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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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 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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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跣,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愤诗》,即载于此传中,全诗共540个字,不仅叙述了蔡琰自己被掳入胡、思亲抛儿等痛苦情节,也反映了兵荒马乱、国破家亡,给广大北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一首现实主义的长篇史诗,全诗言语朴实,舒情细腻,凄切动人,洵为佳作。

  但,这诗存在着是否为蔡琰本人所作的问题。从诗中内容看来,这诗断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1)本传言“兴平中(194至195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然在此两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为王允所诛,可是,诗中尚有“感时念父母”之句,这是不合情实处。

  (2)诗言:“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然据《晋书》卷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则羊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言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家中人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家人尽”的地步。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3)诗中既言“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可是又说:“常恐复捐弃”,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贵重朝廷”,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曹操以金璧赎之。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士,“皆为改容”。素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追原祀罪”,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位不只不“鄙贱”,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造。

  (4)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当曹操谓蔡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所诵忆坟籍时,琰立即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5)诗中“拥主以自强”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6)《后汉书·董祀妻传》言:“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参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而《悲愤诗》中所言之“长驱西入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悠悠三千里”,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后汉书·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诗》,亦系伪作。诗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门户单”,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到唐宋时,忽然出现所谓骚体《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后撰写论文,论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于是众说纷坛。我以为此诗之为伪作,不难识别,其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等语,令人读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无识,把蔡琰的“博学多才辩”又遵守传统妇道的风貌格调丧失殆尽。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称为“旷世逸才”,又“性笃孝”,当他被王允枉杀之日,“摚鹬钊澹涣魈椤瓋贾荨⒊铝艏浣曰穸獭薄2懿偎允瓴嚏椋匆蛲寸呶匏谩H嗣嵌圆嚏呷绱俗鹁此寄睿ナ芰枞璧牟嚏杂谕龈傅脑┧溃裼胁煌葱募彩祝艈G泣血之理。但悲愤三篇,竟无一语道及乃父惨遭杀害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

  (六)孔融和王粲的诗文

  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首诗还是比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闷、畏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这种心情,也是后代文人士大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人们所喜爱。又如: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战国时魏国自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氏。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士离心,由于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优的大臣,而托国于曹爽庸人,致为司马懿所啖食,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这诗说他自己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力效力,而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羡门子的求长生之路。实际,这只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刘勰说“阮旨遥深”,“响逸而调远”;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因之《诗品》把阮籍的诗列为上品。说明魏晋南朝的人对阮籍的诗是评价很高的。

  阮籍的咏怀诗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陶渊明、陈子昂、李白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阮籍咏怀诗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扬老庄虚无思想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代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嵇康的诗文,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诗以四言为佳,例如他的《赠兄秀才从军》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是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但诗中并未提到与从军有关系的事,所描写的悠闲情趣和高迈风格,却是属于他自己的。表明嵇康并不赞成其兄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行动。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他好友山涛愿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给以断然拒绝,并表示愿承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后果。从而宣告了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书中文笔峭直峻刻,刚毅不屈,恰似他的为人。

二、三国的书法与绘画

  (1)书法

  方块形的汉字,与其他用拼音字母构成的文字大有区别,汉字本身即是一种艺术,故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镌刻,刻时先直后横,而且在笔划上涂以朱墨颜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字迹鲜艳悦目。经周、秦、西汉长期演进,至东汉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大家。三国时虽戎马倥偬,书法人才仍有增不减。拿曹操来说,史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人张怀瓘著《书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列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并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书。”曹操辅政时,尚书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觊子瓘善草书,孙恒善隶书,恒撰《四体书势》,为书法史上之珍贵文献。其中谈到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另一书家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进境,以善书为选部尚书,掌管选官用人。时曹操欲为洛阳令,而鹄以之为北部尉。后鹄到荆州依刘表,及操入荆州,鹄惧而面缚向操请罪,操署鹄为军假司马,令在祕书,以写书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有鹄手迹,操甚至将鹄字悬于卧室内,朝夕赏玩,终于得出了鹄书胜过师宜官的结论。自魏至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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