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 第48部分

　　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据《晋书》卷24《职官》言：秦代已有散骑和中常侍。东汉初，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初，将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官，因不用宦者而用士人，故省去“中”字，称散骑常侍。其职掌是规谏皇帝，无专管职务。侍中与散骑常侍同在皇帝左右扶侍，侍中居左，常侍居右，皆备皇帝顾问、拾遗补缺。据《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髦传》言：

　　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指司马昭）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

　　由上可知，当两军交战、决定胜负的紧要时刻，权臣司马昭仍旧不能离开尚书及散骑、黄门等机要官吏，一方面是让他们参与谋划，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们发动变乱。散骑侍郎官秩低，但系皇帝培养州郡长吏的对象之一。如《三国志》卷24《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曹丕诏曰：

　　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正因为散骑为培育人才之所在，所以不仅要求其人善于骑马，而且也要善于著述，比如刘劭为散骑侍郎时，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作《皇览》。后劭迁散骑常侍，又受诏作《都官考课》。《三国志》卷3《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注引《魏略》载曹睿曾将太子舍人谏书付散骑保存，可知散骑侍郎除规谏献纳外，还掌管书奏文件。

　　由于散骑常侍时常接近皇帝，故常作为加官，用以尊崇文武大员。比如有权势的中书监、令刘放、孙资仍然都加散骑常侍。据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的统计，加散骑常侍职者有七十人左右。

　　孙吴亦有散骑常侍的官号。如《三国志》卷64《王蕃传》言王蕃“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附马都尉，时论清之。”说明其职亦由士人担任，并系正员，而非加官。

　　给事中与给事黄门侍郎曹魏时，同侍中、散骑常侍一样既是内朝官又属加官的还有给事中及给事黄门侍郎。它们都参与共平尚书事。给事中因供职殿中，在皇帝身边备顾问，故称给事中，给事中多以加官出现。如黄初中，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加；曹真以中军大将军加；董昭以光录大夫加；苏林以博士加。太和中，刘放、孙资以中书监令加等。

　　秦汉时，宫禁门皆黄色，故号黄门。给事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亦简称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除侍从皇帝、关通内外之外，还与侍中俱省尚书事，俱管门下众事，故亦称门下侍郎。后世所以称侍中为门下省亦因于此。魏钟会于正始中为秘书郎，迁中书郎。毌丘俭反于淮南，钟会随司马师东征，典知密事。司马昭辅政，会谋谟帷幄，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说明黄门侍郎亦为亲密之任。

　　蜀汉亦设有黄门侍郎。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载：董允……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当时董允的职务即为黄门侍郎，可见黄门侍郎的职掌主要是参谋议、拾遗补缺，与侍中相同，只是秩位稍次而已。

　　中书监令曹魏时尚书台固为总揽行政的机构，唯中枢实权仍逐渐向更加靠近皇帝的中书监、令转移。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前。监、令皆挑选文学通达的士人担任。若有密诏下达州郡或边将时，往往不经尚书，径自中书发出。因之逐渐形成中书监、令“实握事要”情况。遇有不测事变，中书监、令即可就近操纵其间，所谓“断割朝命”。本书前在述说曹睿临死挑选辅政大臣时，已详细论及中书监刘放及中书令孙资从中排挤燕王曹宇而推毂曹爽、司马懿，以致酿成司马氏专魏政的重大变局，足以说明中书监、令权势的炙热。此处自无庸再行赘述。

　　中书监、令下，设有中书侍郎，简称中书郎。曹睿时，诏举中书郎，时吏部尚书为卢毓。曹睿因言：“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说明皇帝对挑选中书郎相当重视。司马昭当权时，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司马炎在位时，荀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后守尚书令，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我邪！”从荀勖这种因离开中书而怅惘的情况看，可知尚书台的重要权力已被中书省所夺。

　　下面再谈谈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号称“三独坐”的御史中丞。西汉初，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即在殿中察举非法，中丞之名亦由此来）。西汉末，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率（实即执行旧御史大夫职权）。东汉及曹魏均如此，魏黄初中，一度将御史中丞改称“宫正”。旋复称中丞。史言魏以鲍勋为宫正，“百僚严惮，罔不肃然”。说明认真执行举劾任务的宫正或中丞，还是为众臣畏惧的。陈群、崔林等均曾任御史中丞。中丞与司隶校尉都是纠察官。

　　御史中丞和尚书一样，虽出自少府，权力大于少府，盖因专制皇帝为了控制群臣，常以小臣监视和举劾大臣，如州刺史秩位虽低于二千石，但领导二千石，而为一州之长，即其明例。

　　次于中丞的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卫凯、陈群等曾为之。又有治书执法，掌奏劾。高柔、鲍勋等曾为之。鲍勋早时因执法忠直，得罪了曹丕，丕衔恨在心，终置之于死地，专制皇帝之制法不遵，类多如此。

　　曹魏时，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监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一次当大会，殿中御史（侍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明帝问此何官主何事？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毦笔耳！”，说明监察官是趋于没落了。

一、州官

　　司隶校尉汉武帝时置，因负责督率京城徒隶，从事查捕奸邪和罪犯，故称司隶校尉。简称司隶。司隶辖地称司州。曹魏司州下辖河南、河内、河东、弘农、平阳五郡。司隶不只负责纠察贵戚、百官及近郡犯法者，且有直接保卫皇帝及曹操自身的重任。故曹操至洛阳迎献帝时，先自兼司隶校尉。操为经略关中，用钟繇为司隶，先治弘农，后治洛阳。由于钟繇措置有方，关中诸将马腾、韩遂“各遣子入侍”。正始初，徐邈为司隶，“百官敬惮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以其亲信毕轨为司隶。毕轨与曹爽同时被杀。刘备在蜀称帝，以张飞为司隶校尉。飞死，丞相诸葛亮自领司隶校尉。凡此，均说明司隶校尉职位的重要性。《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言司隶校尉：

　　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每会，后到先去。

　　司隶校尉的主要官属有：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即治中，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当司隶行部，担任奉引，录众事）；诸曹从事及主簿等。

　　刺史和州牧魏共有十三个州，其中之一为司州，其他十二个州为兗、豫、青、冀、幽、并、雍、凉、秦、徐、荆、扬。扬州仅有淮南、庐江二郡。州的长吏为刺史或州牧。州牧的秩位高于刺史，职权相同，皆掌监察郡国守相及地方豪强。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刺史的职权也由监察扩大到军、政财赋各个方面。及董卓之乱发生，各州郡外托勤王之名，内行割据之实。于是纷纷攘攘，互相吞灭。曹操时，丞相主簿司马朗以为天下土崩，乃由于“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于是施行州郡并领兵，以外备夷敌，内威不轨。故陈寿于《三国志》卷15《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称“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

　　州的属吏，以别驾和治中为最重要。别驾与刺史行部，别乘传车，故称别驾。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手下别驾张松与军议校尉法正谋引刘备入蜀，以取代刘璋。法正到荆州给刘备献策说：“张松州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反掌也”。《资治通鉴》胡注云：“别驾，州之上佐，故曰股肱”。《三国志》卷32《先主传》言刘备得益州后，建立政权，以“诸葛亮为股肱”，可见别驾地位的重要。

　　治中，在州中的地位，与别驾相伯仲。《三国志》卷15《温恢传》言温恢“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曹操对温恢说：“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蒋济终于被任命为别驾。说明治中与别驾同样重要。吴将鲁肃曾向刘备推荐庞统说：“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后来庞统当了治中。《三国志》卷40《彭羕传》载：“先主领益州牧，拔羕为治中从事。……处州人之上。”治中主要是在州牧领导下典掌州内事务；别驾常同州牧外出巡视，并监督州属各郡。但二者的职掌不能截然划分，也不能局限于文字条文。二者好比是州牧的左右手，所有军政大事，都常参与议论，比如别驾张松曾同刘璋商议怎样利用刘备以防曹操；治中庞统也曾向刘备提出袭取刘璋的拟议。就是显著的例子。

　　在州的属吏中，主簿仅次于别驾、治中。《三国志》卷42《杜微传》言：“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其中功曹即相当于治中，主簿的秩位虽较低，但常在州牧左右办事，职任更加亲近，例如原为丞相曹操主簿的温恢，一外放即任扬州刺史。又《三国志》卷43《李恢传》言：“先主领益州牧，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更迁恢为别驾从事。”州功曹书佐职“主选用”，主簿高于功曹书佐，而低于别驾。

　　州的属吏还有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

二、郡国官

　　河南尹东汉建都于河南郡洛阳县。河南郡秦时为三川郡，西汉更名河南郡，东汉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云：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靖，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网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

　　曹操先挟帝都许，魏国政权建立以后，又积极经营邺都。洛阳重新恢复其首都地位，乃在曹丕代汉之后。丕首用一贯能抑制豪强的地方官司马芝为河南尹。史称芝：“黄初中入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请不行，……居官十一年……为河南尹者，莫能及之”。继芝为尹者为刘靖，史言散骑常侍应璩与靖书称其任尹时之政绩曰：

　　富民之术，日引月长。藩落高峻，绝穿窬之心。五种别出，远水火之灾。农器必具，无失时之阙。蚕麦有苫备之用，无雨湿之虞。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鳏寡孤独，蒙稟振之实。加之以明摓幽微，重之以秉宪不挠；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办。虽昔赵、张、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陈寿亦言“靖为政类如此。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司马芝、刘靖为河南尹，正值魏文、明二帝比较兴盛时，故能有所作为。其后接任之李胜为曹爽派人，曾欲有所改革，以增加曹爽派的地位与声望，但遭到元老派的反对。司马懿任用傅嘏为河南尹，建立司马氏之纲纪，河南尹因之大易属吏，“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总之，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同样重要，故揽权者均欲用自己的人。

　　河南尹的属吏，与郡守大致相同，兹不赘述。

　　郡太守和王国相　三国时，王国由相治理，相的职任同于郡太守，不受王的干涉。《武帝纪》言操“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郡界肃然”。史既言操为济南国相，又言“郡界肃然”，则郡与国实无若何区别。又如《三国志》卷46《孙坚传》注引《吴录》言庐江郡宜春县为人所攻，长沙太守孙坚将越界往救，理由为“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卢弼《集解》注曰：“国者郡国也”。说明郡与国可以通称。又如孔融为北海相，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也是国与郡通称之例。由于国与郡无何区别，故本节只谈郡守，以省篇幅。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120之后附载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第23下谓：魏郡国九十一，属国一；蜀郡二十三；吴郡四十六，都尉二。凡三国郡一百六十，属国一，都尉二。

　　郡太守除“掌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日知录》卷8言：“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其辟用之者，即出于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三国志》卷13《钟繇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

　　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本朝。

　　太守既可以推举孝廉、方正，又可以自用属吏，在一定程度上，宛如独立王国。以上引文所谓“本朝”，亦系指郡府而言。最突出的例证，是太守能擅自杀人，而不受到惩罚，甚至也不受社会舆论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