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高涨起来。
在以后两年内，这种情绪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议俄国侵占满洲的时候，青年会会员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以抗议俄国的政策，批评清廷无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义勇队队员的主持下，两百名队员每天进行操练；同时，有两位领袖前往天津请求直隶总督袁世凯抗御俄国，并且请求接受他们在抗拒俄国方面的帮助。当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时，最激进的学生便转入地下，继续企图推动一种有战斗精神的爱国主义。新出版物采用了诸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汉帜》的刊头，而不用原来的省份名称。老刊物则彻底改换门庭，例如《湖北学生界》改成了《汉声》。新社团取了华兴会或爱国会等名称，表明它们全国团结的大方向，而且它们的纲领也提出了全国性的目标。
在日本呆了一年刚刚返回中国的湖南人黄兴建立了华兴会，它是试图冲破省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华兴会的大多数会员虽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标按照黄兴的话说是以夺取湖南省作为革命的基地，但他着重指出，一省不能与全国其余部分相敌对。因此只要可能的话，他准备寻求与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发动举国一致的行动。①除湖南省以外，会员还来自至少其他八个省，而且华兴会还同五个省（广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两大市（上海与南京）的一些组织取得了联系。它最初的会员几乎全部是学生，但是经过紧张的努力，它也着手吸收驻扎在湖南及其邻省的一些士兵。它还赞助建立一个辅助性组织，其明确的目的是要迅速与哥老会等秘密会社接上头。有意思的是，这个辅助性组织取名为同仇会；华兴会除了反满以外，没有什么纲领给予它的秘密会党盟友。黄兴和几位友人办了一所日语学校以掩护他们的活动（这活动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取得势头）。
中国其他地区也同时在进行这种努力。在湖北，一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军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势力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的朋友们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到1904年夏，他们有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以此冒充一个学术团体。这个组织获悉黄兴正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
他们计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现在不能确切知道这个计划搞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们至少是已确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侦破了这一密谋，迅即予以扑灭。在几次小规模起事的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的厄运之后，黄兴和其他几位领袖四散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了日本。这时，黄兴等人只有准备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间，其他许多革命团体也有兴旺起来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学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一批学生参加了罢课，并且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现出这样的耽心：如果清廷继续统治下去，中国人“会亡国灭种”。在表达当时盛行于学生作品中的绝望情绪和行动主义时，这宣言说道：宁可奋斗而死，不可一事莫为。①军国民教育会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组织暗杀队，开始制造炸弹，派出会员去与秘密会党及其他组织——例如华兴会——挂钩。
经过这些努力，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幸存到1912年的组织，这就是光复会。和别的组织一样，它也想联合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分子一起反满，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个省的组织。光复会虽由浙江的学生和几位老名流知识分子所创办，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苏籍的会员，并把最初的基地设在上海。它受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它组织不善，领导不力。学生想动员一个可靠的秘密会社的战斗部队，其努力迄无多大成效；而光复会之所以获致声誉主要是因为它蛮干，它至少搞了两次轰动一时的暗杀计划和几次流产的起事。
分裂的运动与排满主义的增长
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从1901年的约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约八千人。一小组一小组的学生在中国很活跃，特别是在比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为象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外国租界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还有另外一些人则有欧洲和美国。虽然学生的几十个小规模组织互相之间有联系，而且学生们也彼此互相阅读出版物，但没有什么成功的协调活动。他们想冲出各该省组织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国，可是未获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象孙中山那样，他们也已认识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现有追随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数，而且他们也确曾想法利用秘密会党似乎能够提供的潜力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也象孙中山那样，他们的努力尽付东流。学生们只能在远处进行辱骂，在自己队伍内部闹不团结，并把自己同别的革命组织和全国人民隔离开来。由于遭受挫折，他们更加乞灵于印发印刷品而不是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但是他们的著作则呼吁应恢复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动。例如，在一份当时最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中，陈天华写道：
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①
中国政府的反应迫使狂热的反帝学生们考虑做出某些困难的抉择。北京希望用乞灵于民族主义和内政改革的办法，来诱使革命意识离开它的轨道。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义和团时更富于幻想的形式，试图把国内的不满引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不使它反对自己。政府通过创办一些武备学堂和派遣更多的学生去日本接受进一步军事训练（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军）的办法，来支持反帝的恢复利权运动。1904年1月的一道上谕批准成立商会，它的目的显然是在抗拒外国的经济统治。①批评政府的人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了。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旅行时已开始认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国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气势，在1905年断言说：中国人民只有经过一个“开明专制”的时期之后才能实行自治。康梁二人现在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直接的威胁，所有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所有这一切对学生究竟有何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显而易见，学生们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排满的革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反帝是首要任务，而如果他们反对清廷，那可能是因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间，学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近孙中山的立场：反帝的口号声减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强调起来；排满情绪愈来愈强烈。
年轻人的排满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岁的四川青年邹容写的《革命军》，它由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作序（章氏对满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邹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运动怎样使人们结成了出乎意外的联盟。
邹容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了对清朝统治的广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动性的语言号召进行革命，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虽然他明言中国备受列强和满人的“双重奴役”，但他的愤怒几乎全部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邹容的小册子还充满了对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对华盛顿和马志尼等领袖人物及卢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论。在结论中他给中国的未来开了处方，他坦白地承认：“嗟予小子，……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①
邹容言词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他们未能说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员们引渡作者们，因为邹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发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国人包庇起来的章炳麟和邹容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审理，而使满人受到剧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该庭判决章炳麟三年监禁，但只判了邹容两年的监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场徒有虚名的胜利，它本来是想从严惩处作者的，却不料被外国的干涉所羞辱，但是，这场官司也暂时使上海革命运动受到挫折。
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此地马上变成了革命宣传的中心。这里宣传排满比宣传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学生们的写作逐渐改变了重点。学生们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点攻击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议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华民族，而是不惮其烦地缕述满人的缺点。中国百孔千疮的弊端都被大部分归咎于这个异族王朝的统治。排满宣传正是在不团结成为学生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加紧进行的。从策略上看，这种宣传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个广泛的革命运动，使之包括秘密会党成员和华侨，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士兵、劳工和人数虽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商人。问题在于怎样能使一个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运动适应这一惊人的事实，即中国也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新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产生，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正在演变。排满是一种大家都能够基本上或毫无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对于反帝，有人持首鼠两端态度，有人则根本漠不关心。这种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国歧视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传教士或外国士兵破坏了其生活的农村居民，自然比秘密会党的会员更热衷于反帝，因为会党成员有长期的反满传统，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触外国人；我们曾经以为秘密会党是反西方的，其实它们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时甚至被中国的基督教徒怂恿着去反对满人。华侨对西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但同样至少也感到满人无能，不能保护他们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内和旧金山的歧视政策之害；无论如何，他们喊出排满的口号比批评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要更加安全。
总之，许多人多半责怪中国的困境是由于满人的软弱无能，而不大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所有中国人都能够看到满人的颟顸无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这种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不能取得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为这两种人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心理中还掺和着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们对满人的敌视感情则是纯而又纯的。
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敛。英法两国忙于欧洲事务，俄国则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风扫地。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已构成了比西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但是自从日本变成了学生们的主要避难所以来，他们也不能把日本当做一个问题来展开争论。在东京的革命者们会尽量缩小外国对于中国内部起义事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宁可讨论共和政府的优点，而姑置帝国主义的劣迹于不论。他们希望用突出排满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办法来避免激怒列强，甚至希望尽可能地赢得它们的同情，——这种态度是与孙中山的态度不谋而合的。
到1905年时，革命运动同时面临着两种情况：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机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国的侵略，但使他们更担忧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强的活力。虽然北京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说来它表现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预料，而且毫无衰退的迹象。清廷有时对帝国主义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同时它的国内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启超这样一些有现代头脑的爱国人士的支持。
这种趋势是危及革命运动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趋势则为它提供了希望。幸亏有了清廷的维新，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例如，他们可以一方面在维新派官僚和新军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颠覆活动。出现了从事教育和新闻这样的职业，这在几年以前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国知识的教师。在日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新闻业。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而且发现在商会中，在地方官员、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总之，学生们能够找到许多潜在的朋友。他们过去未能在自己中间实现联合，也未能团结内地的秘密会社和其他组织，这个教训使他们懂得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运动。就象一位学生领袖在1905年所说的那样，革命思潮就象已经变成大江大河的一条支渠。最初由人力开凿的支渠已变成一条自然的江河。现在正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要劈山开岭，到达泉源，取出水来。① 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和决心。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页和42—44页的讨论。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页；关于会员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