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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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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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并不能使封建统治者有所收敛,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后汉书》卷31《贾琮传》言:“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中平二年(185年),灵帝为了修宫室和铸铜人,增收天下田赋,每亩多出十钱。并令太原、河东、陇西诸郡输送材木、文石。运抵京师后,宦官验收时,百般挑剔,折钱贱买,十才酬一。而调发不已,来回折腾。结果,材木搁得腐朽了,可是宫室连年修不成。刺史、太守也趁机打劫,增派私调,百姓承受不了,怨声载道。灵帝规定凡是新任和调职的郡守等官都要先到西园缴纳助军修宫钱,然后才准到任。有些比较清廉的官,宁愿不去上任,也不肯出钱。可是朝廷不答应,硬逼着去上任。当时有位新任命为钜鹿太守的名士司马直,“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司马直忿慨地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终于“吞药自杀”。汉灵帝原是河间国的解渎亭侯,因桓帝无子,被迎入为帝。他生母董太后是有名的敛财婆,灵帝更采取各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吞占郡国贡物和增加田赋及铸钱、经商、卖官以外,还“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堂中……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他把许多私财存放在宦官家中;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帅,于是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统治者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后果只能是农民的不断反抗。《后汉书》卷71《皇甫嵩朱传》言: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另外,青、徐、并、幽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涼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长子刘辩继立为帝,其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为了一举杀尽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董卓还没有赶到,何进已为宦官所诱杀,官僚世族袁绍等又大杀宦官。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至此最终结束。但身拥强兵、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从此,皇帝被挟制于强臣之手,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

一、董卓专政及其暴行

  董卓,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父曾为颍川郡轮氏县尉。卓少时尝游羌中,与诸豪帅相结,诸豪帅赠他杂畜千余头。卓有膂力,能左右驰射,“以健侠知名”,先为涼州兵马掾。东汉后期,羌人屡次起兵反汉,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参加了镇压羌人的战争,积功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政府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张角作战,兵败免官。当年冬,涼州又发生了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为首的羌汉各族的反汉朝斗争。董卓又被起用,派往涼州作战的高级将领除董卓外还有皇甫嵩、张温等。董卓率领的军队多是籍隶关西的汉族和羌胡人,关西各族人民屡遭战乱,习性尚武,妇女亦多能挟弓而斗,因此卓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董卓看到汉政府腐朽无能,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上级指挥。当时孙坚劝身为统帅的张温、皇甫嵩以军法斩卓,两人都不敢听从,张温还说如杀卓,则“西行无依”。汉政府也已看到董卓跋扈难制,曾试图解除他的兵柄,调他回朝为少府。他以所部羌胡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汉朝也无可奈何。中平六年(189年),汉朝调董卓为并州牧,令他把部队交皇甫嵩带领,他又不应命。当何进召他将兵诣京协助诛除宦官时,郑泰认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可是昏懦的何进不能采纳。等何进与宦官张让等相继被杀后,董卓也已引军赶到。引狼入室的错误已经铸成了。

  董卓到京后,凭仗武力,专擅朝政,他废掉少帝刘辩而立陈留王刘协(即汉朝最后一个国君——汉献帝)。不久卓又杀何太后。刘辩是灵帝长子,何皇后生;刘协是灵帝次子,王美人生。王美人与何皇后均有宠于灵帝,何皇后忌妒王美人,王美人生刘协后,即被何皇后酖杀。刘协由灵帝生母董太后抚养长大。灵帝死,何太后与董太后争权,何太后逼死董太后。灵帝在世时已看出刘辩懦弱,欲立刘协为太子,但碍于皇后及何进,犹豫未决。灵帝死后,何进辅政,帝位自然是刘辩的了。董卓到京后,曾同少帝刘辩谈话,那时刘辩已十四岁,对朝中事说不清楚,陈留王刘协虽只九岁,讲话却有条理,董卓认为刘协比少帝刘辩聪明;卓又说抚养刘协的董太后与他同族。于是有废立之意。实际上,董太后是冀州河间人,董卓是涼州临洮人,彼此相距太远,无缘同族。董卓骨子里也和历史上其他权臣一样,不过欲借废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权。董卓要独揽大权,自然不愿让原来的皇帝与太后仍旧在位,因为原来在位或当权者是不甘心作傀儡的,他虽手中无权,但仍可利用其原来的地位与威望伺机发动政变。如果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比较容易接受当傀儡的处境,对于权臣的危害总是小一点。从史书的记载看,刘协也确实比刘辩聪明,这一点虽然给董卓废立提供了借口,但董卓废帝弑后的行为也给敌对者以重要口实。卓这样作,只表明其愚蠢与蛮干而已。

  如前所述,士大夫阶层发展到东汉时,力量已很雄厚。宦官纵然能嚣张一时,但缺乏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皇帝一死,宦官便失去势头。在战争年代,士人尤其为割据的军阀所倚重。董卓虽然是一个粗暴的武夫,但他还是知道撇开士大夫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所以在他掌权之始,也曾征用才学与名望俱高、屡遭阉党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后,“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董卓征另一处士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卓重用名士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又以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御史刘岱为兗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虽然如此,士大夫还是不肯真诚与卓合作,袁绍、袁术、曹操等都从洛阳逃出,积极从事反卓活动。从董卓方面来说,他之重用士人,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他的残暴面目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三国志》卷6《董卓传》载:

  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后汉书》卷72《董卓传》亦言: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乱公主,妻略宫人。

  以上所述董卓的罪恶,虽或有过分之处,但从董卓本人及其部将之残暴放纵而言,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罪行不仅引起了贵族官吏的反对,也招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恶。其必然失败,中智以上皆能看出。这样,卓在引用士人方面之矫情措施,亦失去其意义,卓之凶暴适足为自己掘坟墓而已。

二、关东军阀起兵讨伐董卓

  在何进已被宦官杀害而董卓尚未到来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朝中较有实力的是袁绍。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四世五公”的大官僚家庭,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绍本人“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灵帝建立西园八校尉时,绍为中军校尉。何进欲诛宦官,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绍叔父袁隗时为太傅,与何进参录尚书事,绍从弟袁术为虎贲中郎将,统率一部分禁卫军。何进被张让等诱入宫中杀死以后,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袁绍、袁术等“勒兵捕诸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张让等困迫,将少帝与陈留王等数十人步行出洛阳北门,夜至小平津(今河南巩县西北),朝中大臣唯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随帝。至黄河岸边,闵贡厉声叱责张让等,让等惶怖,投河而死。闵贡等扶帝与陈留王南行还宫。这时董卓的军队已经到达,卓与公卿迎帝于北芒阪下。董卓凭借其强大武力,高踞于群臣之上。当董卓欲废少帝时,袁绍首先反对。卓因刚刚到京,“见绍大家,故不敢害”。绍亦畏卓,私自逃奔冀州。卓先曾下令缉拿袁绍,后来怕绍在东方联合其他地方势力反对自己,所以任命绍为勃海太守。并用仍在京的袁术为后将军,前典军校尉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曹操也不愿与卓合作,术出奔南阳,操出奔陈留。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于河内(郡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冀州牧韩馥留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郡城在今河南禹县)。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均屯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今河南鲁山)。他们的军队,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人。

  在关东州郡起兵以前,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太等已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县永固镇)重新起义。中平六年(189年)十月,白波起义军挺进到河东(今山西西南隅之地,郡城在今夏县北),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董卓令其女婿中郎将牛辅率军前往镇压,不能取胜。关东联军兴起以后,卓见联军声势很大,又怕白波军渡河南下截断其往关西老巢的退路,拟把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但公卿大臣多持反对意见,卓既怨自己封拜的东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又因大臣反对迁都,十分恼怒,乃杀原来替袁绍等人说话的伍琼、周毖,并免去杨彪、黄琬的三公职位,还征召屯兵扶风的左将军皇甫嵩回朝,以防他配合东方联军夹击自己。京兆尹盖勋与皇甫嵩长史梁衍劝嵩起兵讨卓,篙因兵力不足,不肯听从,还是应征回朝了。

  皇甫嵩回朝以后,洛阳以西再无能够反抗董卓的人。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强令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人民数百万口被迫西迁,路上被卓军车骑践踏,加以饥病交迫,死亡相继,积尸满路。董卓自己留镇洛阳毕圭苑内,纵火焚烧洛阳二百里内的宫庙、官府、居家。又令吕布发掘诸帝及公卿陵墓,取其珍宝。还遣将四出虏掠。使东汉近二百年来在洛阳的建筑文物毁灭略尽。这许多文物皆劳动人民血汗造成,董卓的罪恶固在不赦,但东汉王朝长期以来的腐朽统治实是招致董卓为虐的根源,所以我们说历史上的罪人并非只董卓一人。从董卓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并无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只能猖狂一时,为新的朝代开拓道路而已。

  董卓的罪恶既如洪水滔天,至于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又是怎样呢?

  袁绍等人虽然打着勤王招牌,但从他们的阵营来判断,其中多数将领没有战斗经验和韬略。在太平时日,他们靠交游士林和养名钓誉,以捞取功名官位。但在战争年代,他们便缺乏决敌致胜的真实本领。他们外慕勤王戡乱的美名,内实胆怯畏敌,诚如史书所描述:陈留太守张邈是个“东平长者,坐不窥堂”;豫州刺史孔伷只会“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冀州牧韩馥本系恇怯庸才;青州刺史焦和则是“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在起兵讨卓的十余人中,累世公卿的袁家就有三人,其中山阳太守袁遗是袁绍的从弟,他喜欢读书,学问渊博,但无军旅之才;后将军袁术最狂妄骄奢,虽无才干,可野心顶大;袁绍在当时最有声望,为豪杰所归向,但身为盟主,既不能部署诸将,给董卓以有效的打击;他自己也未曾接一仗,发一矢,只图谋占领地盘,扩充实力。诸人对董卓打仗,虽畏缩不前,可是自相兼并,却越来越卖劲。曹操后来曾经作诗形容这时的情况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当时同卓军作战比较积极主动的有两个人,即曹操和孙坚。

  曹操看到诸将不敢与董卓争锋的畏惧心理,乃慷慨激昂地向他们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虽言之谆谆,但诸将既害怕董卓兵强,又想保存实力,不肯听从。曹操只好独自引兵西进,打算占据军事要地成皋。诸将对他进军,不肯支援,只有张邈遣将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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