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百年往事：大清律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据以刑罚臣民的是一部《大清律》。《大清律》是什么呢？《大清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清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之初，暂用《大明律》。顺治二年（1645），即以“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於平允”为指导思想，著手制订法典。三年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十三年复颁满文本。康熙二十八年（1689），将康熙十八年纂修的《现行则例》附於律文之后。雍正元年（1723）续修，三年书成，五年发布施行。乾隆五年（1740），更名为《大清律例》，通称《大清律》。以后虽历经修订，但主要是增减修改附律之条例，律文则变动不大。直至宣统二年（1910）《大清现行刑律》颁行，才予废止。
《大清律例》共四十卷，卷首有六赃图、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过失杀伤收赎图、五刑图、狱具图、服制图等八种图表；律文后附有注释，以便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律文。律文分为七篇，篇目冠以律名，故谓之七律。首篇是名例律，有四十六条，下面不分门类，亦称四十六例。其主要内容除了确定五刑、十恶、八议等重要制度和罪名外，还规定了一些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如官吏犯罪分公罪和私罪，公罪处轻，私罪处重；犯罪分故意和过失，故意罚重，过失罚轻；共同犯罪一般区别首从，从犯减轻；数罪并发，一般只科重罪，轻罪不论；累犯加重，自首减免；老幼废疾减免，同居相隐不为罪以及类推的一般原则等。其次各篇按六部命名排列，即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以下分为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市廛、祭祀、仪制、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贼盗、人命、斗殴、骂咒、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和河防，共三十门，计四百三十六条。该条文不但以《大明律》为蓝本，并且隐合古义，可谓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同时由於清朝已处封建社会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它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高压政策，不但对十恶处刑更重，而且扩大了谋反、谋大逆的定罪范围，提高了量刑标准；严禁宦官专政，臣下朋党，更完备地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广泛增加满族享有种种特权的条款；继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统治。进一步实行重农抑商等。
《大清律例》律文之后所附的条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条例即皇帝认可的判例和皇帝根据某些具体案件的处理而发出的带有规范性的命令和规定，简称为例。例是律的补充，同律一样，也是审理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其不同，首先律的纂修比较慎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例则因时制宜，随时增删和修改（乾隆时定制五年一修），因而是一种更为灵活的法律形式。其次，例的数量大大多於律条。雍正三年时就有八百十五条，到同治时更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由於例繁杂众多，常与律文发生抵触，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再次，在司法实践中，例的法律效用大於律。通常是有例不用律，有新例不用旧例；律与例都没有明文时则采用比附，实际上还是用例。结果是“律既多成空文，而例愈滋繁碎”。因此，例遂成为清统治者实行司法专横、鱼肉百姓的法制工具。
百年往事：雕版印刷第一成果《金刚经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出现了一部印制精美的《金刚经》。这使得读者不由得对这部经书产生了兴趣。。电子书下载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唐咸通九年，就是868年。这件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长约1丈6尺的《金刚经》卷子，图文风格凝重，印刷墨色清晰，雕刻刀法纯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这本《金刚般》卷子也被英国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此经原藏敦煌第17窟藏经洞中，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盗骗，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现藏大英图书馆。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可能在大约2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雕版印刷的第一步是制作原稿。然后将原稿反转过来摊在平整的大木板上，固定好。然后各种技术水平的工匠在木板上雕刻绘上的、画上的或写上的原稿，大师级雕工负责精细部分的，到雕刻比较便宜的木头或比较不重要部分的比较没有才能的工匠。木板然后刷上墨，在印刷机中加压形成原稿的复制品。 在一些方法中，雕版印刷优于铸造活字。例如像中文这样的语言有很大的字符集的情况下，雕版印刷在初期投入时会更便宜一些。这个工艺也具有更多的艺术绘画的自由，例如图画和图表的绘制。不过，印刷版不耐用，在印刷使用中很快就损坏了需要不断更换，这限制了大量印刷的可能性。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指最为坚硬的金属，喻指勇猛的突破各种关卡，让自己能够顺利的修行证道；般若为梵语妙智慧一词的音译；波罗意为完成（旧译：到达彼岸）；密意为无极。经者径也，学佛成佛之路。全名是指按照此经修持能成就金刚不坏之本质，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脱离欲界、色界、无色界 三界而完成智慧（到达苦海彼岸），也就是所有十方法界的众生，如果想要修行成就佛菩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都要经过金刚经的真修实证，开悟而后成就。
《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般若”是梵文音译，意为“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圆融无碍，恰到好处，绝对完全的大智慧”。“金刚”，喻指般若如金刚一样锋利无比，能破除世间一切烦恼与偏见。“波罗蜜”，意指超越生死而度达解脱的彼岸。经题的意义，指以金刚一样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著，超越生死而达到永恒安乐的归宿。
《金刚经》通篇讨论的是空的智慧。一般认为前半部说众生空，后半部说法空。经文开始，由号称佛陀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发问：当众生立定志向要达到无上圆满的佛陀觉智时，应该将发心的目标定在哪里？如果在实践过程中心不能安住，应该如何降伏？即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如何在走向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对各种错误认识和患得患失心理进行克服？《金刚经》就是围绕佛陀对此问题的解答而展开的。
百年往事：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张幼林听到远处湖面上传来一阵出神入化的古筝声伴着歌声，意境、韵味都有了，听得张幼林“浑身一震，仿佛遭到雷击”。秋月弹唱的就是千古名篇《春江花月夜》。
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的《春江花月夜》，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号称“孤篇压全唐”。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也因这一首诗，“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诗篇题目就令人心驰神往。春、江、花、月、夜，这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
诗人入手擒题，一开篇便就题生发，勾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江潮连海，月共潮生。这里的“海”是虚指。江潮浩瀚无垠，仿佛和大海连在一起，气势宏伟。这时一轮明月随潮涌生，景象壮观。一个“生”字，就赋予了明月与潮水以活泼泼的生命。月光闪耀千万里之遥，哪一处春江不在明月朗照之中！江水曲曲弯弯地绕过花草遍生的春之原野，月色泻在花树上，象撒上了一层洁白的雪。诗人真可谓是丹青妙手，轻轻挥洒一笔，便点染出春江月夜中的奇异之“花”。同时，又巧妙地缴足了“春江花月夜”的题面。诗人对月光的观察极其精微：月光荡涤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将大千世界浸染成梦幻一样的银辉色。因而“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浑然只有皎洁明亮的月光存在。细腻的笔触，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境界，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格外幽美恬静。这八句，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笔墨逐渐凝聚在一轮孤月上了。
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世界，这就自然地引起了诗人的遐思冥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又紧紧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这种探索，古人也已有之，如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阮籍《咏怀》：“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等等，但诗的主题多半是感慨宇宙永恒，人生短暂。张若虚在此处却别开生面，他的思想没有陷入前人窠臼，而是翻出了新意：“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