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黑黄，更像是草编精工地毯。等到桌子上的蜡烛熄灭的时候，她才坐到客厅里去，但是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黑暗中，她好像听见了轻微的啜泣声。她觉得是前大学生在哭泣，于是在哭声的摇晃中睡着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她和前大学生加倍努力寻找。终于有一天她看见了阿玛尔菲塔诺，但认不出他了。他比从前胖了，头发脱落了。她老远看见了他，一点也没犹豫，向他走去。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一棵落叶松下，心不在焉地抽烟。她说：你变得很厉害啊。阿玛尔菲塔诺立刻认出了老婆。他说：你可没变啊。她说：谢谢。接着，阿玛尔菲塔诺起身，二人一起走了。
那个时期，阿玛尔菲塔诺住在圣古卡特，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开哲学课，距离学校较近。女儿罗莎在镇上国立小学读书，早晨八点半离开家门，下午五点才回家。劳拉看见了罗莎，说她是她的母亲。罗莎惊叫一声，上去拥抱妈妈，几乎马上就离开了，一头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天夜里，劳拉淋浴完毕，在沙发上铺床，一面对丈夫说她病得厉害，可能快要死了，她回来是要见罗莎最后一面。阿玛尔菲塔诺提出明天陪她去医院检查。劳拉拒绝了，说法国医生一向比西班牙医生好；然后从手提包里掏出诊断书，当然是法文的，写明她患上了艾滋病。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从大学里回来，看见劳拉和罗莎沿着车站附近的街道牵手散步。他不想打搅母女二人，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母女一起看电视呢。后来，等罗莎睡觉时，他问她儿子贝努阿如何。有好大工夫，劳拉沉默不语；然后像看照片似的回忆起儿子的音容笑貌、惊喜或害怕的表情；然后她说，贝努阿是个聪明、敏感的孩子；第一个知道她要死了的人是儿子。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这话是谁告诉他的，虽然他无可奈何地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劳拉说，只要看看，用不着谁说。阿玛尔菲塔诺说：知道母亲要死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劳拉说：更可怕的是对孩子撒谎，对孩子绝对不能说谎话。劳拉待到第五天，从法国带来的药品马上要用光了，一天早晨，她对丈夫和女儿说她得走了。她说：贝努阿太小，他需要我。她说，不对，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我，可他还是太小啊。她最后说，我不知道谁需要谁；但真实情况是，我应该去看看他怎么样了。早晨，阿玛尔菲塔诺给劳拉写了一个便条放在桌子上，还留下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他的积蓄。等到下课归来，他以为劳拉已经走了。于是去学校接罗莎。父女二人走路回家。一进家门，二人看到劳拉面对电视机而坐，电视开着，但音量最小。她正在看一本关于希腊的书。三人一起吃了晚饭。将近午夜的时候，罗莎要上床去了。阿玛尔菲塔诺送女儿去卧室，帮她脱衣服，给她盖好被子。劳拉这时在客厅等着他，拿着行李箱，准备离去。阿玛尔菲塔诺对她说：今天晚上你最好留下，太晚了，出门不合适。他撒谎说，已经没有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了。她说：我不坐火车。我拦车搭乘。阿玛尔菲塔诺低下头来说她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走了。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证实了本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拦车搭乘的女子被奸杀事件。一切平安无事。
但是，劳拉这个他猜测的形象陪伴了他好几年的时间，仿佛从冰冷的海水里轰然冒出的记忆，尽管他并没有真的看见什么，因此也不可能记得什么，只记得前妻在街上的身影，那是路灯在邻居墙壁上照射的结果；再有就是做梦，他梦见劳拉沿着圣古卡特出来的公路逐渐走远，她走在辅路上，只有为了节省时间、躲避收费高速路的车辆才走的道路，由于肩扛行李箱，她有些驼背，无畏地走在马路边缘。
圣特莱莎大学好像一处突然趾高气扬地沉思起来的公墓。也像一处空空荡荡的歌舞厅。
一天下午，阿玛尔菲塔诺只穿了衬衣来到院子里，仿佛地主老爷骑马出游，欣赏他无边的领地。此前，他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用厨房的刀开启一个个书箱；他在书箱里发现一本非常奇怪的图书；他不记得买过这样的书，也不记得有人给他送过。这本书就是拉法埃尔·迭斯特写的《几何学遗嘱》，由卡斯特罗出版社于1975年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出版，显然是一本几何学的著作，阿玛尔菲塔诺几乎不了解这个学科。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欧几里得［5］、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6］和黎曼［7］的入门”，第二部分是“几何学中的运动”，第三部分是“V公设的三个论证”。毫无疑问，这第三部分是最神秘的，因为阿玛尔菲塔诺根本想不出这个V公设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内容，再说他也没兴趣知道，虽说这没兴趣不能推诿于缺乏好奇心，他是有好奇心的，而且很大；而是原因在于下午横扫圣特莱莎的炎热，这是一种干燥、扬尘的炎热，是似火的骄阳造成的，是躲避不开的，除非你居住在有空调设备的新楼里，可阿玛尔菲塔诺不属于这种情况。这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作者几位朋友的帮助，他们名垂千古，好像晚会结束后的一张照片，在第4页上，通常那里会有出版人的住址。上面写道：“下列各位以本书的出版向拉法埃尔·迭斯特表示敬意：拉蒙·巴尔塔·多明盖斯，依萨克·迪亚斯·巴尔多，费力贝·费尔南德斯·阿尔迈斯托，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尔·里艾格，阿尔瓦罗·席尔·瓦雷拉，多明各·加西亚－撒贝尔，瓦林丁·帕斯－安特拉德以及路易斯·塞奥阿那·洛佩兹。”阿玛尔菲塔诺觉得这些朋友的姓氏用粗体，而接受敬意的对象的名字却不用，实在是个奇怪的习惯。书的勒口处提醒说，《几何学遗嘱》实际上是三本书，“有其完整性，但是从功能角度说，各部分的关联是由整体安排的。”接着，又写道，“迭斯特这部著作是他关于空间的调查和思考的最后解析，他提出的概念包含在几何学原理的任何有条理的讨论中。”看到这里，阿玛尔菲塔诺认为应该想到拉法埃尔·迭斯特是个诗人。是个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自然是这个地区的诗人嘛，因为他很早就定居在加利西亚了。他那些朋友和赞助出版这本书的人们也是加利西亚人，当然如此了，或者很久以前他们就定居在加利西亚。有可能迭斯特从前在拉科鲁尼亚市或者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8］的大学里授课，或者有可能根本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在中学里给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教几何学，一面望着窗外加利西亚冬季经常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和瓢泼大雨。在书的后勒口处还有关于迭斯特的其他资料。上面写道：“在拉法埃尔·迭斯特的创作中，有变化，但并非反复无常，而是紧紧围绕个人发展的要求：诗歌创作与纯理论思辨处于同一地平线的两极，本书有着直接的先例，例如，19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平行性新论》；最新作品还有《论芝诺［9］的多样性》和《什么是公理》，在这本书后面，还有一部分，题为《可动性与相似性》。”阿玛尔菲塔诺脸上流淌着汗水，微小的灰尘颗粒粘住了汗水，他想到，这么说迭斯特对几何学的热情不是新产物。赞助他的那些人，根据这个新信息，实际上不是那批每天夜里聚在俱乐部喝酒、聊天的朋友，这些人谈政治，或者谈足球，或者谈情人；他们聚在一起为了闪电般地变成受人尊敬的大学同事，毫无疑问，有些人已经退休了，但另外一些人正值年富力强，所有的人都有权有势，或者比较有权有势；但无法避免的是经常聚会，一天不聚，如同乡下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就像非常孤独的人一样，但也很像非常傲慢的人一样，在拉科鲁尼亚市俱乐部喝法国高级白兰地，或者苏格兰威士忌，大谈阴谋与爱情，与此同时，他们的老婆，如果是鳏夫，那就是女仆，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做晚饭。不管怎么说吧，对阿玛尔菲塔诺来说，问题在于这本书是怎么跑到他的书箱里的！在半小时里，他搜肠刮肚地回忆此事，一面翻阅着迭斯特这本书，但并没有多加注意；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一切是个超出了他想像范围的秘密；但是，他不认输。于是，他问女儿罗莎——那时正在卫生间里打扮——这本书是不是她的。女儿看了一眼，说不是。阿玛尔菲塔诺恳求女儿再看一下，恳求她用完全肯定的口气说是不是她的。罗莎问父亲他是不是不舒服啊。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感觉很好啊。可这本书不是我的，它出现在我从巴塞罗那寄出来的一个书箱里。罗莎用加泰罗尼亚语回答说：用不着担心！然后继续打扮。阿玛尔菲塔诺也用加泰罗尼亚语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因为我觉得自己患上了健忘症。罗莎又看了看那本书，说道：也许是我的吧。你肯定？阿玛尔菲塔诺问道。罗莎说：不，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见它。阿玛尔菲塔诺离开了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的女儿，重返那被破坏的花园，那里的一切都是浅棕色的，好像沙漠已经在他的新家附近落户。他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他归纳了一下可能买这本书的地方。他翻翻第一页、最后一页和封底，寻找地址；他在第一页发现一个书签，写着新页书店，S。 L。 ，蒙特洛河37号，电话：981…59…44…06和981…59…44…18，圣地亚哥。显然这个圣地亚哥不是智利的圣地亚哥，那里是阿玛尔菲塔诺在世界上惟一可以发现自己处于全面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书不看书页，付款，走人。显然，这里的圣地亚哥是指加利西亚地区的坎波斯特拉。在一瞬间，阿玛尔菲塔诺想到了沿着圣地亚哥道路的朝圣之旅。他向院子深处走去，那里有木栅栏与邻居的水泥大墙为界。此前，他没注意过这道墙。他想，上面一定带有玻璃碎片，是房产主害怕有不速之客来访。下午的阳光照在玻璃碎片上，阿玛尔菲塔诺继续在破花园里散步。旁边的墙头上也扎满了玻璃碎片，但主要是啤酒和白酒瓶的绿色和棕色的玻璃。阿玛尔菲塔诺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做梦都没梦见过；这时他正站在左侧大墙的阴影下。但实际上这关系不大，或者没关系；他在巴塞罗那经常光顾的几家书店直接从西班牙别的书店买进一些藏书，那些书店抛售藏书，或者因为倒闭而处理图书，或者兼做批发和零售图书。他想，可能把这本书送到我手里的是莱艾书店，或者是中央书店；我去那里要买哲学书的时候，售货员（或者女售货员）因为著名作家贝雷·金费雷尔、罗德里戈·雷耶·罗沙和胡安·威耶罗来到书店而激动万分，这些作家在讨论乘飞机有没有好处、空难问题、起飞与降落比较哪个更危险，这个时候售货员由于分心而出错，把这本书就塞进我书包里了。也可能是中央书店。但事情果真如此，那我回到家中打开书包或者包裹时应该发现啊；当然，除非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可怕或者恐怖的事情，因而打消了我检查新书的念头。甚至有可能我像个机器人一样拆开包裹，把新书放在床头桌上，而把迭斯特的书放到了书架上，因为被刚刚在大街上看见的事情给吓得不知所措了，可能是车祸，可能是持刀拦路抢劫，可能是一起地铁自杀事件；阿玛尔菲塔诺想，即使我在现场看见，那现在肯定也能记得，或者至少现在脑海里存有模糊记忆啊。他可能不记得《几何学遗嘱》了，但是，一定会记得让他忘记《几何学遗嘱》的那次车祸。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了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怎么会落到圣特莱莎，怎么会跟其他图书在他离开巴塞罗那之前进入了书箱里并且寄送到墨西哥来呢？放入这本书的时候难道在沉思默想？怎么可能把书装箱而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呢！莫非原来打算一到墨西哥北方就阅读这本书吗？莫非打算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陆续研究几何学？如果这是他的研究计划，那么到了这座荒原中的城市，怎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呢？莫非他和女儿从东向西飞行的同时，这本书在他脑海里失踪了吗？或者是他已经到了圣特莱莎，就在等候书箱到达的期间，他忘记了这本书？迭斯特这本书像一种继发性时差综合征那样消失了吗？
对这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思想。他并非总是有思想的，为此，称之为思想可能有些夸张。是些感觉。是游戏式的想法。就好像走近一扇窗户，不得不看外星风光。他认为（他喜欢这个认为），如果你在巴塞罗那，那么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的人们，就不存在了。时差仅仅是失踪的面具。这样的话，如果你临时去那些理论上不应存在或者还没有自己合适时间以便立足和正确榫接的城市，那么就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时差现象。那不是因为你累了（假如你没旅行的话），而是因为那些应该睡觉的人们感觉疲倦了。事情有些像这个现象，有可能他在什么小说里读过，或者在什么科幻小说里看过，然而忘记了。
另外一方面，这些思想，或者这些感觉，或者这些胡思乱想，也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它把别人的痛苦变成了一个人的记忆。它把痛苦——漫长、自然和总是可以克服的——变成了个人的记忆，短暂、有人情味和可以隐藏起来。它把一个不公正、不法行为、一个没头没尾不连贯的号叫变成一个结构缜密的故事：总有可能发生自杀行为。它把逃亡变成自由，包括自由只用于继续逃亡。它把混乱变成秩序，虽然代价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清醒理智。
而尽管后来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关于拉法埃尔·迭斯特的生平传记资料，证实了他的感觉，或者说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10］让他有了这种感觉；加西亚－撒为尔在题为《受到特别启示的直觉》一书中的序言里，特别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有时间）；有这种感觉的时间是那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