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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是海上强国。1874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在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①
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1865年黄恩彤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②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恭亲王和李鸿章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京师。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见略同。③
随着十九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邹诚敏锐地发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须专注西北边界，在明代只须特别重视东北边界。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①
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六十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对西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开千古未创之局”。②
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七十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张裕钊在八十年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③
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社会，他们希望到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答案。实际上，传统思想并不缺少对变化的信念和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王韬、丁日昌、郑观应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经常引用该书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穷则变，变则通”。从1860至1895年用来指模仿西方的各种努力的“自强”一词，实际上就来源于这部经典。曾国藩注释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①
“运会”一词来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意指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的变化。它认为存在着人们不能抗拒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可预见地要表现出来，并给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带来巨大变化。由于所有巨大的历史变化都可被认为适用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新形势描绘成“运会”。有些人主张，“运会”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因此是不能抗拒的。严复对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其进程。许多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如王韬、郑观应和汤震都曾预言，“运会”很快将引导世界成为一个全人类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谐的社会。②
部分文人学者大胆地断言，不只他们鼓吹变革，因为他们声称，孔门圣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也会照此方式行事。在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圣人尧、舜；皮锡瑞举出了理学大师朱熹、程灏和程颐；王韬、李鸿章和郑观应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他本人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严复提出了最大胆的观点，因为他断言，圣人也是“运会”的产物，即使他们想抗拒变革，也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因为能够预见“运会”的趋势，故能适应时势而行动。①
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性质，但什么是变化的讯息呢？他们强调指出，西方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864年王韬认为，上天使西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象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聘用西人为中国效劳的机会。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象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和郑观应在内，都曾敦促国人利用这种天赐良机。②
可见，改革派人士是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遇到了挑战的机会。问题仍然是，中国对这种形势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郭嵩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外国方法。③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了解外国人，又从何处开始学习外国方法呢？
录求和平的外交关系
据改革派人士说，巧妙的外交在中国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郭嵩焘坚持说，中国不论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战备努力，都无补于时局。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认为，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寻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外交关系处理得恰当，它就无须使用武力。①
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见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的培养就予以注意了。实际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就奏请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1861年冯桂芬也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迫切性。但是这些建议直到1862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学习，以便了解西方。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一般地说，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到1867年，同文馆的课程里面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1879年，又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②该校逐渐具有小型文科专门学府的面貌。
同时，在通商口岸涌现出一批外事专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担任上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吴健彰、薛焕、吴煦、杨芳、丁日昌和应宝时。与何桂清和劳崇光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较（见上卷第五章），他们比较了解西方，但是，他们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专家，这些人包括郭嵩焘、曾纪泽和马建忠，他们都有机会亲眼观察西方社会。开明官员非常重视关于西方的直接知识。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张在国外设立正式公使馆。在他看来，中国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现代武器技术知识的西方人。十年后，中国在伦敦设立了郭嵩焘率领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郭嵩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①
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京师，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负责同欧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亲王和文祥。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这符合由来已久的“羁縻”政策。另一些人也具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1891年）。咸丰时期，他为主抚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学理论（见上卷第九章）。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次年，当这位将军真的准备同英法联军作战时，郭嵩焘十七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领战败后，郭嵩焘越来越反战。他攻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学者。在伊犁危机期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力主避免同俄国作战。他隐退以后反复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陈述这种和平政策。中法战争期间，他用同样的语气批评中国的好战政策。①
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1870年，他声称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不能进行持久的对外战争。但是可以长久维持和平。1871年他进而主张说，即使中国在一百次战争中都获胜，这也不能和不战而胜的外交政策相比。他为林则徐和僧格林沁轻率地挑起了几乎导致清朝灭亡的对外战争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伊犁危机和安南危机与总理衙门的通信中，李鸿章坚决主张和平政策。②
1872年去世的曾国藩也全心全意支持这种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他在附和郭嵩焘的观点时，又在1870年对过去七百年间空话连篇而鼓吹对外战争的那些学者进行了指责。他断言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方法是“羁縻”，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这个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国荃也同此观点。他主张，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对同法国作战的政策。③其他许多关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赞成这种基于和平的对外政策。
维护和平的一个方法是要保证条约里的条款完全得到尊重。这就是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为什么拒绝了中国商人要求取缔外国棉布商店的请愿的原因。同样地，1866年郭嵩焘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劝说潮州居民允许外国人进入该城。郭嵩焘在一封致绅士的公开信中说明，虽然中国人有权拒绝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们应该尊重把该城辟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他在信末举叶名琛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条约而被英国军队抓走了。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协助郭嵩焘处理这次危机后，他在1866年写道：“彼遵条约而我背之，则曲不在彼而在我。”①
这种和平方针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种积极政策。根据丁日昌的说法，这是中国按照条约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径。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坚决地拒绝了外国人的几个法律权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国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购买房地产，英国人坚决要求在上海和苏州之间通航，以及法国人要求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敷设电缆。丁日昌明确宣布了他的原则：在外交事务上，条约上的条款应予履行，不在条约上的事项应予禁止。②
根据某些高级官员的说法，与西方保持和平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对所有外国人以诚相待。六十年代形成了以诚意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诚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说过：“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③这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这段时期改革派的指导原则。恭亲王和文祥以西方军队按照条约迅速从北京撤退为例子（见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断言西方人与中国历史中企图获得中国领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义使他们就范，以此驯服他们的野性，中国便能为自己谋利。④
曾国藩1862年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在处理自己的外交事务方面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它毋须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寻求基本原则。具体地说，中国对待蛮夷的政策应该是忠、信、笃、敬。他进一步解释道，“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着又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①不只曾国藩一个人强调孔子的这四个字。1864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这四条原则的对外政策。1876年郭嵩焘上疏建议，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②后来，曾国藩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思想：“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曾国藩继续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其情绪必形之于外，否则就是不诚。同样，如果中国和外国之间恢复了和平，中国应该公平地对待外国人。③
郭嵩焘在1861年也持类似观点。他断言，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仁慈的行为。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这种诚笃外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类观点的另一位学者是冯桂芬。他说过，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某些官员如曾纪泽，在七十年代继续阐明诚实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