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的数字。表九扼要地列出了这个计算。从表上马上可以看出，棉纱的总消费量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了。但是在第一段时期几乎占垄断地位的手工棉纱不但在绝对数字上，而且在占棉纱总供应量的比重上，都急剧下降。产量下降了二百四十万担，这样，手工棉纱在1901—1910年的年平均产量只有1871—1880年年平均产量的一半。手工棉纱占棉纱总消费量的比重从98％下降到42％。手工棉纱被国内的和进口的机制棉纱代替。在第一段时期，中国还没有建立近代的纺纱厂，但到1901—1910年期间，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华资纱厂和外资纱厂生产的棉纱将近棉纱总消费量的18％，按绝对数字计算，这个产量约等于1871—1880年到1901—1910年棉纱消费量的增加总数。但远为重要的是，1901—1910年进口纱的增长数量几乎与手工纱产量相等。进口纱从1871—1880年占总消费量的2％增加到1901—1910年的40％，按绝对数字计算，后一段时期是前一段时期的二十四倍。
布的总消费量，不论按码或是按平方码计算，也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国内织布厂的产量在1871—1880年还等于零，在1901—1910年也依然微不足道；大发展只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才出现。进口布匹虽然从第一段时期到第二段时期有所增加，但与进口纱比较，增加的程度并不显著。1871—1880年
表九 1871—1880年和1901—1910年棉纱棉布消费量的估计数字
的年平均进口布为棉布总消费量的11％（码）和19％（平方码），而在1901—1910年的年平均数分别增加到16％和26％。与进口纱数量的显著增加形成明显对比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织布从前一个十年到后一个十年这段期间，在外国竞争的面前顽强地坚持下来了。
手工织布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织布的绝对数量从1871—1880年每平均年度的32亿码增加到1901—1910年每平均年度的37亿码。这一增长是值得夸耀的，它显示了手工织布业的力量，但如果没有洋布进口的话，肯定会增长得更多。许多过去以纺纱为副业的农民无疑转到了织布业，以代替他们失去的活计；但是如果把因手工纱减少了二百四十万担以致无活可干的劳动力与因手工织布增加了六亿或七亿码而吸收的劳动力相比，即使最宽打宽算，也只能容纳无活可干的劳动力总数的10％到20％。因此人们必然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纺纱业曾占重要地位的地区的农户中，许多家庭或是不能在城市中为它的某些成员找到工作，或是不能增加其生产和经济作物的上市量。对他们来说，收入和支出之间一贯不稳定的平衡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这当然是我在本节开始时提到的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这一指责的一个起因。作为农村收入的一个补充，再没有其他手工业象棉纺织业那样重要的了。虽然其他许多手工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还保持原状，或者有所发展，但是由于手工纺纱业肯定无疑的衰落，有人提出了更空洞和站不住脚的主张，说整个传统的手工业部门被外国的进口货和本国工厂的制成品破坏了。还有第二个论据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指责有时带有尖刻的语气。这个论据是，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摧毁并剥削本地的手工业，更应受谴责的是，它还使应该发生的标准的进程中断了；按照中国人对马克思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解，这个进程应从个体户的商品生产经过手工业工场发展到现代工厂工业。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和贷放制度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碍，以致它们不能作为向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关键性的中间阶段而起到据说在欧洲已经起过的作用。在中国，手工业工场只有在外国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现代工业产生以后，然后又只有在成为机械化工厂的助手的情况下，才大量出现了——有证据证实这一事实，虽然不一定支持对此事实的解释。因此，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都屈从于外国资本主义。①
有些不能与进口货竞争的手工业，例如湖南和江西的本地钢铁生产，到十九世纪末几乎已经消失。在1870至1911年的整个四十年或其中一段时期，其他手工业有了发展，以满足出口的需要。从1887年生丝代替茶叶的地位时起，生丝就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出口货。虽然丝占总出口货的比重下降，但它出口的实际数量在整个时期却增加了。有些生丝是在蒸汽缫丝机上卷绕的，1899年其数量占丝总出口量的40％。蒸汽缫丝的发展比较晚，只是在二十世纪才占主要地位，而且蒸汽缫丝机的生产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与手工业工场的生产有什么区别。山东芝罘海关的税务司在1912年报告说：
“抽缫满洲野生蚕茧供出口之用的缫丝业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它在七十年代引进后已经大为发展。蒸汽缫丝厂现已有三家，至今证明并不成功；但洋式的脚踩缫丝机早已被普遍用来代替手摇缫丝车，效果极佳。1911年有四十家缫丝厂在营业；它们雇佣一万四千多名工人，年产丝一万四千担。没有关于操作过程的改进可供记载。”②
一份对当时文献进行初步调查的材料记载，在1892—1913年时期，至少有415家手工缫丝厂，主要分设在广东、四川和山东等省。③丝织业全部使用手织机，它是华中和华南的主要工业。丝织品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相当稳步地在增长，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感到人造丝的竞争时为止。
另一方面，手工进行的茶叶加工业很可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展到最高峰，从那时以后，在开辟通商口岸后稳步增长的中国茶叶出口量锐减。下降主要是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造成的；与中国不同，它们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生产的，出口商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生产以保持质量标准。只有茶、丝在出口方面的全面材料。但是在当时的著作中未见到关于晚清时期国内需要量下降的记述，而且由于本章前面谈到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因此如果把蚕丝出口取得的相对成就与先发展然后又下降的茶叶出口一起进行考虑，虽然不能说手工业有了新的兴旺气象，但可以同样有力地反驳关于手工业在满洲王朝末期发生致命危机的任何假设。
在较大的手工业中，榨油、碾米、土法采矿和丝织等行业在十九世纪受到进口的和本国的机制品的影响很小。手工的榨油工场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迅速发展，这是为了满足欧洲肥皂制造商对豆油的需要以及日本对大豆、豆饼和豆油的需要。照明用的植物油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步被进口煤油代替。象制造爆竹、扇子、竹制家具、中草药和农具之类的次要手工业的商品，因为没有进口货代替，所以根本没有受影响。在通商口岸中，用从日本进口的脚踏轧花机轧花以供出口的手工业工场有了发展。还有几种新工业发展了，例如在手工业工场进行的棉织品制造和火些生产等行业。在刚入本世纪之际，手工业的发展大部分以设在城市的手工业工场的形式出现。除了前面讨论过的织布业有组织的原料贷放形式外，在农村还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新的发展。因此在十九世纪过程中，被剥夺了大部分纺纱收入的这些逐渐增多的农村人口，也许越来越会看到家庭中有一个或几个成员离家去城镇的工场、工厂和店铺当临时工或长期工的情景。不过在1911年，这仍是一个次要的趋势。
表十 1894年外资工业在中国的估计数和资本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第311页。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册第382—390页。上面列有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著作中132种有关手工业工场的参考资料；这当然不是能予检验的典型部分，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全部材料。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第20页。
① 布莱克本商会：《1896—1897年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内维尔和贝尔部分，第212页。
②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A。S。伯恩部分，第5—6页。
① 《厦门领事区关于土布使用的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杂项，1886年第19号），第4页。
①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F。S。A。伯恩部分，第36页。
① 例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页。
②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册第229—230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册第356—366页。
近代工业
甚至关于十九世纪末期逐渐出现的小型近代工业部门的计量材料，能够收集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大概的近似值；例如，在1912年前有关产量的资料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因为：这些企业主要设在通商口岸；它们或者是外国人办的，或者在当时是新兴事物（如果企业主是中国人的话），所以在英文报刊上都有记载；它们也在创办许多近代工业的清朝官员的著作中有所反映。最近期的、也许是迄今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告诉我们，1895年以前在中国创办了103家外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它们和下面将要讨论的华资企业与手工业常见的差别仅仅在于前两者使用了动力机器。严格地说，按照条约规定，洋人办制造业是不合法的；但这种制造业仍大部分存在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内，一小部分则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政府并不干涉这些外资小工厂的建立。但是当
表十一 1895—1913年设在中国的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的国别、业务、地点和创办资本的规模
续表
李鸿章和其他官员开始提倡他们自己的制造业时，他们能取得北京的支持去阻止洋人进行象棉纺织厂之类的大的冒险活动，直到1895年止。这些外国工厂在1894年的估计数和资本列于表十。①
从1895至1913年，随着马关条约使通商口岸的外国工业合法化后，至少又有136家外资制造业和采矿企业建立，它们创办时的资本投资额都超过十万中国元。这里面包括了四十家中外合办的企业，它们出于一切实际需要，由外国人控制。（所有外资的矿不管其资本多少，都包括在上面的数字内。）这些企业创办的资本总额为103，153，000中国元，它们的几个特征分别表现在表十一中。
英、法、德、俄等国的企业开设的时间在这二十年中分布得相当均匀，可是日本的企业除了两家以外，都是在1904年和更晚的时期开设的，这证明了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满洲的经济渗透日益加剧。煤矿是投资的最大目标，英国则是最大的投资者。中外合办的采矿业所占的高比重反映了清政府的开矿章程的影响，在1902年以前它规定在任何采矿业中华人投资者必须提供资本的30—5O％。在32个采矿企业中，有9个是英国人的，资本共达37，930，000中国元，而这个行业的总资本为49，969，000中国元，前者占后者的比重与占英国在〔中国〕工业中的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相当。英国和日本包了整个“工程和造船”行业，在其他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两国企业占全部136个企业中的86个，资本占总创办资本103，000，000中国元中的76，000，000中国元。除了煤矿主要位于直隶省和满洲外，这些外资的和中外合办的企业集中在上海、北方的通商口岸和满洲。从1906至1913年，包括采矿在内的53个企业在满洲开办，大部分由日本人投资。136家企业的平均创办资本为758，000中国元。
关于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除去上面所列的中外合办企业）的材料，甚至更不令人满意。第一类，有大约19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其中最大的设在上海（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1865年建立）、南京（1865年李鸿章建立）和汉阳（1890年张之洞建立）。除了制造弹药和少量轮船外，官办兵工厂一般都有生产和修理工具、零件的机器车间。其中几个厂还订有训练技术人员的计划，并且象上海洋炮局的译馆那样还为十九世纪后期学习科学和工程的中国学生编译教科书。
第二类是一批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它们早在1872年起就已经在经营了。在这些先驱性的企业中，象开平煤矿、汉阳铁工厂及其煤矿和铁矿（汉冶萍）、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和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最大和最出名的厂矿逐步摆脱了赞助它们的官员的控制而转到中国私人投资者手中，或者象开平煤矿那样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还没有对兵工厂的投资规模作出令人满意的估计；有关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的官方和半官方企业的材料，不是始终能与试图分析商办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材料清楚地加以区别。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种半官方厂矿和私营厂矿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也许是次要的，这点我将在下面加以说明。近来对当时文献所作的研究，获得了除上述兵工厂以外的大约75个制造业（例如缫丝厂、轧棉厂、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和造纸厂）和33个煤矿、金属矿的材料，这些厂矿均建于1872年至1894年期间，私人投资在其中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这些企业很多是短命的，往往是小规模的，与手工业工场的区别只是在于它们多少使用了蒸气和电力。①
从1895年起，华资的制造业数量，象外资企业一样，有了增加。但按绝对数字说，中国这一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总的增长是微不足道的，而与1918—1922年时期开始生产的新企业相对地大量涌现的情况相比也不算多。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起义后，清政府采取了在1903年成立商部（后改组成农工商部）和在1904年颁布“公司法”这类措施来提倡工业，这些努力可能有助于工业的这一有限度的发展。当然，各省的商绅迸发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创办新企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最初少数经营最为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