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是他的激进的思想倾向。他试图向孙中山表白：尽管他相信排满思想，但当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义的民众政府的目标；他说，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曾答复过他的这一建议。梁启超继续走着摇摆的道路。他写了许许多多东西，参加了檀香山的一个秘密会社以便设法更好地启迪海外华侨的民智，1900年发表演说赞成暗杀行为，甚至迟至1904年10月还称誉俄国的恐怖分子说：“大哉刀剑！圣哉炸弹！”②当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保皇会决定乘机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们狂热地开始准备一次起事，企图拥立光绪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对孙中山来说，这形势似乎再一次给了他以联合反满力量的机会，而且尽管他对梁启超的幻想已经破灭，他又一次寻求与康有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为表现得很冷淡，致使孙中山的努力不见成效。8月份在汉口爆发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领导，有康有为的支持，但它也被镇压了下去。保皇会此后在流亡状态下继续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所得到的支持。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毕永年和史坚如等原来的绅士改革派的支持，他还尽量同下述这样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广州的绅士、华中和华南的秘密会党、李鸿章及其他大员，以及象香港总督，甚至象菲律宾的叛乱分子这些外国人。虽然所有这些努力都远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实际，迹近幻想，但它们仍使北京当局感到震惊。孙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与义和团起事、外国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汉口举事同时交错着进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敌人可能结成联盟的前景所震惊，更因它的上层阶级正开始同情叛乱分子而感到苦恼，所以被迫实行一些比先前设想的更剧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孙中山旋风似的革命活动的间接结果要远远大于它的直接结果。
直接结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孙中山弄到了足够的支持，使他敢于发动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夺取广州，但这次他决定首先在东面开始进行这场战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动基地，然后向广州前进。在其他方面，这次举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参加者主要是秘密会党的成员，也有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孙中山原来的人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战略是用一支小部队发动一场大起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获得武器并把它们运进内地交给战士；一再推延起义日期和更改起义计划使行动走漏了风声，从而使政府有时间从容准备对付这次起义。在10月份开始打响的战斗后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风。几天以后孙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队，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检讨第二次失败的原因。
孙中山感到可以增强信心，因为他的战略的主要之点似乎是很正确的。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义战士能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广东的居民在开始时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们的中立马上变成了给予叛乱者以积极的支持。成千人参加了战斗，同时由于农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粮食和军需供应并获取情报，并更易伏击打援和打败大得多而装备精良的敌人部队。可是，这还是尚待加以发展的萌芽状态的游击战术。地方上给予革命军的支持大部分是为了地方上的问题，孙中山的人马只是进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努力。他们没有反反复复地试图详细说明地方问题的原委，没有培养潜在的反满或反帝意识，没有传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开始成立独立于或不同于现存秘密会社之类的新组织。据说，孙中山在1897年在英国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没有明显的表现。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只是一种传统的扎克雷起义或盲动主义式的暴动，还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
因此，对一个比孙中山更加客观的观察家来说，他的运动在1900年的失利以后，前景看来是颇为暗淡的。回顾一下，暴乱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兴，忽然而亡。考虑到1900年的局势不稳，同时应注意到这种不稳乃是国内一百多年动乱和外国数十年来对中国剥削的结果，那么，革命党人的成就比起他们拥有的广泛机会来说就相形见绌了。要么就是学者们夸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确是一场很软弱的运动。
孙中山的名望这时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党人给他谥以种种恶名，例如称他为“不学无术的亡命之徒”，“胆大妄为的寇盗”，或胸无点墨的“莽汉”，等等。年轻的领袖湖南人宋教仁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孙中山只能大声嚷嚷而已。可是，孙中山自己却回忆说，1900年失败以后，人们不再这样贬损我了；“进步分子实际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①
孙中山有几年很少改变他的战略。他仍和从前一样，非常喜欢把他的运动的基础放在讨好秘密会社、海外华侨、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年9月以前，孙中山把他的总部设在日本，但他本人却从一个华侨社会旅游到另一个华侨社会去筹款，去征募追随者和探索外国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内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支部，而且会见了法国当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获得法国的援助。法国人曾对孙中山一度感到兴趣。惠州举事之前四个月，他会见了法国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请求后者协助他弄到武器和军官。按照这位法国公使的说法，孙中山答应“给予我们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为报答。据说，孙中山在1900年6月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外国人的敌人。远远不是。相反，我们呼吁他们理解我们祖国的新生和变化。”②法国人继续密切注视孙中山的活动。1903年他们又一次会见了他，并且他们向法国殖民部长报告说，孙中山曾答应给予法国以“最诱人的经济利益和一种保护国的地位，以对他梦想建立的新国家实行保护”。③但是，法国仍未给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孙中山甚至未能组成一个象1900年举事时所拥有的那种软弱的组织。秘密会党、海外华侨和外国人合在一起只能结成脆弱的联盟，当然不足以构成一次革命的坚实基础。孙中山注意到了农村中可能存在群众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纲不能引起农村人民的兴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会社有联系之外，和乡下居民并未建立联系。孙中山的几次失败，再加上几位亲密合作者的死亡或变节，使他平日昂扬的精神受到暂时的打击。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时〔1903年7月〕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不灵。”①他在东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在灰心之余启程去檀香山，重新周游海外去寻求华侨的支持。
1901—1905年的学生运动
到1901年，除了蓄谋未遂的叛乱和1900年的外国入侵之外，清廷又面临着中国上层阶级迅速扩展的离心离德的倾向。自1895年以来，对传统思想的忠诚心已大大动摇，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准备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统治，以期促进中国的变化。与对清政府的严厉批评和官员明目张胆地不遵从北京诏旨的情况相比，这种失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动员战争的号召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未被理睬。与此同时，甚至在1898—1900年的反动年代，某些省份的当局还悄悄地继续搞维新，如派留学生出国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那些在后来将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这些集团和组织包括新近纷纷成立了商会的新兴商人阶级、一个新的军人集团和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个新的知识阶层首先形成并逐渐活跃起来。它是1895年出现的维新派绅士的旁支。和这些绅士一样，新兴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也出身于上层阶级，至少也曾经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把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官僚当做他们的敌人。这两者都深切地关怀中国的命运，都决心引导中国走上复兴的道路。但是，这个新知识阶层还比较年轻，又因游学外国而怀有新的世界观。
二十世纪头十年初期的一个短时期内，有一个人在发展维新派绅士和发展新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同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表明改良派知识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是靠得多么拢。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东京，他办的一种报纸开始介绍各种新思想。梁启超一方面贪馋地吞嚼着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各样著作，一方面马上用一种生动活泼而吸引人的文体把它们传达给读者。他还办了几所学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启超提倡实行最激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使知识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响。
其他年轻的中国人也起而仿效梁启超的榜样。早在1900年，与梁启超的报纸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译载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开始登载关于中国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社论。中国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人物——华盛顿、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但他们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卢梭和孟德斯鸠那里；他们有时甚至上溯到希腊人那里，但不久就主要转向卢梭和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如达尔文、穆勒，最后转向了斯宾塞。“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思想开始统治着学生们的头脑。
日本的变革和发展的气氛也有助于越来越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出现。日本的榜样告诉人们，摆脱外国的统治和赢得列强的尊敬是能够办得到的。1902年，英国甚至接受日本为盟国。中国学生在一个战争狂热日益高涨的时期纷纷涌入日本。学生们被日俄战争的景象弄得异常激动，因为战争是为了决定哪个帝国主义强国将统治这部分特定的中国土地而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而中国政府只好坐观胜败，毫无办法。由于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和对中国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记忆犹新，学生们对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对中国的无能及耻辱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学生的各种刊物充满了攻击帝国主义和攻击满人屈从帝国主义的言论，充满了提倡尚武和爱国精神的言论：他们认为日本人在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们谴责本国人民的懒散、自私和愚昧无知，所以他们呼吁万众一心，呼吁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国人赶出中国领土而牺牲个人。
在学生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识。它把对中国过去的骄傲感和这样一种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国人民应该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因此，梁启超的论“新民族”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最风靡一时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些文章中的基调是给过去以适当的评价，但也应该向前看，展望一个新的未来。这样便巧妙地作了外国人对中国作过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是以保存中国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启超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它确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说，中国的特殊品质是伟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应以能够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说，它象一棵树：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将指日可待。进一步使民族返老还童的办法，在于从其他变成独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选我们本来缺少的品质。梁启超自居于十九世纪改良家之外，因为后者只袭取西方文明表面的东西。他们只想嫁接树枝到我们的枯树干上来，而不理会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质、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东西就是梁启超所称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为恶的原则。中国最大的缺点即是“在吾国民中竟无人视国事为己事者”。①
梁启超在论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和他们决定激烈地改变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后，他还指出了第二个矛盾。使中国人对国事不感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情。学生们也不例外地存在这一矛盾，但他们力求解决这个矛盾。
去日本的中国学生或者由他们的省府出资，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钱，或者由私人担负。其中最常见的是省政府出资。当学生到达日本后，他们分别组成各该省同乡会，而且主要也是与同省的乡亲们交往。他们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和《江苏》等。有些集团甚至组织该省的独立运动或“自治”运动（见第六章）。
学生们的同乡观念虽然仍很强烈，可是，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同乡会组织是建设新中国的积木。学生们悲叹，中国之所以缺乏团结统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国际的“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湖北学生就是这样说的。江苏的青年则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个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个国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国人没有赢得战争和商战，一直处于贫困，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积弱是由于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学生杂志在创刊上就写道，全国的合作必须逐步予以实现，必须建立在较小单位的合作的基础上。因此，爱国必须从爱本省开始。②湖南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要规划中国，必须先规划湖南。①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统一的大业，并且认识到传统的乡土观念会产生分裂情绪，学生们便迅速着手组成一些全国性的团体，实行各省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早在1900年，励志会等社团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各省组织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些社团象青年会等，则致力于“民族主义”或恢复“国权”的活动。其中有些组织几乎完全是某一个省的人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学生中间企图建立跨省的全国性组织的情绪却日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