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两个打手把我轰出了葬礼。她不是坏人。另外那两个也不是坏人。肯定是好党员，好心眼，优秀的苏联人。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理解他们。”
接着，伊万诺夫打手势要安斯基靠近些。
他在安斯基耳边低语道：“要是他们有权决定，能把我就地枪毙，把我的尸体扔进乱葬墓里。这些婊子养的！”
伊万诺夫的气息里散发着酒臭和下水道味，是一种浓浓的酸臭、东西腐烂的气味，令人想起沼泽地旁边的空房子，下午四点钟，黄昏开始的时候，从烂草里散发出来蒙上窗户的臭雾气。安斯基想：像恐怖片。里面的一切都是停滞的，这就是腐烂的原因。
但是，伊万诺夫说了一声：哎呀，爱情啊！安斯基也说了一句：哎呀，爱情啊！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安斯基开始毫不气馁地寻找娜佳。最后，他找了她——身穿她那件长及膝盖的皮夹克，坐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里，脸上挂着一副孤女相，心甘情愿当孤女的模样，倾听着一个徒有其表（或者附庸风雅）的家伙演说或者朗诵或者讲顺口溜，他一面讲一面望着听众，左手拿着装模作样的手稿，时不时地瞥上一眼，带着不必要的戏剧表情，因为他的记忆力显然很好。
娜佳看见了安斯基，小心翼翼地起身，离开了大礼堂。那位蹩脚的苏联诗人（是那样地不自觉、无知狂妄、矫揉造作、故作正经、装腔作势，跟墨西哥抒情诗人一模一样，实际上跟拉丁美洲抒情诗人一样，那些发育不良、浑身浮肿的可怜的怪人啊！）吐出一连串关于钢铁生产的抒情诗文（像拉丁美洲诗人一样用愚不可及的狂妄口气言说自我、年龄、他的创作年龄）。娜佳来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后面跟着安斯基。他不在她身边，而是身后，保持五米远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散步的继续，距离逐渐缩短。安斯基到此时才较好（也非常高兴地）明白了什么是至上主义［37］，创始人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38］，明白了1920年11月15日在维捷布斯克签署的独立宣言的第一点：“确定了第五维度的存在。”
1937年伊万诺夫被捕。
他又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然后打入黑暗的大牢，从此被人遗忘。审判员根本不懂文学，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伊万诺夫是否与托派分子有过联络。
在蹲大牢的那段时间里，伊万诺夫成了一只老鼠的朋友，他给老鼠起名叫尼基塔。夜里老鼠出来的时候，伊万诺夫就跟它长时间谈话。可以想像得出来，他俩不谈文学，也不谈政治，只谈各自的童年生活。伊万诺夫给老鼠讲他母亲的故事（很想念母亲），讲兄弟姐妹的故事，但是不讲父亲的事。老鼠几乎是窃窃私语地说什么莫斯科的阴沟和阴沟里的顶部，由于某种肥料增多或者由于一种无法说清的磷火闪烁的结果，顶部总是有星星出现。老鼠也说起母亲的温情，说起妹妹们的顽皮行径以及这些行径常常引起的笑声，老鼠至今还记得自己尖瘦脸上的笑容。有时，伊万诺夫情绪沮丧，一手托着下巴，问老鼠他俩将来会怎样。
老鼠用半忧伤半困惑的眼神望着伊万诺夫。这让伊万诺夫明白了，这个可怜的老鼠比他还无辜。在牢房里蹲了一周后（伊万诺夫觉得过了一年），他再次受审，用不着拷打就逼他在几张纸上签了字。他没再回牢房。他被直接拉到院子里，有人给他脑壳一枪，然后把尸体装进卡车里拉走了。
自从伊万诺夫死后，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就变得混乱起来，表面上不连贯了；尽管混乱，汉斯·赖特尔还是找到了结构和一定的顺序。笔记本里说到了作家群体。说惟一尚可（没有说明“尚可”是指什么）的作家们来自社会最底层和贵族阶层。说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仅仅是装饰品。笔记本里说到了性。提到了萨德和一个神秘的俄罗斯人物——拉比辛修士，他生活在17世纪，留下了许多关于德维纳河与伯朝拉河流域族群性行为的文章（配有插图）。
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的空白处连连问道：只有性吗？只有性吗？鲍里斯·安斯基谈到了自己的父母。谈到了都柏林。谈到了同性恋和性无能。他说：这里是性的美洲大陆。他拿列宁的性观念开玩笑。谈到了莫斯科的瘾君子们。谈到了病人。谈到了杀害儿童的凶手们。谈到了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安斯基关于这位历史学家的话有伤感的色彩，但有可能这伤感是假装的。可是，安斯基装给谁看呢？他明明知道将来没人会看他的笔记本的。（如果是在上帝面前，那安斯基对待上帝的态度可有些迁就了，也许上帝没有在堪察加半岛迷路，没有在那里忍饥挨饿，可他却在那里吃了大苦头。）笔记本上还说到了俄国年轻的犹太人一度如何干革命，而如今（此话可能写于1939年）怎样一个个像苍蝇那样落地而死。还说到了尤里·比亚塔可夫［39］于1937年被杀，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之后。笔记本上提到的一些名字是汉斯·赖特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过了几页之后，再次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好像安斯基自己害怕忘记了似的。名字，名字，还是名字。他们干过革命，有可能被这场革命吞噬；这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而是对革命者开刀的革命，不是理想，而是噩梦，它隐藏在理想的后面，伺机而动。
笔记本里提到了列夫·加米涅夫［40］。与加米涅夫一起提到的还有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汉斯·赖特尔不知道的。笔记本里说到了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一些人家里走动的情况。那些人是朋友，估计都给安斯基提供过帮助。安斯基出于谨慎，不提名字，只说编号，比如，今天我去了5号家中，我们喝茶，聊天，直到午夜过后，我走了。人行道上全都是白雪。又如：今天我去了9号家里，他跟我谈到了7号；后来，他说起疾病以及找到治疗癌症办法的好坏。又如：今天下午在地铁看见了13号，他没有发现我。我坐在站台上打盹，让列车一一过去。13号在旁边的长凳上读书，一本关于无影人的著作。后来，他要等的列车来了，于是起身，上车，没有合上书本，尽管车上人很多。笔记本上写道：我俩的目光相遇了。这是与毒蛇性交啊。
他也丝毫不可怜自己。
在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里出现了那位意大利画家的名字，这是汉斯·赖特尔第一次读到关于这位画家的事迹，过了很久才看见这位画家的作品。画家名叫阿琴波尔多，朱塞佩或者优素福或者优素佛或者尤素布什·阿琴波尔多或者阿琴波尔蒂或者阿沁波尔杜斯，生于1527年，卒于1593年。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写道：每当我悲伤或者厌烦时（很难想像安斯基每天二十四小时忙于逃命，还有闲工夫厌烦），就想起朱塞佩·阿琴波尔多；悲伤和厌烦的情绪就会像春天早晨沼泽的迷雾一样消散，上午的时光不知不觉会驱散河岸和芦苇里升起的雾气。还有关于库尔贝［41］的笔记。鲍里斯·安斯基认为库尔贝是革命艺术家的典范。比如，安斯基嘲笑有些苏联画家对库尔贝关于摩尼教的看法。安斯基努力想像库尔贝的《会议归来》的画面，一群教区牧师和显要人物酩酊大醉的样子；官方的沙龙和法国艺术展览会拒绝展出《会议归来》。安斯基认为这让那些被拒绝的人们蒙受奇耻大辱。他觉得《会议归来》的归宿不仅有典型性和诗意，而且有深远意义：一个有钱的天主教徒买下了《会议归来》，一回到家中就给烧毁了。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热泪盈眶（不仅让他感到伤痛而且让他醒悟过来）地阅读着笔记本的文字：《会议归来》的灰烬不仅飞越巴黎高空，而且飞越莫斯科、罗马和柏林的空中。笔记本上说到了《画家工作室》［42］。说到了波德莱尔出现在《画家工作室》的一侧读书，他代表诗坛。说到了库尔贝与波德莱尔的友谊，与多米埃［43］的友谊，与儒勒·瓦莱斯［44］的友谊。谈到了艺术家的库尔贝与政治家的蒲鲁东［45］的友谊。把蒲鲁东理智的看法比做魔鬼般高大的石鸡，它能轻轻一跳踏平群山，而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政治家只相当于村里的神父，一只正常的石鸡。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想像着库尔贝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接着，想像库尔贝出现在巴黎公社里的情形。绝大多数文学家、艺术家以缺席巴黎公社而显得出众（只是字面意思）。库尔贝则不然。他积极参加革命。革命被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关进了圣佩拉热监狱。他在狱中开始画静物画。国家指控库尔贝的罪名之一是煽动群众拆掉旺多姆广场的纪念碑。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做笔记的鲍里斯·安斯基说得不大肯定，或者记忆力有问题，或者只是道听途说。说的是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普通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旺多姆石柱。
不管怎么说吧，拿破仑三世倒台后，库尔贝炫耀的官职使得他有能力保护巴黎的纪念碑，毫无疑问，这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来看，应该看成是一个绝妙的笑话。但法兰西可不想开玩笑，它没收了库尔贝的全部财产。库尔贝去了瑞士。1877年死在那里，年仅五十八岁。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上接下来出现了一些用意第绪文写的文字。汉斯·赖特尔几乎看不懂。据推测，内容是关于痛苦或者烦恼的。接着，说到了库尔贝一些画作。那幅称之为《早安，库尔贝先生》的作品，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部影片的开头，用田园牧歌的方式开篇，但渐渐地变成了一部恐怖片。《塞纳河畔的少女们》让鲍里斯·安斯基回想起间谍或者遇难者们短暂休息的情景；还说，是来自其他星球的间谍们；还说，是些比别的肉体更快堕落的肉体；还说，是病，是传染病；还说，她们准备抵抗；还说，从哪里学会的抵抗呢？哪种学校？哪座大学？还说到工厂、荒凉的街道、妓院、监狱；还有那座陌生的大学；还有河水总是流淌、流淌、流淌的塞纳河；还有那些可怕妓女脸上残留的美丽比安格尔［46］和德拉克洛瓦［47］笔下的贵妇人或者鬼魂还漂亮。
接下来，有些乱七八糟的笔记，有从莫斯科发车的火车时刻表，有灰色正午的阳光直射在克里姆林宫上，有死人最后的话，有小说三部曲的封底，书名是《真正的黎明》、《真正的黄昏》和《日落时的颤抖》，作品的结构和情节本来可以把这三部曲做得体面些，也许可以有点尊严，像地毯上冷冰冰的正面，这三部曲的署名是伊万诺夫；但是，伊万诺夫很难对作品进行指导，或许根本没有指导；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也许我对伊万诺夫的判断是错的，因为从掌握的全部情况来看，他没有揭发我，而揭发我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这三部曲的作者不是他；但是，他没这样做；他揭发了审讯人员希望他揭发的所有人，新老朋友、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但是，关于我，他一句话没说。我俩弄虚作假始终是合伙的。
鲍里斯·安斯基写道：要是我俩在加里曼丹岛上该是多好的一对啊！接着，他回想起伊万诺夫从前给他讲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伊万诺夫编辑部的同事们在一次晚会上说的。晚会是为了欢迎一组刚刚回到莫斯科的人类学家。笑话半真半假，发生在加里曼丹岛上，那是个山林地区，一群法国科学家到那里去探险。走了几天后，法国人来到一条河的源头。过河后，他们在一片非常密集的森林里发现了一群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一位苏联人类学家（南方人，高大、肥胖，留着大胡子）这时解释说：法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土著人会不会是食人生番；出于安全和避免一开始就出错，法国人使出浑身解数、手势加表情，询问土著人是不是吃人肉！
土著人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明确回答：不吃人肉！法国人于是很感兴趣地问他们吃什么东西，因为按照法国人的看法，如果食物里缺少动物蛋白质，那将是一场灾难。面对这个问题，土著人回答说，他们猎取动物，但是不多，因为高山密林里动物不太多；但是，他们吃果肉，烹饪的方式很多。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仔细看过他们吃的食物后，发现他们的食物是很好的蛋白质替代品。其余的食物由森林里的各种果实、根茎、块茎组成。土著人不种植任何东西。凡是森林愿意提供的东西，都提供给他们；凡是森林不想给的，绝对不给。他们与生态系统的共生现象是百分之百的。如果他们为了建造小屋铺设地面而砍下树皮，实际上，这是在帮助树木防止虫病。他们的生活类似清除垃圾的工人。他们是森林的清洁工。但他们的语言可不低级下流，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的清洁工；也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高大，那样展示发达的肌肉；也没有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的眼神——承包了狗屎的眼神。他们个子矮小，温文尔雅。说话声音不高，像悦耳的鸟叫。他们尽量不碰外来人。他们的时间观念与法国人的毫无关系。那个有大胡子的苏联人类学家说，由于这个原因，借助时间观念，他们能承受灾难。这样一来，跟土著人相处了五天后，法国人以为有了信任感，以为跟土著人已经是朋友了，可以称兄道弟了，便决定攻击土著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于是才发现，土著人如果触摸什么人的话，是不看着对方眼睛的，无论他是法国人还是同一个部落的土著人，如果父亲抚摸儿子，那父亲总是努力望着别处；如果一个女孩依偎在妈妈怀抱里，母亲会望着两侧或者天花板；如果那女孩已经懂事，她就望着地面；而朋友们如果一起出去采集块茎，那互相望望对方，就是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但是，如果很有成效地干了一天活之后，男人们互相碰碰手，双方躲避着对方的视线；那些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男人碰手时侧身而立，如果用右手，那就从自己左臂下方把右手伸给对方，松松地或者轻轻地一碰；如果是左撇子，那就把左手从自己右臂下伸给对方。于是，苏联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