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之《论语》不行矣。
刘师培在其《经学教科书》第一册说：
郑君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所治各经，不名一师，参酌今古文，与博士之经不尽合，然尊崇纬书，不背功令。又以著述浩富，弟子众多。故汉魏之间，盛行郑氏一家之学。
在以经学为仕进阶梯的封建时代，各学派之间的异议与斗争亦不可免。拥戴郑氏者固然很多，与之争高低者亦不乏人。先是，吴人虞翻对郑玄所注五经提出了许多责难。继之，魏王粲、蒋济，蜀李譔，对郑注亦多异议。而反对郑学最力的是王肃。肃系魏初名臣王朗之子，后他又成为专擅魏政的司马昭的妻父。王肃遍注群经，极力攻击郑氏。治郑学的孙炎、王基、马昭等亦出而驳王申郑。王肃为了与实力深厚、门徒众多的郑学相颉颃，乃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并据之撰《圣证论》，以攻讦玄。但伪品总会被人识破，结果，只欲盖弥彰，贻讥后世而已。
魏人鱼豢在其所著《魏略》中，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为儒宗。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尤精《左氏传》，为之作朱墨别异，对治经开一新法。人有欲从学者，遇不肯教，只说：“必当先读百遍。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又说：“读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这些教言，对于鼓励后学扎扎实实地打好基本功底，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贾洪“特精于《春秋左传》”。薛夏“博学有才”，受到曹丕赏识，每呼之为薛君而不名。隗禧与人讲《诗》，“说齐、韩、鲁、毛四家义，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师还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糜信，撰《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研究魏世经学，须加注意的，即那时老庄玄学已经抬头，其影响于经学者亦非鲜浅。两汉时，由预言而发展成的图谶与经学相掺混。刘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张角亦以“黄天当立”号召农民起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故经学亦为迷信气氛所弥漫。郑玄治经尚掺引纬书，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浓厚的今文学者更不用说了。逮正始年间，王弼注《易》，排斥术数而谈哲理，何晏等人作《论语集解》，亦与已往经说大异其趣。魏晋人说经，崇尚玄言，文辞简约隽永，训诂之精，虽逊于前，而迷信色彩则为之一扫。重要经书遗留至后世者，如《周礼》、《仪礼》、《礼记》为郑玄注；《公羊传》为何休注；《穀梁传》为东晋范宁注；《周易》为魏王弼注，《尚书》为东晋梅赜伪造。《左传》为杜预集解，《诗》为西汉毛亨传、郑玄注。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别开生面之处。
二、蜀、吴的经学
蜀汉先主刘备，曾被其部下彭羕讥为“老革”（即老兵）。但刘备对于经学并非一无所知。他早年就学于名儒卢植，领徐州牧时，闻治道于郑玄，定蜀以后，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等官，以鸠合典籍，典掌旧文。诸葛亮领益州牧以后，选用官吏，皆妙简旧德。说明蜀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重视儒学。益州士人自先汉以来，官爵声誉虽不及中州，至于著作和为世师式，并不下于余州。益州在东汉末年的儒学大师有董扶、任安、杨厚、周舒等。陈寿《三国志》卷42有《杜微、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譔、谯周、郤正传》，以上十人皆儒学之士，共中李譔和尹默皆梓潼郡涪县人，二人曾赴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皆通经史。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诸书，皆依贾逵、马融之说，而与郑玄立异。他同王肃素无往来，而注经多不约而同。尹默专精《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谯周“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
吴主孙权尝自言自己少时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书，唯不读《易》。到他统事以后，“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手下的武将吕蒙、蒋钦原来文化程度很低，经过孙权劝导，均“勤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在三国以前，吴人对于经学的造诣，不仅逊于中原，且不胜楚、蜀。及孙氏政权建立，江东治经史者始多。对经学钻研之最著者，当推虞翻之治《易》。自虞翻高祖至翻五世，世传《易》学。翻虽处乱世，长于军旅，但研注不替。翻尝将其所著《易注》，寄少府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翻对汉末注《易》者荀爽、马融、郑玄、宋忠等虽有赞赏，亦有微词。他指出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又认为宋忠解释扬雄之《太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虞翻不仅在学术上能发表自己见解，在政治上亦正直敢谏；又性不协俗。因此，既为孙权所不容，又常被人谤毁，终于被流徒交州。翻在南十余年，“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孙吴大臣张昭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卫尉严畯著《孝经传》、《潮水论》。议郎唐固著《国语》、《公羊》、《穀梁传》注。中书令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谘访之。太子太傅程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郁林太守陆绩博学多识，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由上可知，吴、蜀经学虽不及曹魏，但亦各有发展。
三、荀悦的《汉纪》
荀悦（148年至209年），字仲豫，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末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彧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后汉书》卷62《荀悦传》言《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至唐，刘知几撰《史通》，按古代史书体裁分为六家，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刘知几对《左传》及《汉纪》颇为赞赏，他在《史通·六家篇》言：“《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为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亦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已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可见刘知几已把《汉纪》与《汉书》相提并论，说明《汉纪》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汉纪》的价值，即在开一新体裁，以补《史记》、《汉书》等纪传体互相重复、于文为烦的不足，从而创立了以年月系事的编年史书体例。自荀悦撰成《汉纪》以后，陆续有张А⒃旮髯逗蠛杭汀贰⑺锸⒆段菏洗呵铩罚杀ψ督汀贰Ｍ蟾鞔加凶颂宀谜撸得鬈髟么唇ㄖΓ挡豢擅弧Ｓ辛恕逗杭汀肪涂梢杂搿逗菏椤坊ハ嘤≈ぃ苟倘〕ぃ阌诙琳咚卸梁脱芯俊�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者，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从《申鉴》的内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等等名言嘉语，表明荀悦不仅明于治乱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然而他在《汉纪》中却喋喋不休地谈论天人感应与灾异迷信之事，显而易见的是他企图以此来恫吓曹操，使操日后亦不能不对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释。
四、鱼豢的《魏略》
有关三国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简要的概述：
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璩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缺，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授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书为王沈主撰之《魏书》。孙吴官撰史书为韦昭主撰之《吴书》。《晋书》卷39《王沈传》言王沈于魏正元年间（254年至259年）“与荀觊、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那时，高贵乡公曹髦因不能忍受当傀儡皇帝的耻辱，决定对司马昭发动突然袭击。当曹髦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后，沈、业二人立即驰马向司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马氏重用，官运亨通，但为众议所非，《魏书》也因袒护司马氏，被讥为非实录。
《吴书》的主撰韦昭，孙晧时为侍中，领左国史。因孙晧暴虐，群臣多阿谀顺旨，数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孙皓欢心。晧以问昭，昭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晧又欲令昭为父和作纪，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办。诸如此类的事，使晧衔恨在心。凤凰二年（273年），晧竟杀昭。与昭共撰《吴书》的薛莹、华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学。故《吴书》尚为史家所许可。
《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谓“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据《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