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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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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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孙吴的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发达,所以与海外关系也有发展。孙权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国台湾省)及亶洲(今日本)。他们费了将近一年工夫没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权征夷洲,“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载回的夷洲数千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此这数千夷洲人与吴人杂居,繁衍子孙。毫无疑问,从此大陆人对夷洲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故此后吴丹阳太守沈莹能撰写出《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该书所记夷洲的自然条件与今台湾省北部酷似,而所记当时夷洲人的风俗习惯等也可从今台湾省高山族中找到,说明夷洲即台湾。因此,我们说吴人夷洲之行意义是重大的。当时吴国所辖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岛)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吕岱曾“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所谓“奉贡”,实即互市。孙吴与大秦(罗马帝国)也有交往。《梁书》卷54《诸夷传·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这是大秦人从海道来者。

  孙吴的海上交通往来,加强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当时东南亚所产的象牙、翡翠、瑇瑁等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的土特产品以及文物等也传到各国各地区,这就为东晋南朝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匈奴

  匈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学者多持怀疑态度。然《史记》中一些远古记事的真实性已多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则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说当亦有所据。匈奴妻后母之俗与《括地谱》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众妾”正复相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匈奴使用铁制工具较早,显系受汉人影响。故至少在匈奴贵族与夏后氏之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据史书记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强盛。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邻近匈奴,时遭匈奴抢掠,因之三国皆修筑长城,以为屏障。秦始皇时,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继之修缀长城,采取以守为主的长期防御方略。刘邦灭掉项羽后,移兵反击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危而后解。汉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扰,唯有权借和亲,嫁女纳币,以求粗安。武帝凭数世之蓄积,靠举国之人力、财力,对匈奴大张挞伐。匈奴被迫远徙,汉之兵马财货损耗亦至巨,致使“每内虚耗”、“官民俱匮”。往后匈奴虽不足为汉大害,然侵掠边境之事,仍不时发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发生内讧。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贵族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釀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五凤四年(前54年),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战斗失败,单于庭遂为郅支占有,于是呼韩邪决计降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见天子,汉隆重接待,居之北边,赈以谷食。郅支单于亦遣子入侍,图谋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经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于郅支骄横,未能得到西域诸国拥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众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设计谋杀。早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已归塞北单于庭。呼韩邪闻郅支死,且喜且惧,喜者劲敌已除,惧者畏汉袭之。乃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再次朝汉,并求婚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自匈奴内乱,呼韩邪首次朝汉,至此已三十年,汉匈关系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后,汉、匈更加亲善。王莽时,因莽一再轻侮匈奴单于,致使双方关系恶化,边隙又起。东汉之初,匈奴经过六十余年较为安定的生活,种人繁殖,势力增强。中土多年战乱,元气损伤,故刘秀对匈奴采取息事宁人措施,除赂遗匈奴财帛外,还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关(在上谷郡)东南迁移,另外,增添边地屯兵,修筑亭候,设置烽燧。匈奴贵族仍不时侵犯,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刘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层贵族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又趋激烈,并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为南单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继又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南单于与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令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并设护匈奴中郎将以佑护之。南单于亦自置诸部王,助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汉郡县侦探耳目。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衍。至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北匈奴则连年内乱,众叛亲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叛于右。加以天灾,人众向南匈奴及汉朝投降者前后相属,于是南单于一再给汉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之。汉两次遣军大举远征,出塞各三、五千里,较之前汉武帝时,费力少而战功多。北匈奴主力从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余万户,皆为自北南下的鲜卑人领属。从而促成了鲜卑日后的强盛。

  最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政治昏浊,外戚和宦官迭相揽权,国事日非,下民困苦。不仅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虽然不久便被镇压下去。但其他汉胡人民的起义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适逢灵帝病死(189年),董卓带兵入京,天下大乱。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停住。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于扶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于扶罗又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平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十二月,董承、杨奉等奉献帝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赶乘舆。董承、杨奉屡吃败仗,乃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卫护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始到洛阳,去卑又护送献帝到许,然后返回平阳。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甥并州刺史高干、河东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一齐背叛曹操。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呼厨泉于平阳,呼厨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乌桓,高干再次叛操,守壶关口。次年,被操攻克,高干自入匈奴求救,呼厨泉不受,操遂定并州。

  并州既是胡汉杂居之地,又俯邻邺、洛二都,所以曹操对治理并州的人选极为注意。如河东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习都是操精心选拔出来的州郡要员。《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中央任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次即征发强壮男丁,以为“义从”;对一般匈奴部众,则趁中央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这样,既可为国家补充精勇军队,同时也给匈奴部众开辟建立军功的机会。等豪右和丁强皆已离境,然后把他们的家属迁往邺城,充作质任。至于不服从调遣和政令的,则予以镇压。对于州界名士,皆量才录用,或贡达朝廷。这样,匈奴上下皆服从供职,同于编户。

  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书有以下记述。《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亦言:

  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

  《晋书》卷56《江统传》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264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强,分为三率(同帅),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后),又增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曹操时的政策是:(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

  是时,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去字之误)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徙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徙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徙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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