天由命。

我扪心自问，在这世界与谁也没有约定，如果非得算上一个，那就是自己。很早以来我就想去海拔很高的名山观看日出，我一度觉得这是治疗人心衰竭的唯一办法。而我在异地认识的人，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都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妈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到售票大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点半离开的票，半小时后陡然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便走出队伍重新盘算。最终买好的是明天下午四点十分从此地始发的票。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站票。此后，我找到一家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接通手机信号，当着摄像头拿出身份证，花几百元买到一张明天晚上九点出发的折扣票。

出来后我将机票塞进排水口。

下午，我找到曾经去过的那间服装店。店主穿着旧连衣裙，扑在收银台上打盹，嘴角流着口水，一丝眼白可怖地露出来，门口的喇叭则来回播放清仓的消息。我看见上次试过的衬衣、西裤、皮鞋和公文包还堆在那里，没有收拾。

我敲打着桌面，她从久远的地方醒来，“看中什么了？”我指着那四样。她看着它们，又看看我，记起来了，说：“二百你都不要。”

“不，我要，我要两套。”我从一沓钱里抽出四张。她狐疑地看着，笑容忽然像伞般打开，人飞将起来。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上帝，我是在将甘露洒向最困厄的女人，使她获得往下活的力量。

她给我倒茶，不停地说：“我就说你看起来不像不诚心的人。”我见如此，索性将单子交给她，她从自己店里拿，或者去隔壁店里借，将我需要的皮带、鞋油、香水、帽子整齐全，还将那半瓶啫喱水送给我。我让她将帽子换了个大号的。

她打好包后，搓着手，像孩子等待领赏那样。我又抽出两张，她说：“多谢叔，叔是大老板。”我真想凑过去亲她一下，手却抽回来一张。我眨眨眼，走了。我想她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