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①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②应该承认，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为。①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问题；②但是关于茶叶和大黄重要性的错误观念仍然盛行。实际上，这种观念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从当时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二十处表现这种过于自信的怪念头的引文。此外，在同意这种观念的人们当中也有一些注重实际的经世派士大夫，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包世臣和萧令裕等人。③
这种错误判断的基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光帝认为南京条约便是一种“永杜后患”的方法。没有一个军机大臣为变革起过非常必要的促进作用。穆彰阿和赛尚阿是庸碌之辈，理学家祁嶲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战分子，道学家王鼎自杀，注重实际的潘世恩年迈体衰，最后于1849年隐退。的确，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政治气氛使人们对政治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人们可以在茶楼酒馆里看到“免谈时事”的告白。①
各省领导人也没有多少作为。他们应付这种新形势的纲领仍旧是墨守传统，着重训练士兵游泳，对敌人准备火攻，恢复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沿海军事阵地。两广总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约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员撰写的军事战略论文。另外一些沿海总督如琦善、杨国桢、怡良、牛鉴、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对改革漠不关心。刘韵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过甚至刘韵珂也只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现在沿海省份的巡抚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身上。②
从一些政治领袖对待西方所持的观点中也可看出中国的惰性。从最初的中西方接触起，这种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此高级官员应该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当时正在进行的和谈中亲自会见英国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这样做。还有，1846年5月8日，钦差大臣赛尚阿提出了一个对付外国人的方法：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官员接见的所有渠道。③在外交上，这确确实实是“关门”的对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战的政策。虽然钦差大臣林则徐并不想同英国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但是他的强硬政策受到这个时期许多士大夫的称道，其中包括经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莹，以及京师的一些高级官员如王鼎、李棠阶和祁嶲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为林则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举人臧纾青，鸦片战争期间在家乡江苏组织了一支约一万人的乡勇。由于这种努力，他在南京条约签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衔。但他谢绝了这一荣衔，他坚决认为在抚夷政策成功以后得奖是一种耻辱。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建议未被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在1840—1860年间已开始虚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国人关于西方关系的观点仍受到误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这两者的限制。由于拒不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时间。
③ 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61页；第6册第491、535页。
②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2—134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页。
② 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有七部现已遗佚，仅存书名。
③ 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506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第2期（1972年）第151—204页。
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10—11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2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第2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第1—6页；卷85（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海录》，卷1第75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页。《史料旬刊》，卷38第398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第48页；卷63第38—39页。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7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第48—49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25页。
③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4页。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6页。
①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2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第22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1—32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第10期（1965年）第330—333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第1期（1941年）第1—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1第19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页；卷24第36—37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
② 《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页。
① 萧令裕：《英吉利记》，第1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10页。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的动人心弦的报道。
② 黄恩彤：《抚夷纪略》，第2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5页。
③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2第2页。《史料旬刊》， 38期第40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第30页；卷5第25—26页；卷9第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2第4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3第21—22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第3页。汤彝：《柚村文》，卷4第13—14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9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第6册第240、459—462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页；卷75第28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569页；第5册第531页；第6册第543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页。
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年
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䜣）在六十年代，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①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②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1862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情况是不可变更的。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已。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①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首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改良派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恰当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下去的西方人赶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随后几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②
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军事力量。高级官员杨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李鸿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此外，轮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