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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解开！”毛泽东又说。保卫队人员马上松了绑。郭化若心里非常感动和高兴。
周昆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到敌人侧击。新兵不习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下的人就很少了，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能见到主席。”周昆这种遭遇，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泽东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到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郭化若的脑海里。
周昆身上有形的绳子松开了，而我则还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当时郭化若心中感到一阵痛楚。使他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毛泽东有了指挥权，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被抵制了，他的问题总有大白的一天的希望。
洛川会议之后，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先给他看了一叠准备发出的电报稿，是关于八路军在五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这是绝密电报稿。郭化若想，主席给我看，证明是信任我的。然后毛泽东关切地说：“化若同志，人家说你骄傲，你自己看法如何？”
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一阵委屈涌上心头，郭化若直觉得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来。他说：“主席，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本骄傲呢？我30多岁了，找对象，人家一听我不是党员，就不谈了。”
毛泽东望着窑洞外沉思良久才说：“你受了很多委屈了。”
不久，有人传话说，毛泽东亲自过问郭化若的历史问题，中央组织部着手调查，从国内查到了国外。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给郭化若写信说：”你的问题我同陈云同志说过，他也赞成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当郭化若接到陈云来信正式通知给他“松绑”时，他不禁想起毛泽东给周昆松绑的情景，自己身上捆绑的无形的绳子不也是毛泽东给解开的吗？他想毛泽东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还亲自为我的党籍说话，这是不能用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对我比较了解来解释的。这反映的是革命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啊！
郭化若深切地了解，毛泽东非常关心人民，联系群众。当年的延安尽管物质条件极差，街上的房屋也破烂不堪，然而不远千里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对毛泽东却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一致钦佩。但红军毕竟弱小，共产党的影响也未普及全国，为什么全国众多名流学者对毛泽东也如此钦佩呢？有一天夜晚，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汇报了近期来访者的反映之后，诚恳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泽东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郭化若回忆说，这里的“尊重别人”就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毛泽东过问我的党籍问题，不正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么。领袖尊重人民，人民自然更加热爱领袖。
二六、毛泽东对郭化若说：好嘛，既当官，又做文章
郭化若的党籍恢复后不久，有一天，他正在考虑撰写“抗日游击战争战术”问题的文章，王稼祥找到他说：“郭天民同志调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由你接替他的工作，任军委一局局长，怎么样？”郭化若指着摊开的资料说，主席要我写文章呢。王稼祥说：“我请示过主席了，我是借你去一局工作。”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好嘛，既当官，又做文章。”
军委一局就是军委参谋部的作战局，是管理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抗战开始时，军委参谋部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是合在一起的，对外叫后方留守处，对内称军委参谋部，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1938年春，军委参谋部与留守处分开办公。军委参谋部设的一局和 留守处的参谋处，业务是一样的。郭化若1928年到红4军工作，先在纵队当参谋、参谋长，后在红4军任参谋处长；组建红一方面军后，又曾任方面军的参谋处长、代参谋长；现在又任一局局长，可谓与参谋业务有不解之缘。不过抗日时期的参谋业务与红军时期已大不一样，通信手段改善了，业务范围扩大了，分工也越来越细了。红军时期，中央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开始只有几千人，后来也不过几万人，作战地域仅在赣、闽、粤部分地区，作战对象亦只是国民党军队，且技术装备相对落后，因而参谋业务简单一些。抗战后，我军人数迅速增 加，作战地区不断扩大，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全国到处都有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作战对象除了日军，还有伪军、顽军；日军武器精良，部队机动快，战场情况变化大，我军作战还需同友军协同，参谋业务复杂起来了。红军时期设一个参谋处，军委参谋部则设好几个局，一局下设作战、情报、机要、管理4个科，最多时参谋人员30多人，还感到人手紧张。郭化若虽然曾是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但到军委一局工作后，并不感到委屈，而且处处感到新鲜，感到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1。毛泽东称赞郭化若“官”当得不错
郭化若回忆说，当军委一局局长，是在中央首长眼皮底下工作，是为中央首长决策服务。要切实了解和准确掌握全国各战略区的作战情况，要摸清敌、伪、友、我军的情况，不间断地为中央及军委首长 提供作战决策依据，要迅速地措词严密地起草各种电文、战斗或战役号令、通报与报告，准确无误地向部队传达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指示，收集部队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这里是指挥中枢，24小时都得醒着，一刻也不能松懈，一刻也不能马虎，他一到任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38年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的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一局的工作量更大，任务更艰巨。
10月间，国民党军丢弃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11月又丢弃广州，纷纷溃逃。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淡水、惠阳地区和东莞、宝安地区建立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海南岛建立红军游击队（琼崖纵队）。之后，又令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第129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这对后来粉碎日寇对敌后进攻做了战略准备。但上述游击队的组建和部队的调动都是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许多电报是由毛泽东、王稼祥签发的。军委一局不仅要保障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还要从战略上监视敌伪的行动，及时向部队通报敌情，以保证部队行动的安全。在当时，我军情报的获得主要靠前线部队提供，无线电侦听及地下工作者送过来。传递手段也只能是电报、电话和信函，一局工作量之大和困难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各部队在其根据地内基本上是分散的独立作战，了解情况困难更多。为此，郭化若是想了不少办法的，鉴于信函往来速度太慢，电报又受文字限制，内容相绉简单，他曾向总部建议采取“请进来”的办法，由各部队派人来延安谈情况，后来经军委首长同意搞了一次。为了不影响作战全局，按晋西、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山东部队的次序，分批派人来延安，每批间隔20天，结果一次汇报用了 4个月才搞完。这样做，情况了解具体详细，但要了解全面情况周期时间太长。郭化若还建议用“走出去”的办法了解情况，后来也实践过，在情况紧急时派人下去，带着军委首长指示，指导各地解决一些紧迫问题。总之，在当时科技落后的情况下，很难找到最理想的办法，郭化若和一局的同志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每日对敌、伪、友、我军的部署与态势做分析研究，每周要做小综合汇报，半月做大综合汇报，每月写出书面综合报告。书面报告有情况、有分析，附有略图。书面报告均送呈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对此军委领导是很满意的。许多报告军委首长都 做了重要批示。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日军把主要兵力压向解放区战场。1938 年11月20日、21日，日寇的飞机两次轰炸延安，投弹150余枚，炸毁房屋209间，伤亡150余人。党中央及军委机关由延安凤凰山迁出，党中央迁杨家岭，一局随军委机关迁驻王家坪。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对革命力量发展的恐慌，不顾国家民族大局，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先后调集80多万军队配合日军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更不履行合作协议，连很少的一点军饷也不发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非常困难，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程度。
面对严峻的形势，怎么办？毛泽东1938年12月12日在抗大干部大会上说：现在财政经济这样困难，我们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把抗大解散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1939年2月，毛泽东召集延安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又说：何应钦不发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解散回家吗？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毛泽东还表示他也要参加开荒。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党政军民各团体积极行动起来，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抗大在罗瑞卿的领导下行动最早，人均开荒2 —3亩， 两个多月开荒达二万亩。全校还取消炊事员，由学员自己轮流做饭，把炊事员集中起来到延安城外十里铺创办“抗大农庄”，开荒种地。 毛泽东夸赞“抗大农庄”路线是最好的，并给抗大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泽东当时住在杨家岭。他在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一清早，还未睡觉，就荷着锄头出门开荒。挖了一会儿，回窑洞办公，办公一阵，又出来挖地。有一次郭化若去送电报，见毛泽东在挖地，便说：［·］“主席，你领导全国抗战，工作重要，就不必参加开荒了，我们一局为你代耕吧。”
“不，我要参加开荒。”毛泽东认真地说：“我只开一亩地，不多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决不要人代耕。”
过不多久，毛泽东根据少年时代种田的经验，认为挖得差不多了，叫人来认真一量，一亩有余。后来他亲手种了许多蔬菜，长得都很好，还常用来招待来访的客人。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各根据地军民很快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热潮。为了指导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使大生产运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边区人民还办起了纺织、化学、造纸、火柴等小型工厂，商业也有了发展，延安城也变得繁华了，还建立一个新市场。边区政府一位负责经济的同志找毛泽东给新市场门楼题词，毛泽东忙，便推荐郭化若，他说：“郭化若同志的字写得不错，还是由他写吧。”郭化若在主席授意后，给市场门楼上方写了“延安新市场”五个大字，还写了一副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笔者1992年去延安，还去原来的新市场看过，门楼上面横匾已不见了，两边的立柱还在，刻在柱子上的对联字迹清晰，郭老的字体，一见便知，但署名是“毛泽东题”。我问过郭老，为什么要署毛泽东的名字，他说本来是请毛主席写的，我当然不敢署自己的名字。
在大生产运动中，军队是突击队。1940年2月10日一局起草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发给各战略区，要求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