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腔作势，好像维系这种关系的只有彬彬有礼了；另外，他跟莫里尼还像从前那样打电话，这二人的关系毫无变化。
她跟曼努埃尔之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虽然曼努埃尔稍后才意识到丽兹这样做是认真的。莫里尼自然察觉了三位朋友之间发生的事，但是出于谨慎或者懒惰——动作不灵活造成的懒惰，同时又是往往让他感到伤痛的懒惰，宁可假装不了解情况。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感激他这样的态度。
甚至连博希迈尔（对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双驾马车感到敬畏）都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出与二人的书信往来中有些许变化：模糊不清的暗示、稍稍收回从前说过的话、小小的但极具说服力的怀疑，这涉及二人关于方法论的问题，而此前他们可是有共识的。
后来召开的会议有：在柏林举行的日耳曼文化学者大会，在斯图加特举行的20世纪德国文学大会，在汉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在美因茨举行的德国文学的未来交流会。柏林会议，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丽兹和莫里尼都参加了。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四人在早餐时只见了一面，再说，周围还有许多不遗余力地争抢黄油和果酱的日耳曼文化学者。斯图加特的会议有三人参加，是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即使让－克劳德和丽兹能够单独谈话（曼努埃尔正在和施瓦茨交换看法），等轮到曼努埃尔与丽兹说话的时候，让－克劳德则小心谨慎地跟迪特尔·荷尔菲德走到一边去了。
这时，丽兹意识到了她这两位朋友不愿意谈话，甚至不愿意见面，这不能不让她感到难过，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自己有错，造成了两位朋友的疏远。汉堡研讨会，只有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参加了；二人努力克制厌烦情绪。既然到了汉堡，二人就拜访了布比斯出版社，去看望施耐尔社长；但是没能见到布比斯夫人。访问前，二人买了一束玫瑰花准备送给夫人。但夫人去莫斯科旅行了，施耐尔对二人说，真不知道夫人哪里来的活力！说罢，满意地大笑，让莫里尼和曼努埃尔觉得太夸张了。二人离开前，把玫瑰花交给了施耐尔。
美因茨交流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这一回，二人没办法了，只好面面相对，摊牌吧。起初，二人很自然极力不见面，或者匆匆打个招呼，但是最后只好谈话。地点在旅馆的咖啡厅，时间是深夜，里面只剩下了一个服务员、最年轻的一个：高个子、金发小伙子，一副发困的样子。
让－克劳德在吧台一端坐下，曼努埃尔坐在另外一端。后来，酒吧里的人逐渐走光了。只剩下他俩时，法国人起身来到西班牙人身边坐下。二人试着聊聊交流会，但片刻后就发觉谈交流会，或者假装深入谈这个话题，是可笑的。让－克劳德在抚慰和交心方面比较老练，他又一次迈出第一步。他打听了丽兹的情况。曼努埃尔坦白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说，有时也打电话，可好像跟陌生女人说话似的。后边这个意思是让－克劳德推断出来的，因为曼努埃尔说话有时喜欢省略（甚至到了难懂的程度），不说丽兹是“陌生女人”，而是用“忙”和“不在”这样的字眼。丽兹房间的电话问题在他俩谈话中占据了好长时间。雪白的手拿着雪白的电话，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前臂。可那不是陌生女人啊。不是说二人在某种程度上跟她睡过觉。曼努埃尔低声叹息道，啊，白鹿啊，小白鹿！让－克劳德猜测，他在背诵什么古典诗词，但没加评论，而是问他他们会不会最后变成敌人。这问题似乎吓了曼努埃尔一跳，好像他从来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让－克劳德，这很荒唐。”他说。但让－克劳德发觉他是经过一番深思后才说出来的。
黎明前，二人都醉了。那位年轻的服务员不得不架着他俩离开酒吧间。后来，让－克劳德回忆起那次会晤是如何结束的，想起来那服务员的一身力气，那小伙子架着他俩到达走廊的电梯门口，仿佛他俩只不过是十五岁的瘦弱少年被架在那个德国青年服务员强壮的双臂上；老服务员早就回家啦，只留下这么一个小伙子，从面貌和体格上判断像是从乡下来的农民，或者工人；他还回忆起什么人在低声发笑，那是曼努埃尔被乡下服务员架着前行时发出的笑声，是低声笑、谨慎的笑，好像这处境不但好笑，而且是他发泄难言伤痛的出气筒。
他俩过了三个多月都没有去看丽兹，一天，他俩中有一个打电话给另一个，建议去伦敦过周末。不知道谁打的这个电话，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论上说，打电话的应该是有高度忠诚感，或者高度情谊感的人，这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是，说真的，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对这一美德没什么清楚概念。口头上，二人当然都赞成，但小有区别。实际操作上，刚好相反，他俩都不相信友谊和忠诚。而是相信激情、冲动，相信社会或公众幸福的杂交（他俩都投社会党的票，但往往弃权）；相信心理自我满足的可能性。
但真实情况是二人中总是有一个打了电话，另外一个接了；二人在星期五下午相会在伦敦机场；从那里打出租先去旅馆，然后换乘另外一辆出租前往丽兹的单元房，最后距离吃晚饭的时间就很近了（他俩事先在简和克洛伊饭店预订了三人餐桌）。
他俩付了出租车费，站在人行道上，观赏灯火通明的窗户。出租车走远后，他俩看到了丽兹的身影、可爱的身影。后来，好像一股臭气冲入卫生巾广告里，他俩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身影，这让他俩惊得目瞪口呆，此刻曼努埃尔正手捧一束鲜花，让－克劳德则拿着一本用精美礼品纸包装的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49］的著作。但这出中国式的皮影戏还没结束。在一扇窗户里面，丽兹的身影在挥舞着双臂，好像极力解释什么对方不愿意理解的事情。在另外一扇窗户里面，是那个男子的身影，让这两个目瞪口呆的观众吃惊的是，他的动作像是草裙舞，或者让他俩觉得类似草裙舞的动作：先是双胯，然后是双腿、躯干，甚至脖子！从动作里隐约可见讽刺和嘲笑的意思，除非他在窗帘后面脱衣服或者发抖，但实际上不像是脱衣服或发抖；这个动作或者系列动作表明不仅是嘲讽，而且充满了邪恶、自信和邪恶、一种显而易见的自信，因为在那套房间里，他是最健壮的，他是最高大的，他是肌肉最发达的，跳草裙舞的可能就是他。
但是，从丽兹身影的姿态来看，有点奇怪。根据此前他俩对丽兹的了解，他俩以为很了解她，这英国女子不是那种允许别人放肆无理的人，更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她自己家里。根据那小子可能不是在跳草裙舞，也不是骂丽兹，而是在笑，不是嘲笑她，而是跟她一起大笑，他俩下决心去敲门。可丽兹的身影不像是在笑啊。接着，那男子的身影不见了：可能是看书去了，可能是去卫生间，或者厨房了吧。也许坐到沙发上，还在笑吧。接下来，丽兹的身影靠近了窗户，人好像变小了；然后，她把窗帘拉到一边去，打开窗子，闭上了眼睛，好像要呼吸伦敦夜间的空气；接着，睁开眼睛，朝楼下看看，好像看向深渊；她看见他俩了。
他俩向她招手，好像出租车刚刚开走。曼努埃尔高举鲜花挥舞；让－克劳德举起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的著作。他俩没等看见丽兹不知所措的表情，就向大楼入口处走去，等候丽兹启动大门放行。
他俩以为一切都完蛋了。一面默默地上楼，一面听见单元门打开的声音，虽然没看见丽兹，却感受到她站在楼梯间的光彩形象。从单元房里飘出荷兰烟草味。丽兹靠在门楣处，那眼神好像在看两位故去多年的老朋友鬼魂从海上归来。那等候在客厅里的男子，比他俩的年龄要小，可能是个出生在70年代、70年代中叶而不是60年代的家伙。他身穿高领羊毛衫，高领好像卷了起来，褪色的牛仔裤，运动鞋。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丽兹的学生，或者代课教师。
丽兹说，他叫亚里克斯·普里查德。是个朋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前跟小伙子握握手，笑了笑，心里明白这笑有抱歉的意思。普里查德没有笑。两分钟后，大家纷纷坐在客厅喝威士忌，都不说话。普里查德喝橘汁，在丽兹身边坐下，一只胳膊伸到丽兹肩膀后面；起初，丽兹对这个动作似乎不大在乎（实际上，普里查德的长胳膊是靠在沙发背上的，只是他那长长的手指——像蜘蛛腿，或者像钢琴家的手指——时不时地摸摸丽兹的衬衫）；但是，时间一长，丽兹显得越来越紧张，去厨房或者卧室的次数越来越多。
让－克劳德试着谈点什么。他说到电影、音乐、新剧目，没有得到哪怕是曼努埃尔的帮助；曼努埃尔好像用沉默与普里查德为敌；虽说普里查德保持了起码的沉默，但那是观察员身份的沉默，既心不在焉又有兴趣；而曼努埃尔的沉默是被人观察的沉默，深感不幸和难堪。忽然间，没人能准确说出是哪个人开的头，大家说起阿琴波尔迪的研究来。有可能是丽兹从厨房里说起共同的工作来。普里查德等着她回来，好重新把胳膊伸到她背后去用手指摸丽兹的肩膀，这时说了句他觉得德国文学是一种诈骗。
丽兹笑了，仿佛什么人说了一个笑话。让－克劳德问普里查德对德国文学有什么了解。
小伙子说：“实际上很少。”
曼努埃尔说：“那您就是白痴。”
让－克劳德说：“或者至少是无知。”
曼努埃尔说：“不管怎么说，是个badulaque。”
普里查德不明白badulaque是什么意思，因为曼努埃尔的发音是西班牙语。丽兹也不明白，她想知道什么意思。
曼努埃尔说：“badulaque就是轻率的人，也可以用到蠢人身上；不过有的蠢人能坚持不懈，badulaque是轻浮、不能坚持的人。”
普里查德追问道：“您是在骂我吗？”
“您觉得挨骂啦？”曼努埃尔问他，一面开始大量冒汗。
普里查德喝了一口橘汁，说是的，他感觉就是在挨骂。
曼努埃尔说道：“先生，那这样的话，您可就有问题了。”
让－克劳德补充说：“典型的badulaque反应。”
普里查德从沙发上站起来。曼努埃尔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丽兹说，够啦！简直像两个蠢孩子！让－克劳德放声大笑。普里查德走到曼努埃尔身边，用食指（几乎像中指一样长）点着西班牙人的胸脯。他一边说话一边点了一、二、三、四下。
“1．我不喜欢有人骂我。2．我不喜欢有人拿我当蠢人。3．我不喜欢一个臭西班牙人嘲笑我。4．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咱俩上街练练！”
曼努埃尔看看让－克劳德，当然是用德语问他怎么办。
让－克劳德说：“别出去！”
丽兹说：“亚历克斯，你走吧！”
实际上，普里查德并不打算跟谁打架，吻吻丽兹面颊后，不跟两个男子道别就走了。
那天晚上，三人在简和克洛伊饭店共进晚餐。起初，三人有些消沉；但晚餐加葡萄酒提了精神，最后三人说说笑笑回了家。但两位男士不愿意问丽兹普里查德是什么人。她也不愿意针对那高个子、坏脾气的年轻人作评论。相反地，两位男士在将近吃完晚饭的时候，用解释的方式，谈到自己，谈到险些，也许是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友情。
他俩一致认为，性爱太美好了（虽然几乎立刻对“美好”一词的使用有些后悔），甚至会妨碍建立在情感和思想知己上的友谊。尽管如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彼此注意，不挑明他俩（估计对丽兹也如是）理想的结果是到最后以不伤害的方式（让－克劳德说成“软着陆”）由她来决定嫁给谁，或者谁也不嫁；曼努埃尔说，无论怎样，决定权在她丽兹手中，她愿意什么时候决定就什么时候决定，她决定什么时候合适就是什么时候，甚至永远不决定，推迟决定，拖延决定，延长决定，延期决定，直到走进坟墓，反正都一样，因为他俩现在正在热恋丽兹，她让他俩像从前一样不明白，从前他俩是她的情人或是积极合作的情人，又像后来他俩要热恋她的样子，那时她本打算选定一个，或者像后来（稍稍有点痛苦的后来，一起分担的痛苦，因此是减轻后的痛苦），那时，如果这是出自她本意的话，那还没选择任何一人。对此，丽兹用提问的方式做了回答，从她这个问题来看，可能有巧辩的成分，但终归是个可以接受的问题：当她揭开谜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俩中的一个，比如，让－克劳德吧，会立即爱上一个年轻、漂亮、富有、迷人的女学生吗？她应该认为终止协议了吗？应该自动排斥曼努埃尔吗？或者相反，就应该跟定西班牙人？因为她不能再跟别人啦！对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回答是，这个例子如果实现，其真正可能性是遥遥无期的；她无论举例或者不举例，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一切，甚至当修女，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们每人的愿望是跟你结婚，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到老，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跟你保持友谊。”
从那天夜里起，他俩飞向伦敦的活动又恢复了。有时，让－克劳德出现在伦敦；有时是曼努埃尔。有时是他俩同时。如果同时出现，二人就下榻在过去一家不大舒适的小旅馆里，靠近米德塞克斯医院福利街的地方。离开丽兹的住处以后，他俩有时去医院附近散步，通常情况下保持沉默，有些失望情绪，因这些同时来访必须表现出同情，还得施展魅力，所以精疲力尽。有好多次，他俩安安静静地伫足在街灯旁边，望着进出医院的救护车。英国病人常常大喊大叫，但喊叫声传到他俩耳中时已经很微弱了。
一天夜里，他俩一面望着医院少见的门庭冷落景象，一面寻思自己都来伦敦了，为什么他俩中没人留在丽兹的房间里呢？二人想，可能是出于礼貌。可他俩谁也不相信这种礼貌啊。他俩还寻思（起初是不情愿，后来是急切地）：为什么不三人同睡呢？那天夜里，一缕病态的绿光从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