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③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② 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六千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三千五百名步兵，二千名骑兵，五百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② 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② 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③ 《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① 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② 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③ 邓嗣禹与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① 戈登档案（英国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② 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③ 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② 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② 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②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①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龙（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
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客。①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1761—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属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发）和教师（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①
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年4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附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于5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②5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③
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①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瑛棨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乎完全切断的封锁。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胜保（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