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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我们就可明白，“攻防”这一运动，不能脱离“敌我”之“优劣”（所谓没有无物质的运动）。许多军事家拼命去研究，并说明攻有哪些利哪些害，防有哪些利哪些害，自然这种研究与说明对于进行攻或防也不是没有用处的。但如果因攻防利害多少为其选择之理由，甲因攻之利多而主张攻，乙又因防之害小而主张防，那么这种意见就不免陷入唯心论的错误中（曾国藩主张防，因“守可为主”，蔡松坡主张攻，说“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其实，在理论上主张攻或防，各有其时代之背景，各有其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的政治原因。在实战中采取攻或采取防，则必视双方力量之对比，力量优者采取攻，劣者釆取防；劣者如釆取攻必败，优者如采取防则失机。
抗战初期，淞沪战役单纯防御的错误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曾、胡兵法思想之流毒，也是军事上唯心论碰壁的最显明的例子。照曾国藩的说法是：“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当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善作客。”根据这种唯心论而且发挥它，说是：只要我们有精神，有勇气，就可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说是：只要“镇静防御”就可使敌人“一挫再竭，气落志衰”。可是战争铁面无私地教训了这些唯心论者，“镇静防御”的结果，只是（也只能是）阵地成为焦土，守军全部牺牲。主要的因为不懂得进行运动战与积极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其实，攻防应由敌我优劣决定，不由攻防利害之多少，也不由主气与客气之盛衰。至于攻防的方式，是阵地战还是运动战，要看敌我双方各种条件而决定。
战争中攻防是运动的基本形态，进退只是攻防的准备或继续。攻防二者是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说过：
“防御要阻止……在于占 领国土的前进（即进攻），因此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 考虑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 法。这些方法一经确定， 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 用的手段，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 现了互相作用，只要不断 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继续地研究这 种互相作用。”（《战争论》 第二卷第六篇第七章）
攻防二者交相作用， 各以新的方法方式以对抗对方，“循环无巳”，遂使战法因之发展与进步，这就是战争内部的辩证法发展规律。而攻防二者又因双方的各种条件之联结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着这一规律性的发展。这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正规战中，初期敌军长驱直入，我国行线式的防御配备，被敌突破一点，全线崩退；以后我国配备渐有纵深，于是敌又采取包围与迂回的办法，这样引起“延翼竞争”；到了我军因延翼而减薄了纵深时，敌又进行突破，……（这仅说明正规战中相互作用之一个侧面）。又如在游击战中，初期敌军向正面猛攻，后方空虚，于是我军长驱直入敌后，相继收复许多县城市镇。随后敌军以正规战法对我执行游击战任务的兵团围攻，我军则以“各个击破”的方针，消灭敌军于运动中。再后，敌以快速部队兼用“游击战法”向我袭击“扫荡”，我则巩固根据地，以民众武装的游击战，清野、破路等配合基干兵团之反“扫荡”，在内线与外线之配合下，击退敌人。再后，敌乃以筑堡修路政策分割我根据地，以经济封锁与烧、杀、掳、掠来破坏我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军则以更积极的更灵活的以至更大规模的交通战与反“扫荡”，打击敌人，坚持敌后抗战。最近敌军对我根据地进攻之残酷，巳达空前未有之程度，烧、杀、掳、掠之惨，未有前闻。这也说明了攻防之相互作用，推进 了双方战法，也加深了战争的残酷性。正因为双方作战方法之交互作用，在战争中是“循环不已”的，因此，我们不可满足于自己的战术技术，而应时时研究，日日进步。至于战争残酷性之增加，则往往不易无止境的继续到底，往往敌之凶焰最高之时，亦即敌之攻势达到最高度或差不多达到最高度之时。因此，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环境就会转变，最后胜利就会到来。
这种攻防的交互作用，在克劳塞维茨，似乎有点偏见。他认为引起战争行动的是防御，不是进攻，换句话说有防御才有战争行动。他说：“防御的规则是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但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中找出一个起点……如果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领，而防御则以斗争为直接目的，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防御，而是为了别的东西，为了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要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方法的一方自然是防御者。……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根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他能做到的只是携带战斗手段，也就是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但是，防御者不仅集中了战斗手段，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作战企图部署了战斗手段，他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战争论》第六卷第七章）
克氏这种偏见，我以为是发于其唯心论基础上的。他不从战争发展的客观情形与客观规律中去看问题，而从“哲理”上去“索引钩深”，因此，就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来。这一错误的意见可以被侵略者利用。其实，双方进攻必定发生战事，双方防御则战事不至发生，这难道不是很显明的道理吗？并且攻防二者之交互作用，克氏亦还未完全说到。例如，在战术上，防者之防御配备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敌军力量、态势、政治情况、过去的行动、惯用的战术、现在的企图之判断，也根据当地的地形、居民情况、自己的任务、兵力兵器资材、内部情况、友军情况等等而决定的。这一配备虽然是在没有看到进攻之敌之部署前即决定的，但却必须根据进攻之敌可能来进攻的方向与部署之判断而定。攻者之进攻部署，则必须待到侦察明了敌方防御配备之后才能最后决定。这就是说，在战术上先有防御配备才有进攻部署。但是，在战略上，如果攻者以敌国首都为目标，（过去侵略者的战略，进攻多以地区为作战目标）则其战略集中的地区与战略进攻的路线，虽也根据巳知的敌国之国防工事位置、敌国之地形、交通以至民情、出产等等而定，但其主攻方向，其兵力部署及其进攻时间，正可自由决定，且也不等到防者之配备完毕而后进攻。防者因其力量对比较劣的关系，在此时不能不被动地依据攻者之部署而定出防御计划，以求从被动到主动，由防御到反攻。这就是说，从战略上的配备与部署来说，可能先有进攻部署，才有防御配备。这也就是说，在攻防交互作用上，是“先中有后”“后中有先”了。有些时候，防者引起战争的事情，不是不可设想的。也有因防者防御力量与设备之加强而使战事消弭的事。例如苏联坚持和平政策，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力量，提高严防意外事变的警惕性，加强边防，能使苏联超脱战争，不为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也能使各帝国主义者不敢向苏联边境窺察。可见攻防二者之辩证的关联，似应从具体的战争情况中去观察。
从一般情形上看，与其说《。文。》防御引《。人。》起战争，毋宁《。书。》说进攻引起《。屋。》之为妥。在战争发生的初期也是先有相互进攻的（如果可以说是进攻的话）。人类初有战争行动时，只会使用工具来“进攻”（严格地说，那时只是相互冲突、格杀，尚无攻防之行动，打不过时只有跑，没有防御工具，也不会防御），而后来才会使用工具来防御，因而那时也只有“进攻”和“退却”，而无“防御自然退却可以看作那时防御的变形，而进攻中招架亦可看作防御的因素）。不过，那时（原始共产制末期）的战事，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战争有性质上的不同。那时战事经过的时间极短，所以这种运动还未发生“攻” “防” 二者的对立范畴，我们所说的战争中攻防则是相互依存的对立范畴。我们还可看到古代及中世纪的城墙，是防御的东西，但不是城墙引起进攻与战事，而是进攻与战事引起城墙，这难道还不显明吗？
上面我们说过了攻防以敌我优劣来决定，又说过攻防二者之交互作用。以下让我们来说攻防之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攻防二者不但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而且二者还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机械论者不懂防中可以有攻，于是采取单纯的防御；冒险主义者不懂得攻中也可有防，进中也可有退，于是不肯承认暂时的或局部的防御与退却。那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认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在我国战略防御中有战役进攻，在战役进攻中有战斗的进攻或防御。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中，防御只是进攻的手段，没有进攻不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战略防御既不是战争全阶段的东西，也不是抗战战略的全部，而只是一个阶段、一个部分，战略防御必须继之以战略反攻，才能完成战略的目的。克劳塞维茨论防御时也说过：“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 “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战争论》第二卷第六篇第一章）。
正是因为对立物之有相互渗透，所以才有其内在的因素而引起相互推移。
敌中有我（敌军中，有同情我国抗战反对其本国统治阶级之侵略战争的反战分子，有被迫或被诱的伪军），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敌之一部可变为我（如敌兵之投诚，伪军之反正，不过今天还只有一部分敌变为我）。我中有敌（我抗日阵营中有暗藏的亲日派、汉奸及其他奸细破坏分子等），所以我之一部有时亦可变为敌（如某些人员某些军队之叛变）。
优中有劣（敌强是敌优，但敌不义、国小、人少、内部困难、失道寡助，故优中有劣广如果劣的因素逐渐加多，优的因素逐渐削弱，则优可变为劣。劣中有优（我弱是我劣，但我正义、国大、人多、新兴、多助，故劣中有优）。如果优的因素能逐渐增多，劣的因素能逐渐克服，则劣可变为优。
攻中有防（敌之战略进攻中有战役或战斗的防御，全局进攻中有局部与一时的防御），如迫使敌之防逐渐加多，攻逐渐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则攻可变为防。防中有攻（我之战略防御中有战役或战斗的进攻，全局防御中有局部与一时的进攻），如能争取我之攻逐渐 加多，防逐渐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则防可变为攻。
胜中有败（在战争中敌之一时的胜利中，有过局部的失败，有过并有着消耗与困难之加多，是胜中有败），如败之成分加多，胜之成分减少，则胜可转为败。败中有胜（在战争中我之一时的失败中，有过局部的胜利，有过并有着某些力量之加强，某些新的建设之产生，是败中有胜、如胜之成分加多），败之成分减少，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则败可转为胜。
敌之“优” “攻” “胜”可变为“劣” “防”“败”；我之“劣”“防” “败”可变为“优”“攻”“胜”。这里可变的基础，在于敌之“优”中有“劣”、我之“劣”中有“优”的物质条件（包括政治条件），而由可变到变，由劣变到优，由防变到攻；最后，由暂时的失败变到最后的胜利， 则必须经过努力地工作与长期地斗争。必须加强敌伪军工作，使敌中之我扩大；必须加强锄奸工作，使我中之敌消灭；必须加紧团结，改 善政治，发扬人力物力财力，争取国际援助，使我劣中之优加大；必须积极地组织战役进攻，加强敌后游击战，使敌优中之劣加大，使敌攻中之防、胜中之败加多；使我防中之攻、败中之胜扩大。只有如此，我才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
所以说：斗争是发展的源泉。
十一、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战力量变到战略质变的斗争过程
这里要说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我方战力“量”之增加与敌方战力“量”之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我之战略防御才能转为反攻。凡不耐烦或不积极努力于这种战力“量”变的积累的，都要反对。
上面已说过由敌我、优劣、攻防、胜败等对立物的相互渗透到对立物的相互推移的发展，必须经过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过程表现为由“敌我”“优劣”量的不显著的渐变，到质的显著的突变。这种发展的过程，不是空洞的公式，而必须有实际的内容；也不是只有量的发展循环无已的渐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显著的飞跃的质变。
发展的内容，是敌我优劣的战争力量之量与质，没有这种战力之“量”的增加，不能达到战略之“质”的变化。因此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反对那种对于为战力之量的增加所必要的设施采取消极态度、观望态度、等待态度、以至反对态度的不进步的顽固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急躁不耐烦进行这种量变的积累，而空洞要求质变或自欺欺人地说现在已经到了战略反攻时期那种自大狂妄的精神。为了加紧这种量的生长、扩大、增加的积累，以求使质变能更快地到来，则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之加强，政治之改进，对亲日派汉奸之打击；在大后方：经济之建设一特别是军事工业及军事交通，民众之动员组织与武装，军队之训练，干部之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