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章。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一个“临时”的五人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是共进会。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①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它在8、9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1913年发动大起义。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总部象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状态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
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进行了干涉。①
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②的宪友会休会，并派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③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④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绅士，特别是省议员。北京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谘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谘议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三十五名有高级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级功名），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铁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亲密合伙人）。这些有事业心的年轻绅士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谘议局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谘议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统治下的地方官员提出建议”。①但四川省议员则坚持要求广泛得多的活动范围。他们要求取得对地方税赋政策的发言权和对地方学堂的视察权，并要求召开资政院会议。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报纸，它由四川省工商学界以及议员资助，并由蒲殿俊亲自编辑。它的主要宗旨是宣传宪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还登载有关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四川危机主要是经济问题。四川省最近单独被挑出缴纳新的田赋，以援助他省的开支。在对北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早期争论中，大部分集中在作为偿付用的政府债券是否足额，以及在要求较满意的赔偿还是坚持本省自办铁路等问题上。议员在开始时并不反对政府借外债为铁路提供资金的计划；有的人还真心欢迎额外的资金作为建设的刺激。但除了这种似乎对经济问题的压倒一切的关心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政治关心。例如，借外债受到了批判，因为朝廷在商借时没有先与资政院协商。后来，又指责“出卖给洋人”，这才使政治问题压倒了经济问题。铁路之争显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更深的政治对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会把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它们表明抗议者遵循传统，竟然到了乞灵于帝王灵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设祭坛和焚香祭奠光绪。据认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会会员具有光绪帝的维新倾向。他们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们寻求的是新的政治权力配和新的代议制度。
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书》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但却被总督用作把柄；他打电报给北京，说铁路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后面隐藏着独立运动。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会会员投入监狱。当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众示威。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动突然地爆发，总的说来，似乎主要归因于与四川绅士有联系的秘密会社；具体地说，主要归因于保路同志会。一小批同盟会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端方的行动过于迟缓，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响的军队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态的发展使当局或原来的抗议运动领袖都无法控制了。
吸收了愤怒的农民入伍的地方民团捣毁了警察所和税务所，开监劫仓，并切断电报线。在这类事件中不乏命运的嘲弄和引人怜悯的因素，因为农民本来会成为四川建路者税赋计划中受害最深的人。贫穷困苦的农民突然起来反对附近的当局。他们有着自己的苦难，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同盟会和秘密会社的人领导
了一些民团组织，但他们不久就被农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边。被指派维持秩序的旧式巡防队也参加了骚乱。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
这样，当湖北省在10月爆发骚乱时，四川处于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数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个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议就成了仅次于武昌起义的反清王朝的运动。
湖北的危机：对革命或温和的抉择
从湖北调军入川之举在武汉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紧迫感。如果要进一步调走人马，将会抽空他们指望成为起义骨干的人。同盟会的领袖们现在愿意忘掉1913年起义的老计划，并且愿意加快行动，但还不能象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希望的那样快。当10月9日的一个事件迫使他们行动时，他们正在决定行动方针。他们刚刚懊丧地得知，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当时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们等待时机。黄兴希望在10月底几省同时起义，而宋教仁对只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旅行在美国的孙中山对计划毫无所知。当湖北的领袖们由于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们的计划时，突然得知他们在汉口的一处弹药站发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进逼。经过了一段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的时间以后，武昌的秘密会议决定出击。但它发出武装行动的号召为时已晚，因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动站本身在许多领导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袭击。似乎到处都是忠于政府的军队和特务。革命派内部出现了叛徒。各个部队中的文学社成员这时在疯狂激动的情绪中试图集结他们的力量。经过10月10日一个下午的不顾一切的协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临时订出了当天晚上的计划，然后坚决地出击。他们杀死了军官，直趋附近最大的弹药库，那里由同营的一个连在驻守。该连也参加其战友的行动，据说已经同情共和主义的该连连长被说服起而带领约三百人的这一小股造反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起义者重新组合，并把队伍扩大到约四千名新军，进而攻击了总督已在那里集结其部队的当地司令部。战斗在刮风的、时断时续的雨夜激烈进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当天下午，革命派组成湖北的军政府，并且大胆地代表全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还采用新的历法，改宣统三年为中华4609年。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他自1896年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还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们之前收兵回营。众人随即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发表宣言。但他仍不让步。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至少在他们内部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他一方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疑新政体的稳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了妥协的姿态。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10月13日分送给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协定。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谘议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谘议局以组织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谘议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和湖南省议长谭延辏峭平俊Ｋ牒罅饺艘谎谌毡玖粞В橇浩舫淖匪嬲撸⒒钤居谙苡鸦岬韧盘濉Ｋ坏亲罡徽蕉沸缘牧⑾芘桑彩亲钤缰С指锩娜耸恐弧Ｋ肜柙椴煌挥萌巳ニ捣坏娜罚猿圃�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
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时刻。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