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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傕、汜兵绕营叫呼，吏士失色，皆有离心。董承、杨奉等乃潜议过河，使李乐于夜先渡，潜具船，举火为应。献帝步行出营，岸高十余丈，不得下，乃以绢为辇，使人居前负帝，余皆匍匐而下，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人争攀船，董承、李乐以戈击之，不少手指坠入船中。随帝渡过河者，唯皇后、宋贵人、杨彪以下数十人，宫女皆为傕兵所掠，衣服尽失，发亦被截，冻死者不可胜数。献帝到大阳（今山西平陆东北十五里），幸李乐营。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来贡饷。献帝乘牛车到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王邑为列侯，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安国将军。派人至弘农与李傕、郭汜、张济等和，傕等乃放归公卿百官及宫人妇女。
四、袁绍的强盛
关东诸将既不能同心协力进讨董卓，他们之间便不能不发生利害冲突。既得利益比较大的不仅想保住利益，并且还要扩充势力；既得利益小的不仅想生存下去，而且还图伺机夺取土地和人民。袁绍虽身为盟主，但只据有冀州东部沿海的勃海一郡，所以他便利用其为盟主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扩充势力。
袁绍首先倡议另立一个皇帝，当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时，袁绍就不同意。所以袁绍与献帝一开始就有矛盾。袁绍除了说献帝是董卓掌中的傀儡以外，还一再作书给袁术说献帝非灵帝子。袁绍与韩馥联名倡议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可是刘虞拒不答应，绍等只好作罢。史书叙述此倡议时，虽将冀州牧韩馥的姓名列在绍前，但实际上还是绍的主意，因为刘虞如果当了皇帝，袁绍这个盟主必会成为首辅，权势可立即到手。
立帝之议不成以后，袁绍下一步棋就是迫使韩馥把富庶的冀州让给自己。在扰攘时期，同处一州的将领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当袁绍刚从洛阳逃到勃海时，韩馥怕袁绍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攫取冀州，曾派人到勃海监视袁绍，使他不得起兵。但当时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浪潮十分高涨。《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载：“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韩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可见袁氏势力是很大的，韩馥迫于形势，只好听绍起兵，可是仍经常少拨军粮给绍，企图令绍军无食自溃。在袁绍方面，也确有伺机夺取冀州的意图，所以当韩馥部下骁将麴义叛馥后，袁绍立即将麴义拉到自己方面来；袁绍曾秘密作书给在幽州的公孙瓒，令他前来夺取冀州；还让外甥高干及韩馥手下谋臣辛评、荀谌、郭图等向馥陈说利害，言如不将冀州让绍，绍必与公孙瓒共攻冀州。辛评等身为韩馥亲信要员，犹劝馥让出冀州，说明他们已经打算背离韩馥，转向袁绍，这就使素性恇怯的韩馥十分恐惧。当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劝馥勿将冀州让给袁绍时，馥言：“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绍字），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于是馥不顾部下的反对，而乖乖地将冀州牧印绶让给袁绍了。
当时的冀州是中国诸州中人口、粮食都比较富足的，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再加袁绍的声望和雄厚的家庭凭借，使袁绍的势力骤然强大起来。他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屯兵于幽州的公孙瓒。
东汉晚期，经常发生战乱的缘边地带，除了涼州以外，就是幽州。汉灵帝时，曾经做过中山相的渔阳人张纯，勾结乌桓贵族丘力居等叛汉，做过涿令的公孙瓒因对张纯等作战有功，被封为骑都尉。但是公孙瓒与张纯等战斗五、六年，未能取得胜利，丘力居等的钞略范围反而日益扩大，波及冀、幽、青、徐四州。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过去即曾做过幽州刺史，对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一向采取安抚的政策，成效较好。所以这时汉朝仍把他遣回幽州。刘虞到蓟后，“罢省屯兵，务广恩信”，对乌桓贵族“开许善路”，只悬赏缉拿张纯。纯走出塞，为部下所杀。于是灵帝遣使就拜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董卓掌权，又进虞为大司马、襄贲侯。幽州地处边塞，资用经常不能自给，每年需从青、冀二州赋调抽款二亿余，始得维持开支。后来连年战争，幽州无法再得到外州援助，赖有刘虞处置得当，情况有所好转。《后汉书》卷73《刘虞传》称虞：
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以上叙述，不免有渲染过甚之处，特别是最后两句言豪强富人因刘虞持身节俭，便改变了自己的奢侈僭越行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刘虞注意生产，提倡节约，使幽州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应是可信的。
刘虞到幽州后，撤去诸屯兵，唯留下了原来立有功效的降虏校尉公孙瓒，令他率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但公孙瓒一向主张用武力扫灭乌桓，刘虞却“欲以恩信招降”，公孙瓒经常“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可是刘虞却“为政仁爱，念利民物”，因此这两个主张和作风迥然不同的要员，便不能和平相处，嫌隙日益严重。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三十万人进入勃海，准备与黑山军汇合。公孙瓒率领步骑二万迎击于东光县（属勃海郡，在今河北东光县东），打败了黄巾军，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公孙瓒因镇压农民军有功，被提升为奋武将军，封蓟侯。随着公孙瓒军事实力和官爵的升高，其贪欲也跟着增长，他迫不及待地要与袁绍争夺冀州。他先上书朝廷，陈述袁绍不忠不孝的各种罪恶，然后提师南下。战争开始时，瓒军颇占上风，冀州各城多叛绍从瓒，瓒以田楷为青州刺史，严纲为冀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年）春，公孙瓒与袁绍大战于界桥（今河北威县东）之南。瓒以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骑，白马义从为中坚。旌旗铠甲，至为鲜明，光照大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两侧，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于后。麴义久在涼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义兵少，纵使骑兵直前陵蹈。义兵先皆伏楯下不动，瓒骑未至数十步，义兵始同时俱起，扬尘大呼，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瓒兵顿时土崩，大败奔逃，瓒所置冀州刺史严纲临阵被杀。义兵一直追至瓒营，拔其牙门，瓒退还蓟。从此，瓒与绍战，常居劣势。
公孙瓒不仅与袁绍是对头，他同刘虞的关系也越来越坏。瓒与绍战，虞屡加禁止，瓒不从命，刘虞缩减对瓒的军粮供应，二人怨隙愈深。瓒为防虞袭己，于蓟城（今北京市大兴西南）建筑高台。虞数请瓒相会，瓒托病不至，于是虞有讨瓒之意。初平四年（193年）冬，虞亲率诸屯兵合十万人攻瓒，从事程绪以“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劝虞勿行。虞嫌绪“临事沮议”，杀之。虞出师时，告诫军士：“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部曲放散在外，瓒仓促间闻虞军将至，颇为恐惧，即掘东城欲走。可是刘虞素来不习兵事，平日既不训练士卒，战时又不让烧人庐舍，所以军队虽多，却攻不下城。公孙瓒见有隙可击，乃率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虞军而大败之。刘虞北奔，被禽还蓟。不久，献帝派遣使者段训到蓟。瓒诬虞前与袁绍等谋为天子，胁训斩虞于蓟市。
公孙瓒既杀刘虞，尽有幽州之地。但虞素有恩信，部下多欲为之复仇。兴平二年（195年），虞部属鲜于辅等率州兵并招聚乌桓及汉民数万人，大破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于潞（今北京市通县东）北。袁绍又遣麴义及虞子和将兵与鲜于辅合击公孙瓒，败之于鲍丘（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于是瓒地日蹙，退守易京（在今河北雄县西北），不敢出战。瓒在易京城内为围堑十重，于堑内筑京（大粮仓），积谷三百万斛。自言：“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以知天下之事矣”。可是到建安四年（199年）春，这个具有高台深堑的堡垒还是被袁绍攻克，公孙瓒自知无救，乃尽杀其妻子，然后引火自焚。
在袁绍与公孙瓒不断攻战的八年中，除了双方在冀州、幽州直接交锋外，还有公孙瓒所署青州刺史田楷与袁绍长子袁谭在青州的战争。袁谭初至青州时，只据有平原一郡，建安元年（196年），谭北逐田楷，东攻北海相孔融，略有青州，袁绍灭公孙瓒后，又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甥高干为并州刺史。于是绍兼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广兵多，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一、曹操的兴起
（1）出身和初仕
曹操，字孟德，豫州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他祖父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腾在宫中服事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如前所述，东汉后期，中央政权的实际掌握者，很多时候都是宦官。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堂谿典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致位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例如当种暠做到司徒后，对曹腾十分感激，他说：“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腾养子嵩由于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级官吏。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嵩以亿元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所以曹操是出身于有人、有钱、有势的大官僚家庭。
但曹嵩究竟是从那家过继来的呢？有的书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陈寿在《三国志》卷9《诸夏侯曹传》中评说：“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有人以同姓不婚为理由，断定嵩非出自夏侯氏。但从操对夏侯氏的重用情况看，操与夏侯氏决非一般婚媾关系。夏侯氏既非操之母家，又非妻族，却得操格外重用，待遇很特殊。清代学者潘眉说：“《陈志》于《帝纪》云：‘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列传》则以诸夏侯、曹为一卷，显以夏侯氏为宗室矣。”其言颇能抓住问题的契机。《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更明言：“曹氏，夏侯氏之出也。”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幼机警，有权术，喜任侠，行为放荡，然而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嗜好兵法。曹操的文学武略，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工夫。
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其子曹嵩一直在朝中作高官，其孙曹操也从幼就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
许多学者认为曹操由于是宦官之后，少时为士大夫所不齿，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操少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出身于四世五公家庭的袁绍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可见曹操少时并没有受到士大夫的排斥。反之，曹操少时的表现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名士何颙见到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当时一般公卿子弟做官非常容易，曹操二十岁，即被举为孝廉，做侍卫皇帝的郎。接着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那时东汉王朝腐败已极，到处豪强横行，欺压贫民，目无法纪。曹操年轻气锐，颇思有所改革，为百姓除残害，为自己树名誉。他一到洛阳北部尉衙门，便修缮四门，造五色棒，在每门左右各悬十余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强，都用棒打杀。一次，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于夜间行走，也被用棒打杀。因此，豪强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而豪强及其幕后支持者都把曹操看做眼中钉，必欲拔去之而后快。但由于曹操也有靠山，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手法，在灵帝面前夸奖曹操甚有吏能，于是外调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令，这时他二十三岁，不久，曹操又回朝为议郎。
曹操在议郎任内，曾因从妹夫强侯宋奇被诛事，一度免官。由于曹操能明古学，不久复职。议郎不担任实际政务，专门给皇帝提供意见，论列是非。当时朝政昏浊，奸邪充塞，皇帝为宦官、贵戚所包围愚弄，不知下情。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皇后父大将军窦武、太傅、名士陈蕃谋杀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曹操特为窦武、陈蕃上书申诉，指言“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灵帝不能采纳。
光和五年（182年），灵帝下诏令三公举奏州郡官吏无治绩而为民蠹害者。三公倾邪，贪恋禄位，不敢得罪宦官，反而乘机受取贿赂，只把边远小郡一些清贫守法的地方官纠举塞责。曹操对此甚为忿恨，上书斥责三公所举，专回避贵戚。灵帝稍有感悟，责让三府，把蒙冤被诬的地方官拜为议郎。此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