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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还是在牛背山小区，有人发现了雷贝卡·费尔南德斯·德奥约斯的尸体。她三十三岁，肤色微黑，头发长及腰部，在酒吧里当服务员，酒吧名叫卡特琳，位于萨拉帕大街，与鲁文·达里奥小区为邻；此前，她在赫尔麦斯加工厂干活，因试图组织工会而被开除。雷贝卡出生在瓦哈卡，但在索诺拉北部已经生活了十年。十八岁时，到过蒂华纳，当过妓女，曾经偷渡美国，未能成功，被美国移民局四次遣返回墨西哥。发现她尸体的是一位有她房屋钥匙的女友，雷贝卡没去酒吧上班让她感到奇怪，因为正如这位女友作证时所说的，雷贝卡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不是得了重病，是不会旷工的。据这位女友说，房屋和往常一样，起初她没发现任何异常，后来才看到了尸体。房子很小，只是一厅、一室、厨房和卫生间。她走进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女友躺在地上，好像是摔倒在地，头部受到了撞击，但没有出血。她是在要把女友叫醒的时候，用凉水给她擦脸，才发现雷贝卡已经死了。她用公共电话报了警并向红十字会求救，回到室内，把女友的尸体抱到床上，然后在客厅的沙发椅上坐下，一面等待，一面看电视。警察还没来，红十字会的人老早就到了。是两个男担架员，一个年轻，不到二十岁；另外一个四十多岁。二人像父子。父亲说用不着做什么了，因为雷贝卡已经死了。接着，他问那位女友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死尸。她说在卫生间。父亲说：那咱们把她抬回卫生间吧。您可别跟这个麻烦女人掺和到一起去啊！说罢，他招招手要那小伙子抬起死尸的双脚，与此同时，他抻住死者的双肩，把女尸送回了原来死亡的现场。随后，老担架员问她：女士原来是什么姿势？坐在马桶上？靠在马桶上？躺在地面上？还是蜷缩在某个角落里？雷贝卡的女友于是关掉电视，来到了卫生间门口，指挥两位担架员把雷贝卡放回原处。三人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看雷贝卡的样子。雷贝卡好像沉入白色瓷砖的海洋里了。三人看累了或许看得眼晕了，便回到客厅坐下。女的坐到了扶手椅上。两个男的坐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三人开始吸烟，是一种发黄的烟卷，是老担架员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女的含含糊糊地说：您一定习惯了吧。老担架员说：这要看情况。他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是香烟的牌子，还是每天抬死伤人员？第二天上午，法医在报告里写道：死因是勒住了咽喉。死者在案发前有过性行为，但法医不确定是否被强奸过。当上级要求法医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时，他说可能没有被强奸。警察打算逮捕死者的情人，一个名叫佩德罗·佩雷斯·奥丘阿的家伙。等一星期后，终于找到佩德罗住处的时候，那家伙却在几天前就离家出走了。他家位于花卉小区萨尤卡大街的尽头，所谓家就是用破砖头瓦块搭建起来的棚屋，但是搭建得有些本领；屋内只能容纳一个床垫和一张桌子。棚屋距离东西加工厂的排水管道只有几米之遥。佩德罗曾经在这家加工厂工作过。邻居们说他是个正派人，通常情况下总是干干净净，据此推测，他在雷贝卡家里洗澡，至少最近几个月是如此。没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人，因此无法下达通缉令。在加工厂，他的劳务卡片不见了，这在加工区的企业里并不少见，因为工人经常调换工作。在棚屋内找到几本体育杂志、一本拳击手弗洛雷斯·马贡的传记、几件运动衫、两双凉鞋、两条短裤、三张墨西哥拳击手的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到墙上去的），床垫就靠在墙边，好像佩雷斯·奥丘阿入睡前很想把那几位拳击冠军的面孔和战斗的姿态铭刻在脑海里。
1994年7月，没有出现女尸。但是，出现一位找麻烦的男子。他周六中午到达，星期天晚上或者周一清晨离去。此人中等身材，黑发，栗色眼珠，穿戴像牛仔。一开始，他总是在主要广场转悠，好像要采取什么行动，但后来就成了几家歌舞厅的常客，特别是鹈鹕舞厅和多米诺斯夜总会。他从来不直截了当地提什么问题。样子像墨西哥人，但是说话有美国佬的口音，西班牙语的词汇量不太大，听不懂双关语，虽然人们一看见他那眼神就尽量不用双关语。他说他叫哈里·马嘎尼亚，至少写出来是这个名字。但是，他自己把马嘎尼亚发成“马嘎纳”。结果一听他这样的发音，有人理解成“马克嘎纳”，好像这个无足轻重的无赖就凭着自己的鸡巴而成了苏格兰人的后裔了。他第二次出现在多米诺斯夜总会的时候，向人打听一个什么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的年轻人，说是二十岁出头，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健壮；他说，那个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和蔼可亲，是个好人。可是没人知道或者不想给他提供情况。一天夜里，他跟歌厅酒吧的一名男招待成了朋友。这个男招待下班后，哈里·马嘎尼亚坐车里等着他呢。第二天，这个招待没法来上班了。据说，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四天后，他重新来多米诺斯夜总会上班的时候，脸上全是红肿和伤痕，这让大家吃了一惊。尤其是他少了三颗牙齿，如果掀起衬衫让大家看的话，肯定会看见前胸和后背都有大面积紫黑色淤伤。他没掏出睾丸让大家看，左边还有烟头的烫伤呢。大家当然会问他是哪种事故了。他回答说，出事那天夜里，他喝到很晚，恰恰是有哈里·马嘎尼亚陪同；他跟这个美国佬分手后，向三圣母大街走去，因为他家在那条街上嘛。但是，五个惯匪把他给拦住了，痛打一顿。到了下个周末，哈里·马嘎尼亚没有去鹈鹕酒吧和多米诺斯夜总会，而是出现在一个名叫“内务”的妓院里，地点在北马德罗大街。他在那里喝了一通苏打威士忌，又站到台球桌旁跟一个名叫德梅特里奥·阿基拉的人玩了一阵。这个阿基拉是个大块头，一米九高，一百一十公斤重，二人成了朋友。这个大块头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住过，一直务农，就是说养牲口；后来，他回到了墨西哥，据他说，是不愿意死在他乡；但后来他承认所谓的家人，实际上没有，或者只有一两个，有个姐姐，大概六十岁，还有一个外甥女，一直没结婚，都住在墨西哥的卡纳内阿；大块头也是那里的人，但是他嫌弃卡纳内阿太小，小得令人窒息，简直太小啦，因此有时他需要来这不夜的大城市。只要他已觉得憋得慌，就立刻登上小型卡车，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只跟姐姐说声“待会见”，也不管几点钟，就开车上了卡纳内阿通向圣特莱莎的公路。这样的公路，他一辈子都没见过，尤其是在夜间。他一口气开到圣特莱莎。他在城里鲁文·达里奥区萤火虫大街有一套非常舒适的小房子。哈里，朋友，这套小房子，我让你支配。这可是再度市政建设征地后剩下的寥寥几处房子了。这市政建设征地往往后果恶劣。阿基拉大概有六十五岁的样子。哈里觉得他是个好人。哈里有时带妓女开房，但更多的时间是喝酒和闲逛。他问阿基拉是不是认识一个名叫艾尔莎·富恩特斯的姑娘。阿基拉想知道那姑娘什么模样。哈里说：大约这么高，一米六吧。说着，举起一只手来，比划一下。头发染成了金黄色。人很漂亮。乳房丰满。阿基拉说：我认识她，对，她叫艾尔莎，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哈里问：她在这里吗？阿基拉答：刚才我还看见她在舞池里呢。哈里说：请您给我指指哪个是她！行吗？阿基拉：朋友，别客气。二人登上台阶，向舞厅走去。阿基拉想知道这位美国朋友是不是跟艾尔莎有旧账未了。哈里摇摇头。艾尔莎·富恩特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那里有三个妓女和三个嫖客。一个女伴在艾尔莎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她哈哈在笑。哈里走过去一手撑在餐桌上，一手叉在腰间。他命令道：站起来！那婊子不再笑了，抬头看看他。三个嫖客本来要说话，一看见哈里身后有个巨人，只好耸耸肩而已。他问：什么地方能说说话？艾尔莎在他耳边答：咱们上我房间去吧。三人上楼时，哈里停下脚步，对阿基拉说：你别陪着我了。阿基拉说：行，不陪了。说罢，下楼走了。进了艾尔莎房间，里面都是红颜色的，墙壁、床罩、被子、枕头、灯泡、灯管，甚至有一半瓷砖面也是红色的。从窗户向外看去，这个钟点的北马德罗大街一片热闹景象：跑动的车辆，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群，出售食物和饮料的摊贩，廉价竞争的便宜餐馆正在把更新的菜单写在大黑板上展示出去。哈里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艾尔莎已经脱掉了衬衫和乳罩。他想，果不其然，奶子真大，但是今天晚上我可不跟她做爱。他说：别脱了！那姑娘在床上坐下，双腿交叉。她问：有香烟吗？哈里掏出一盒万宝路，给了她一支。姑娘用英语问：有火吗？他点燃一根火柴，递过去。艾尔莎的眼睛是浅黄色的，透亮，像黄沙。他心里说：是个愚蠢的小野狗。哈里向她打听米盖尔·蒙特斯：他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营生？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间？婊子问他：这么说你是在找米盖尔？能知道为什么要找他吗？哈里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解下皮带来，攥在右手里，露出响尾蛇样的搭扣。他说：我可没时间。她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约一两个月前吧。他问：他在什么地方干活？她答：没有固定地点。他想念书，好像要去一所夜校。他问：他从什么地方弄钱？她答：打零工。哈里说：别撒谎！姑娘摇摇头，冲天花板上吐个烟圈。他问：他住在哪儿？她答：不知道。他总是换住处。哈里的皮带在空中“嗖”的响了一圈，在婊子的胳膊上留下一道红印。没等她喊出声来，哈里一手捂住她的嘴巴，一手把她推倒在床上。他说：你要喊，我就宰了你！那婊子坐起来的时候，胳膊上的红印在洇血。哈里说：下一次可就抽脸了！说！他住在哪儿？
下一具女尸出现的时间是1994年8月，地点在晚祷小巷，几乎是巷子尽头，那里有四处破房子，算上死者的是五处。这个女人不算是外来人，但奇怪的是没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三年前，她独自住在这破房子里。屋内没发现可以找到迅速证明她身份的任何证件。有不多几个人知道她叫伊莎贝尔，但几乎人人都叫她“母牛”。她体格健壮，身高一米六五，肤色微黑，短发，卷曲。年龄在三十岁上下。据邻居说，她在市中心或者被马德罗大街卖淫。另外一些人说，“母牛”从来不工作。但不能说她缺钱。在搜查她住处的时候，发现食品柜装满了罐头。另外她有个电冰箱（如同巷子里的几乎所有住户的电力都是从市政电缆上偷来的，她也一样），里面装满了肉类、牛奶、鸡蛋和蔬菜。在穿戴上，她马马虎虎，但是没人能说她穿的是二手货。她有一台新款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有六十多盘带子，大部分是感情片或者音乐片，是她生前最后几年陆续买的。她家房子后有个小小的院落，长满了植物；院子的一角有个鸡圈，里面有一只公鸡和十只母鸡。这个案子由艾比法尼奥和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负责。二人搞了一半，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参加进来支援二人。但是双方都不起劲。“母牛”的生活，只要你稍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充满矛盾和难以预料的因素。据一位住在巷子前头的老太太说，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可是不简单。她是个顶天立地的好女人啊！有一回，一个喝醉了酒的老爷儿们打老婆。凡是居住在晚祷巷里的人都听见了叫喊声，强度时高时低，好像挨打的女人要分娩了一样，是那种会要母亲和婴儿性命的难产。可那女人不是生小孩啊，仅仅是有人在揍她。这时，那老太太听见了脚步声，便从窗户向外张望。她看见黑乎乎的巷子里出现了伊莎贝尔。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走自己的路，回家去了。可是，“母牛”停下脚步，静静地注意倾听。这时，喊叫声不太高。片刻后，音域再度高涨起来。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微笑着对警察说，“母牛”本来没动弹，在等待什么，跟普通过路人一样，忽然间她听见了她想听的“歌曲”、从一扇窗户里传出来的世界上最最悲惨的“歌曲”。“母牛”认准了是那家的窗户。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母牛”冲了进去。她在出来的时候，手里揪着那男人的头发。老太太说：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可能人人都看见了，就是没人说话，我估计是没脸说吧。她像个男子汉那样捶打那男人。要不是那女人出来为丈夫求情，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饶了他吧，“母牛”能把那男的给宰了。另外一个女邻居作证说，“母牛”性子暴躁，常常喝酒，很晚回家。要想再见到她，需要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以后了。艾比法尼奥很快把“母牛”跟最近常去看她的两个家伙联系起来研究。一个绰号叫“玛莉阿芝舞”，另一个叫“乌鸦”。这二人常常留宿在“母牛”家，或者天天去找她。有时，这二人就失踪不见了，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母牛”的这两个朋友好像是搞音乐的，不仅是因为绰号“玛莉阿芝舞”，而且因为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俩携带吉他从巷子里走过去。就在艾比法尼奥去市中心和北马德罗大街开始调查歌厅的同时，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继续在晚祷巷里调查。他得出的结论如下：1．“母牛”是好人，这是多数妇女的意见；2．“母牛”不工作，但不缺钱；3．“母牛”对是非有基本看法，虽然脾气暴躁。四天后，警察逮捕了“玛莉阿芝舞”和“乌鸦”，原来他俩是乐手古斯塔沃·多明盖斯和雷纳托·埃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在第三分局，经过审讯，他俩对晚祷巷杀人案供认不讳。二人的犯罪起因是一部影片“母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