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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南学会的这些重要职能无疑说明了这时湖南士大夫建立学会为什么会具有这样高的热情。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于1898年夏初报道说，全省“讲堂之场林立”。这可能是新闻报道的夸张，但是除了南学会之外，这些年能够查明的学会至少有十三个之多。论规模，没有一个可与南学会相比；最盛时它的会员可能超过一千二百人。
南学会虽然有大量会员，但更重要的是该会的组织方法和它打算活动的广泛范围。理论上它是一种个人自愿联合的组织，但因为政府参与了它的建立和活动，所以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其重要标志是它的会员享有政治特权。例如，如果觉得某些地方公共事务是正当和有用的，他们可以通过该会向巡抚和其他省内高级官员建议施行。而且，会员们在研究新问题时，能向政府要求查阅公共档案。所有这些都表明，南学会与其说是私人组织，不如说是公共组织，即使不是政府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也至少紧密地依附于政府。
该会的半官方性质及其活动表明，在参加者的心目中，它不仅仅是一个自愿的组织。正如常在该会集会上讲话的杰出演说家皮锡瑞在他的日记中所记的那样，精心推敲的该会章程是想用来为地方绅士控制的省议会奠定基础的。这种可能性由梁启超在该会关闭后不久所作的评论中得到了证实，他说南学会“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事实上，梁启超认为南学会是湖南全部维新运动的关键。王
除了起自治政府的预备性组织的作用外，南学会也从事诸如建立图书馆和办日报《湘报》（1898年1月开始发行）等文化活动。《湘报》和《湘学报》一起，成了主要的媒介物，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和活动就是通过它们公开宣传的。唐才常、谭嗣同、易鼐和樊锥等激进派控制了这两份报纸。特别是唐才常，他在两报的编辑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思想观点方面，唐才常和康有为、谭嗣同二人是接近的。象康有为那样，他公开声称是今文学派的信徒，相信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历史进步和制度变革的理想。虽则在表述思想上不如谭嗣同那样有系统，他在对待中国传统，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秩序方面，和谭嗣同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持同样的批判态度。他象谭嗣同一样，谴责君主制是人类自私心理的最赤裸裸的表现，欢呼民主制应该是未来的秩序。正与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情况一样，唐才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兼收并蓄的，不但受各种传统思想影响，而且也带有西方的深刻烙印。唐才常由于有这种吸收各家之说的背景和激进的观点，所以能和谭嗣同以及其他年青的湖南学者一起，把《湘学报》和《湘报》变成促使新思想萌发的肥沃园地。②
随着这些新的文化机构在1897年末和1898年初的出现，维新运动变得更加激进起来。这既使保守派，也使绅士…官员感到惊慌，虽然后者前此一直是许多维新计划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结果是维新者的队伍产生了分裂。温和派此时和保守的绅士…官员合力攻击激进派，并且试图向他们泼冷水。分裂最后在1898年春天爆发成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由保守派和温和派联合发起的攻击在夏初达到顶点，当时王先谦和省内绅士的其他领袖组织长沙三个书院的学生起草湘省学约。在学约中他们试图提出共同的思想立场，来反对他们认为的当时正风靡全省的危险的异端。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信仰正处在危急关头。为了保卫这些价值和信仰并反对日益猖獗的异端，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遵循孟子和韩愈的受人尊敬的道统。正象孟子拒杨墨和韩愈辟佛老来保卫儒家那样，他们现在决心要反对康梁集团的异端以保卫儒家。①
按照这些湖南绅士的意见，这些异端中最主要的危险，总的来说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公开批判，具体地说是对清政权的赤裸裸的攻击。同样使他们感到惊骇的是康有为对儒家思想的激进的解释。湖南绅士们对所有这些情况的反应是强烈的。有些人进行全面的谴责；其他象叶德辉等人则逐点加以批驳。所有这些反应的特点就是情绪激昂，这和儒家传统中进行学说之争时一般所持的宽容态度截然不同。②
这种不同不是偶然的。传统的学说之争之所以容易持宽容态度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若干世纪以来在儒家学者中间的思想分歧通常是在共同信仰传统的主要价值和制度的基础上出现的。湖南的绅士发现，康梁集团的思想正在向他们的基本信念挑战。首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口气同时否认了理学正统和流行的汉学学派二者的正当性。况且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中，他进一步断言，在儒家思想体制中改变君主政体这个神圣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进一步证实康有为的这些解释隐含政治颠覆之意，湖南人指出，在康梁集团的书信和著作中普遍以孔子出生纪年来代替当时在位的清帝年号纪年。在大多数湖南士大夫看来，这等于是否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
更加令人惊骇的是，激进的维新派公开鼓吹西方的民权和平等理想。对于大多数绅士来说，宣传这些理想，是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儒家三纲学说——的正面挑战。三纲说有两个明显的性质：一是独裁主义，因为三纲是无条件的统治；一是不可违抗性。正统的儒家世界观认为，人类秩序是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作为人类秩序核心的三纲被看作是宇宙秩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所固有的。这种儒家宇宙观的神话仍然支配着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道德观和社会思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思想间接和直接地向这种学说挑战。当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然主义世界观时便出现了间接的挑战。这就不可避免地逐步破坏了儒家所主张的人类社会秩序寓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宇宙观的神话。一旦没有这种神话的支持，三纲之说必然会丧失它的大部分传统的神圣性和说服力。①
新思想还直接破坏了三纲的道德合法性。谭嗣同的哲学坦率地攻击三纲学说，但是他的《仁学》直到1900年后才出版，而且其影响只限于他的亲密友人的有限范围之内。正面对三纲学说的挑战，只是在宣传有关人权和社会平等的西方自由理想时才趋于公开的。
这些自由的理想和三纲学说的矛盾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当人权否定君臣之间的独裁主义关系时，社会平等理想便和整个这个学说的独裁主义要旨发生了冲突。因此，许多湖南士大夫斥责平等理想是对集团特权的伦理观和上下隶属原则的彻底否定，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两者是古老的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中心。这种斥责在一个保守的湖南人曾廉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得最为简明扼要：“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于是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不啻水中之萍，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
曾廉与他的许多同伴都认为，接受社会平等理想简直是意味着颠倒了乾坤。尽管激进的维新之士从来没有全面而公开地攻击三纲学说，可是几乎所有斥责新思想的湖南绅士都大声疾呼反对这些理想，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绅士学者来说，已不是某个儒家价值观或某个传统制度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神圣核心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思想的传入正在威胁着儒家思想体系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这二者的本质。①
对于康梁新思想的理论上的攻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当1898年春夏这种攻击在湖南展开时，反对激进派的运动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御史们向朝廷提出弹章，揭发康有为的异端学说和变法活动，一个官僚学者王仁俊在上海的《实学报》上批驳康有为的变法思想。②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击来自以张之洞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学者。
1898年春，张之洞出版了他的《劝学篇》，他同意湖南绅士的基本论点，但是发挥得更加深刻。从春末到仲夏，此书在《湘学报》上分期刊载，给反对激进派的十字军运动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康有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为运动目标的三句口号来概括：保国、保教、保种。但是张之洞认为，把这些目标割裂开来作为独立的目标，则是错误的。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即保国；达到这个目标，就自然而然地会达到其他两个目标。
张之洞认为保种有赖于保国，其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认为保教可以归结为保国，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国家”概念了。必须记住，张之洞所确定的保国思想，主要是为了反驳康有为的思想。在康有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国会的序言和指导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样，“国”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实体。在梁启超的政治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这一定义就表述得更为清楚了。然而，这种“国”的总概念在张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没有位置的，他把中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清王朝的皇室。保国，首先是要保清朝。因此在他论及忠时，他列举清朝过去执行的十五项政策作为它的仁政的表现，以此强调清朝是人民效忠的当然对象。这些仁政使清朝有别于欧洲国家，也有别于包括汉唐在内的以前的中国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张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种寓意，即象康梁那样只泛讲忠于中国而不具体地讲应忠于清朝，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险的。
张之洞所谓的忠，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他对儒家三纲学说的信仰。这种学说长期以来一直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儒学的核心，它与君主及家庭的制度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这里便可看出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显著的特征，即政教融为一体；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以君兼师”，或“政教相维”。从这一观点出发，张之洞自然拒不承认保教可以脱离保国。康有为试图在既定的政治体制之外提倡儒学，当然就会被他认为是异端行为。因为张之洞认为，且不谈康有为解释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种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国家相脱离从而破坏神圣的三纲学说的危险。
还因为张之洞批驳康有为关于保国的根本之途是变法的思想，这使得两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表面上张之洞是变法的热烈鼓吹者，并自认为是西政的崇拜者。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关于学习西政应先于西艺的主张。但在事实上，张之洞理解的政与法有很不相同的涵义。他认为政在本质上意味着官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张氏的变法思想可以归结为不过是进一步发展了自强运动和经世致用传统的行政改革的主张而已。张之洞论点的前提是：从基本政治价值或制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政”也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纲学说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也是圣道的一部分。至于道，用著名的儒家格言来说，是“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张之洞的这种信奉儒家的基本社会政治价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治变革中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思想的总的态度。他曾经是西学的热诚拥护者，他的《劝学篇》用大量篇幅论证西方知识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全部论证都是建立在“循序”的基础上的，按照“循序”之说，研究西方知识不论多么重要，都必须放在研习中学及其核心——经书——之下。因为中学之中含有传统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使人能认识到中国作为国家与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据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张之洞一方面鼓励中国人对西学要“知通”，另一方面又力主他们把“知通”和对儒家学说的“知本”结合起来。这样二者就能够互相补充。这一认识便是张之洞的著名格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①
在本质上，张之洞无非是重新肯定自强运动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则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因为他感到这两者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在使国家分裂。但是他的中间立场事实上是反对激进派要更甚于反对保守派。因为他所持立场的目标，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捍卫中国传统的价值和制度，以反对勃兴的激进派的猛烈攻击。
因此，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湖南的思想辩论的气氛中出版，这标志着中国思想斗争新阶段的开始。首先，斗争的中心原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和保守派之间进行，现在转到了前者和激进的维新派之间。其次，思想斗争过去往往采取在政府内部展开政策辩论的形式。但是现在新的辩论扩展到政府之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间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后，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辩论，无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恭亲王与倭仁之间，还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自强运动提倡者和清流党之间，一般地是在所有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就不再有这样的一致性了。事实上，恰恰是对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产生了分歧。因此，维新时代的思想辩论在深度和广度上标志着与过去断绝关系，并预示了1900年以后席卷中国的思想冲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快到春末时，方兴未艾的思想冲突最后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许多湖南省绅士这时响应王先谦和叶德辉等领袖的号召，麇集其后，在地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