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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曾提到朱利乌斯·恺撒为庞培之死而痛哭；奥雷利亚诺并没有为胡安之死而痛哭，但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治好了不治之症的人那样茫然若有所失，因为那不治之症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在阿基莱亚、以弗所、马其顿过了几年。他在帝国蛮荒的边睡、艰难的沼泽、沉思的沙漠里漫游，希望孤寂能帮助他领悟他的命运。他在毛里塔尼亚的禅房里，在狮子出没的夜晚，反复思考对胡安·德·帕塔尼亚的复杂的指控，无数次地为判决辩解。但他无法为他莫须有的指控辩解。他在鲁塞迪尔作了一次有时代错乱的说教，题目是《一个被打入地狱的人身上燃起了光中之光》。在希伯尔尼亚一座丛林环抱的寺庙茅屋里，一天破晓时分，他突然被雨声惊醒。他想起以前在罗马的一夜也曾被同样的瀑瀑雨声惊醒。中午一道闪电燃着了周围的树木，奥雷利亚诺像胡安那样丧了命。
故事的结局只在隐喻里才能找到，因为背景已经转换到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也许只要说奥雷利亚诺同上帝谈话，上帝对宗教分歧丝毫不感兴趣，以致把他当成了胡安·德·帕诺尼亚。那件事也许暗示神的思想有点混乱。更正确地说，在天国里，奥雷利亚诺知道对于深不可测的神来说，他和胡安·德·帕诺尼亚（正统和异端，憎恨者和被憎恨者，告发者和受害者）构成了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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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诗歌集》（巴里出版社，1942年）一书第两百七十八页上，克罗齐①简化了历史学家“助祭”巴勃罗②用拉丁文写的一篇文字，叙述了德罗图夫特的命运，并提到了他的墓志铭；这些文字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德罗图夫特是个伦巴第武士，围攻拉文纳③时，他抛弃了原先的战友们，在保卫他曾经攻打的城市时阵亡。拉文纳人把他埋葬在一座庙宇里，树了碑，在墓志铭里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以及他们对那个野蛮人凶恶的外表和憨厚善良的内心反差的印象：
①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西方美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著有《美学要素》、《精神哲学》等。
②巴勃罗（720？—799？），伦巴第历史学家。
③拉文纳，意大利北部城市。
虎背熊腰，虬髯拳曲，
容貌吓人，却有仁慈的心！①
①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十五章也引用了这两行诗。——原注
这就是为保卫罗马而死的野蛮人德罗图夫特的命运的故事，或者是“助祭”巴勃罗所能查考到的有关他生平的断简残篇。我甚至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究竟是6世纪中叶伦巴族人横扫意大利平原之时，还是8世纪拉文纳投降之前。我们不妨把时间定在6世纪中叶（因为本文毕竟不是历史记载）。
让我们想像一下德罗图夫特永恒的形象①，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夫特，因为作为个人，他无疑是独一无二而且深不可测的，而是想像传统根据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而塑造出来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忘和记忆的产物。战争使他从多瑙河和易北河畔穿过蛮荒的丛林和沼泽来到意大利，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会来到南方，也不知道会同罗马人打仗。也许他信奉的是主张圣子的荣耀反映了圣父荣耀的阿里派，但是更合适的是把他想像成崇拜大地之母赫莎的信徒。赫莎的蒙面偶像供在大车上，由母牛、战神或者雷神像拉着从一座茅屋到另一座茅屋，那些偶像是粗糙的木雕，用手织布裹着，缀有许多钱币和镯子。他来自野猪和野牛都难以进入的莽林；他白皮肤，勇敢而淳朴，忠于他的首领和部族，但不忠于宇宙。战争把他带到拉文纳，他在这里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或者没有充分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白天，意大利柏树和大理石。他看到了多种多样但不混乱的整体；看到一个城市，一个由塑像、庙宇、花园、住房、台阶、瓶状饰、柱头、整齐而开阔的空间所组成的整体。但是那些建筑物都没有给他以瑰丽的印象（我了解这一点）；他当时的感受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台复杂的机器一样，我们不了解机器的用途，但从它的设计中看到了不同凡响的智慧。也许他只要看到一座上面镌有难以理解的永恒的罗马文字的拱门就会有那种感受。突然间，城市的启示使他眼花缭乱，得到了新生。他知道他在城市里会像一条狗，或者一个孩子，根本不会理解它，但他也知道它的重要性超过他崇拜的神和信仰，以及日尔曼所有的沼泽地。德罗图夫特便抛弃了他的战友，倒戈为拉文纳战斗。他丧了命，墓碑上刻着他看不懂的文字：
①原文为拉丁文。
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
拉文纳家乡将把他永远铭记。
他不是叛徒（叛徒不会博得如此虔敬的墓志铭）；他得到天启，皈依了正教。几代人过去了，指责他改换门庭的伦巴族人像他一样行事，成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他家族的某个人——阿尔迪吉尔——的后代也许繁衍了阿尔吉耶里族的但丁……德罗图夫特的行动引起许多猜测；我的猜测是最简单的；如果不像事实那么真实，至少很有象征意义。
我在克罗齐的书里看到的武士的故事使我异常激动，觉得重新找到了我的某些想法，只是形式不同。我飞快地想到那些蒙古骑手，他们要把中国沦为无边无际的牧场，却在他们渴望摧毁的城市里老去；但这不是我寻找的回忆。后来我找到了；是我从已经去世的英国籍祖母那里听来的故事。
1872年，我的祖父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和圣菲边境担任司令。司令部设在胡宁；西面是由一座座相隔四五里格的小堡垒组成的边防带；再远去便是当时称作潘帕草原的内地。有一次，我的祖母带着惊异而自嘲的口吻说，作为英国妇女，她竟然流落到世界的这个尽头；在场的人说她并不是唯一的英国女人，几个月后，人们把一个慢慢穿过广场的印第安女人指点给她看。那个女人披着两条红色的斗篷，光着脚；金黄色的头发从中间分梳。一个士兵上前对她说，有另一个英国女人想同她谈谈。那女人同意了；毫不畏惧但不无疑虑地走进了司令部。她古铜色的脸上涂着一道道可怕的颜料，眼睛却是英国人称之为浅灰的蓝色。她的身体像鹿一样轻捷，双手瘦而有力。她来自内地的荒漠，在她看来这里的一切——门、墙、家具——都显得很小。
两个女人一下子觉得像姊妹那般亲近，她们远离自己亲爱的岛国，来到这个难以置信的地方。我的祖母提了一些问题；对方艰难地回答，说话时寻找字眼，一再重复，仿佛尝到了旧时吃过的东西那么惊奇。她十五年来没有说过母语，一时很难恢复。她说她是约克郡人，父母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次土著人突然袭击时双双身亡，她被印第安人掳走，如今是一个酋长的妻子，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酋长很勇敢。她讲的是粗鄙的英语，夹杂了阿劳科或者潘帕的土语，从她的话里可以依稀看到艰难异常的生活：用马革缝制的帐篷，烧的是干马粪，吃的是烟熏火燎的兽肉和动物的生内脏。拂晓时悄悄行进；裸身的骑手袭击牲口圈，尖叫怪嚷，战斗，掳掠庄园的牲口，一夫多妻，乌烟瘴气，巫术。一个英国女子竟然沦落到这种野蛮的环境。出于怜悯和吃惊，我的祖母劝她不要回去了，并且发誓要保护她，赎回她的孩子。对方说她很幸福，当晚就返回荒漠。过了不久，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死于1874年的革命；那时，我的祖母或许在另一个也被这片毫不容情的大陆挟持和改变了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命运的可怕的反影……
以前，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印第安女人每年都要到胡宁或者拉瓦列堡垒的杂货铺去买些零碎东西和烟酒；自从同我祖母谈话以后，再也不来了。然而，她们还是照了一次面。我祖母去打猎；低洼地附近的一座茅屋里，有个男人在宰羊。仿佛在梦中似的，那个印第安女人骑马经过。她翻身下马，伏在地上喝那还是热的羊血。我不知道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故意斗气的表示。
女俘的遭遇和德罗图夫特的遭遇，两者时间相隔一千三百年，空间相隔一个大洋。如今两个人都不在人世。那个献身保卫拉文纳的野蛮人的形象和那个选择荒漠、终老他乡的欧洲女人的形象看来似乎格格不入。然而，两人都为一种隐秘的激情，一种比理智更深沉的激情所驱使，两人都顺从了他们无法解释的那种激情。我讲的两个故事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对于上帝来说，这枚钱币的正反面是一模一样的。
献给乌尔里克·冯·屈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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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
（1829——1874）
我寻找自己的真实面貌，
世界形成之前它已形成。
叶芝：《扭曲的星》①
①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民族文学倡导人之一。
1829年2月6日，遭受拉瓦列①穷追猛打的起义军撤离了南方，打算去投奔洛佩斯②的部队。离开佩尔加米诺③还有三四里格时，他们在一座不知名的庄园停歇；拂晓时分，有一个人做了可怕的恶梦，他狂呼乱叫，惊醒了幽暗的棚屋里同他一起睡觉的女人。谁都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可是次日四点钟，苏亚雷斯④的骑兵打垮了起义军，一口气追了九里格，直到阴森森的针茅地，做恶梦的男人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那个女人名叫伊西多拉·克鲁斯；她后来生的儿子便取名塔德奥·伊西多罗。
①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将军，曾在圣马丁麾下在智利和秘鲁作战，1828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他维护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的罗萨斯作战，被打败。
②洛佩斯（1786—1838），阿根廷军人，曾任圣菲省长，支持联邦主义，与罗萨斯结盟。
③佩尔加米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巴拉那河畔城市。
④苏亚雷斯（1781—1868），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后任蒙得维的亚共和国临时总统。
我的目的不是复述他的历史。在组成他一生的日日夜夜中，只有一个夜晚使我感兴趣；除了有助于说明那一夜而非谈不可的事情以外，别的我就不谈了。他的事迹已经载入一部煌煌名著①；也就是说，一部包罗万象、适合于所有人的书（《哥林多前书》②九章二十二节），因为它的内容经得起几乎无穷无尽的重复、解释、或歪曲。不少人评论塔德奥·伊西多罗的经历，总是突出平原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然而像他那样的高乔人也有在巴拉那河畔的莽林和东部绵亘的高原上度过一生的。他确实生活在一个单调的蛮荒世界。他在1874年死于出血性天花之前，从没有见过山、汽气灯或者作坊，也没有见过城市的模样。1849年，他随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塞韦多商号一批赶牲口的伙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别人都进城倾囊作乐；克鲁斯却顾虑重重，待在牲口圈附近的小客栈里，寸步不离。他待了好多天，沉默寡言，席地而卧，喝喝马黛茶，天一亮就起身，晚祷时入睡。他知道城市与他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既非言传，更非意会。有个雇工喝得醉醺醺的，拿他来开玩笑。克鲁斯没有回嘴，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晚上大家围着篝火，那人还没完没了地取笑他。在这以前，克鲁斯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不快的表示，那时候却一匕首把他捅翻在地。克鲁斯只得逃亡，在一片沼泽地里藏身。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察哈鸟的惊叫使他明白警察已经包围了他。他抽刀在树枝上试试是否锋利；然后解掉靴子上的马刺，免得徒步格斗时碍脚。他宁愿拼搏，不愿束手就缚。他前臂、肩膀和左手多处受伤；但也重创了那帮警察当中最勇敢的人。伤口流出的血顺着他手指直淌，但他愈战愈勇；向明时，他失血过多，头晕目眩，被缴了械。那些年里，当兵是惩罚罪犯的一种方式：克鲁斯被充军到北部边境的一个小城堡。他以兵士身份参加了内战；有时候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有时候又站在敌对一面。1856年1月23日，军士长欧塞比奥·拉普里达率领三十名白人士兵在卡尔多索渴湖地区同两百个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克鲁斯是三十人之一，战斗中受了矛伤。
①指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183—1886）的长诗《马丁·菲耶罗》及其续篇《马丁·菲耶罗的归来》。
②《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的大意是：在软弱的人面前，我将像他们一样软弱，以便争取他们；在任何人面前，我将像任何人一样，以便用各种方法拯救他们之中一部分人。
在他英勇然而默默无闻的经历中有许多空白。1868年前后，我们听说他又在佩尔加米诺：已经结婚或者有个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儿子，买了一小块地。1869年，他被任命为乡间警察巡官。他已经弃旧图新；那一时期，他也许觉得很幸福，尽管内心深处并不如此。（一个至关紧要、光彩夺目的夜晚在冥冥中等着他：那一晚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面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那一晚断送了他的前程；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一晚，而是那晚的一个片刻、一个行动，因为行动是我们的象征。）任何命运，不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