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张书生、杨品泉译）
① 陈志让：《袁世凯》，第82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第581页注①）。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代中国》，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页。
①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册第2—11页。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页。
① 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页）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② 同上，第188页。
③ 同上，第208页。
④ 同上，第215—216页。
① 《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年9月9日，第598页。《北华捷报》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9月9日、16日和23日发表的最后三部分论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谘议局的问题。
① 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页。
① 僚佐为蔡廷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在与他会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页。
①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19—442页。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34页。
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3册第428页。
②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435页。
①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8年），第106—109页。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本世纪之初，刘鹗和吴沃尧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此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并且确认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时张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①
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蒂还必须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
①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年10月25日）。
特权阶级种种
自康熙的满人统治建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社会成分同一性的统治阶级，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开始变得多样化了。
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动乱的前夕，社会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职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及其家族组成的。在省城还包括大钱庄和大商号的老板，在地方上则包括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权阶级了。不过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级的不同。中举或者至少拔贡才能当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当然就更好了，因为财能使他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员，其地位与平民相差无几，因为生员的头衔只能带来很少的法定特权。①最后，从地方到省，一个人只要相当有钱和受过一点教育，功名对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在公众舆论中，尤其是在上层阶级的心目中，功名也还是社会上有身分的标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过捐纳或科举得到这种有地位的凭证，才能真正进入上层阶级。当时通用的“绅士”一词，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传统门径有所扩大，最先经受变化的是特权阶级。为了回报地方各界镇压人民起义、特别是镇压太平军的贡献，科第名额大为增加，虽然自清初以来已经增加的名额很少。到1871年，儒学生员的名额从太平军起义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学生员的名额相应地从21，200人增至26，800人。①固定的增长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额临时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军事需要造成的。虽然这种暂时的增长为数不少，但是总的影响却甚微，因为只涉及一次会试，而且只相当于上述固定增加数的百分之五，或者说仅有大约484个名额。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假设每个生员能够再活33年，那么，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就会有将近910，000人，比太平军起义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生员的百分比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②
尽管生员名额的增加确实不多，然而卖官鬻爵却很盛行。这种办法始于明朝，曾为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广泛采用，到十九世纪初一度有所收缩，但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官员来源多样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后来政府的动机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为了便于卖官，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在太平军起义之前还只是355，000名。③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④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样合法特权的有官衔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内，则受益的家庭人口总数从太平军起义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平军起义后的7，200，000人，然而全国人口总数却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后才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兄弟、成年儿子和远房亲族也沾光，享有特权者的总数就会更大，尽管这些人享有的特权不同于有官衔者本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依仗其声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绅的膨胀由于分布不均，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太平军起义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亲属对总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点七，在四川则是百分之三点五。太平军起义后，这个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点六，在浙江则是百分之五。①云南和贵州由于地区贫穷，无力捐献军费，比例就下降了。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进一步下降，广东的比例保持着稳定，但这只是由于这些富饶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们提供了大量钱财，正常仕进和捐官者的绝对数量还是大量增加的。这个比例几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长了二倍，在陕西和甘肃增长了三倍。但是具体情况则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总人口的减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则是由于地方富庶，故而能弥补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获得者的数量之间的不平衡。由此可见，维持一个较大的特权阶级加重了贫穷省份的困难，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长，则使其在绝对数量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在文人阶层内部，各等级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军起义之前，1，100，000名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贡生或贡生以上，因此这些人属于真正的上层。有功名和官衔的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纳者；在更有影响的官员和有官衔的人当中，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太平军起义以后，1，450，000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贡生，他们属于上层绅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纳的。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六。①
由此可见，这个文人阶层不仅人数增多，组成成分也在变化。与此同时，“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传统统治阶级的这种膨胀乃是一种主要现象。实际上，科第名额的长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达到其累积效果的最高峰。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暂时性的增长则无变化。1901年取消武试，1905年又取消文试，这种扩大统治阶级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寿终正寝了。虽然卖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学堂中通过考试谋得职衔，那种买卖便没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参见第七章）。
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加导致这个阶层内关系紧张，并且加剧了有职者与无实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加剧了通过正途出身与非正途出身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便影响到社会上层领导能力的质量。它迫使功名较低的人在社会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这也是造成其日益贫困的一个因素。它还降低了这个最初以文人阶层的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结盟所支撑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专门化技术作用的发展，新的集团正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到十九世纪终结时，这种新集团的形成已经比以传统方式起家的绅士名流的发展更为重要了。
新军势力
现代战争和国防的需要，促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军人阶层的兴起。军人从一种地位较低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了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战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军人地位的转变中也可看到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在1850到1874年间，民众运动使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就在镇压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一批新型军官。他们组织民团，同太平军、捻军和回民打仗。早期的军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①湘军的情况尤其说明了这种文人阶层的普遍军人化。②此后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以及象李鸿章这样的年青领导人物开始注重个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统性，平民就在新军的指挥人员中占了优势。③这些人仅凭战功就在当地、甚至有些人还在全国获得名望，而不论他们原来是否有功名。例如刘于浔最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监生，后来他统率亲自组织的省军，控制南昌及其相邻地区达十五年之久。刘铭传也是如此。他以贩私盐起家，后来变成一支淮军的首领，最终当上了台湾的巡抚（见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将领后来大都担任了文职。投军只是进身于官僚阶层的阶石。朝廷授予有军功者以文职，委以低级文职以制约过于强大的地方军事领袖，但仍未能减少这种机会主义。勇营诸军同清朝两支经制军——即旗军和绿营军——相反，没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们的军官也没有官阶，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某些将领如刘于浔等便辞官还乡，宁愿接受地方当局给予他们及其家族的好处。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势力的将领及其大多数下属都谋求并接受了各级文职；其中有些人还当上了督抚。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迟至十九世纪之末，文职比军阶更足珍视。但是，行伍出身可以开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职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这个事实使军队具有吸引力，最终为军人在社会上发挥新作用打开了道路。
事实上，由于这批军官和军事领袖没有传统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见，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须维护秩序和政府，他们往往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强有力的鼓吹者。其结果，在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郭嵩焘、左宗棠、刘长佑、沈葆桢及其同僚的倡导下，创办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业。1861年曾国藩兴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和此后建立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