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大量有待澄清的疑惑，但是，吃完茶点后，交谈走上私事的轨道，更多地谈及往事，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丽兹帮助莫里尼从老电梯上下去，然后，下了六个台阶，所有这一切都比他预期的愉快，这是后来这个意大利人自己概括的。
从早饭到晚饭，莫里尼孤独一人，起初不敢离开房间，后来由于无聊难耐，决定出门上街，去海德公园看看；他在那里没目的地转悠，一面想着心事，不注意任何人。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看他，因为从来没见过残疾人如此果敢坚定、坚持有节奏的运动。走着、走着，等他停下来的时候，眼前是一座所谓的“意大利花园”，但没有半点意大利味道，谁知道呢，他想，尽管人们有时说，鼻子底下的事也会熟视无睹。
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本书，一边恢复体力，一边开始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听见有人沉重地落座在木凳上的响动。他回敬了招呼。那陌生人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其中有些白发，洗得不干净，体重至少有一百一十公斤。二人互相打量片刻。陌生人问他是不是外国人。莫里尼回答说他是意大利人。陌生人想知道他是否居住在伦敦，还有他在看什么书。莫里尼说他不住在伦敦；正在看的书是《胡安娜修女的烹饪书》，作者是安杰罗·莫里诺，当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虽说内容是墨西哥一位修女的事迹。主要介绍这位修女的生平和菜谱。
“这个墨西哥修女喜欢烹饪？”陌生人问。
“比较喜欢，她也写诗。”莫里尼答。
“我不相信修女。”陌生人说。
“可这个修女是伟大诗人。”莫里尼说。
“我不相信按照菜谱书做饭的人。”陌生人固执地说，好像没听见莫里尼的话。
莫里尼问他：“您相信谁？”
“相信饿了就吃饭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陌生人说。
后来，陌生人转而说明，不久前他有一份工作，在一家只制造瓷杯的企业干活，就生产那种常规的杯子；上面常常写着一句广告词，或者一句格言，或者一个笑话，比如：“哈哈哈，我的咖啡时间到啦”，或者“爸爱妈”，或者“今生今世到老”；有些杯子上写有一些乏味的神话故事，有一天，大概是市场的要求，杯子上的广告词彻底更新，另外还在格言旁边添加图画，开头不是彩色的，后来由于创意成功了，加上了彩色图画，是些笑话，也有色情故事。
陌生人说：“他们甚至给我涨了工资。意大利有这种杯子吗？”
莫里尼回答道：“有。一些用英语写的故事，还有一些用意大利文。”
“对，一切都要称心如意。”陌生人说，“我们的工人干活更高兴了。负责人也高兴了。老板喜气洋洋。但是，生产这种杯子两个月后，我发觉这高兴是做作的。我高兴是因为我看见别人快活，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觉得快活，可实际上我并不快活。恰恰相反，我觉得比给我涨工资之前还要不幸。那时，我想，这是个糟糕的时期，努力不去想这事，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不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我脾气变得很暴躁，性情比过去粗暴得多，随便什么蠢事都会生气，开始酗酒。于是，我面对问题，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喜欢生产这种固定模式的杯子。跟您说吧：夜里我像黑人一样受罪。我想，我要发疯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什么。那时有些想法至今还让我感到害怕呢。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负责人。我告诉他制作这种白痴杯子让我厌烦。那家伙是个好人，名叫安迪，总是愿意跟工人聊天。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以前生产过的那种杯子。我说，是的。他问我：迪克，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我回答：很认真。是新型杯子让你格外费事吗？我说：有点，不过工作还是一样的。现在这些操蛋杯子伤人，从前可没有过。安迪问：这是什么意思？从前的杯子不伤人，现在这些婊子养的杯子让我伤心。安迪问：这些新杯子就是更时髦了，还有什么他妈的不一样？问题恰恰在这里啊，我回答说，从前的杯子没那么时髦，即使它想伤害我，他的刺也伤害不了我，我感觉不到；可是现在呢，这些破杯子像是用鸡巴武士刀武装起来的日本武士，这简直让我发疯。总之，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陌生人说道，“负责人在听我说，可一句也不明白。第二天，我要求算账，离开那家企业。从此，我再也不工作了。您怎么看？”
莫里尼回答前犹豫了一下。
后来，他说：“我不知道。”
陌生人说：“差不多人人都这么说：不知道。”
莫里尼问他：“如今您做什么？”
陌生人说：“什么也不干。不工作了。我是伦敦的乞丐。”
莫里尼心里想，这好像是在表演旅游节目，但没敢说出声音来。
陌生人问：“您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什么书？”莫里尼问。
陌生人用一个粗大的手指点点莫里尼小心翼翼拿着的那本书，意大利巴勒莫市塞叶里奥出版社出版的书。
他说：“我认为很好啊。”
“给我念几个菜谱！”陌生人用一种让莫里尼感觉是威胁的口气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莫里尼说，“我跟女朋友有个约会。我该走了。”
“您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陌生人问，依然用那样的口气。
莫里尼说：“丽兹·诺顿。”
“丽兹，这个名字很漂亮。”陌生人说道，“您的名字呢？问问您不算鲁莽吧？”
“皮埃罗·莫里尼。”
“真奇怪。您的名字差不多跟这本书作者的名字一样呢。”陌生人说道。
莫里尼说：“不一样。我叫皮埃罗·莫里尼。他叫安杰罗·莫里诺。”
陌生人说：“要是您不介意的话，至少给我念几个菜名。我会闭着眼睛听，想像一下菜肴的样子。”
“行。”
陌生人闭上了眼睛。莫里尼开始慢慢诵读胡安娜修女的一些菜单，用的是演员的腔调。
奶酪油煎饼
凝乳油煎饼
风干油煎饼
油炸甜饼
蛋黄甜点
鸡蛋糕
奶皮甜食
核桃甜食
摩尔蛋糕
甜菜糕
黄油奶糖
奶油甜点
奶糕
读到“奶糕”时，陌生人像是睡着了，莫里尼便离开了意大利花园。
第二天与第一天相似。这一回丽兹去旅馆找莫里尼。莫里尼交房钱时，丽兹把他惟一一件行李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车子开上大街后，他俩走上前一天前往海德公园的道路。
莫里尼察觉并注意着这条路的情况，接着，海德公园出现了，他觉得就像一部丛林影片，颜色不对，凄凄惨惨，令人感动，直到车子拐弯，消失在别的街上。
二人在一个小区里吃了午饭，这是丽兹以前发现的地方，餐厅靠近河边，从前有两家工厂和修船车间；如今改造成了住宅区，盖起了服装店、食品店和新式餐厅。莫里尼按照平方米计算，一家小时装商店相当于四套工人住宅的面积。餐厅相当于十或者十六套工人住宅。丽兹在称赞小区，表扬人们为振兴小区所做的努力。
莫里尼心想，“重振”一词不妥，虽说重振有再度浮出的意思。恰恰相反，二人在吃饭后点心时，莫里尼再次想哭，或者最好昏倒在地，从轮椅上缓缓地摔下来，眼神注视着丽兹的脸庞，永远别再醒来。可是眼下丽兹正在讲述一个画家的故事——第一个来小区居住的人。
画家年轻，大约三十三岁，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但不是所谓的“名人”。实际上，他来这里居住是因为画室的租金比别处便宜。那个时候，这里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当时还住着领社会保险的老工人，但还没有年轻人和孩子。在街上，妇女因稀缺而名贵，原因要么是死了，要么是终日在家，足不出户。那时只有一家小酒店，破破烂烂，跟小区一样。总之，是个荒凉、破败的地方。但似乎正是这个景象刺激了画家的想像力和创作愿望。画家本人也差不多是个孤僻的人。或者说喜欢孤独。
因此，小区没让画家害怕，相反，他爱上了小区。他喜欢夜间回家走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喜欢街灯的颜色和照在房子上的光线。喜欢他移动时跟着他一起移动的影子。喜欢烟灰色的黎明曙光。喜欢聚集在小酒馆、说话不多的人们，他也变成了小酒馆的常客。喜欢痛苦，或者对痛苦的追忆；毫不夸张地说，痛苦已经被无名的什么东西给吞噬了，吞噬之后，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喜欢这样的意识：痛苦最后变成空白的等式是可以成立的。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式可以应用到一切方面去，或者几乎一切的方面去。
这样，他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创作起来了。一年后，他在埃玛·沃特森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那是一个在沃平地区的另类空间。他的画展大获成功。他开创了一个新派别，后人称之为“新颓废派”或者“英国野兽派”。开幕式上展出的作品很大，三米乘两米，在灰色的混合物中，展示小区大难后的废墟。这好像表明画家和小区之间已经产生了全面合作关系。也就是说，有时似乎是画家在画小区，有时是小区在用它凄凉、粗野的线条在描绘画家。作品不坏。但是，如果不是一幅明星之作、比其他作品小得多的代表作推动大批英国画家来看（几年后他们纷纷踏上了“新颓废派”之路），那么画展也许不会取得轰动效应。那幅代表作，两米乘一米，如果仔细看（可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看得仔细），是作者自画像的省略法处理，有时看上去是自画像的螺旋形（这取决于看画的角度），作品中央悬挂着画家的右手，被制成了木乃伊的样子。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样子。一天上午，狂热地投入自画像的创作之后过了两天，画家用画具把右手砍下来了。他立刻在小臂上绑了止血带，把右手送到了一位他认识的动物标本制作人手中，此人了解画家希望的新作性质。后来，画家去了医院，医生们为他止了血，在小臂处塞满药布。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问他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画家的回答是，干活时不注意，是砍刀砍下来的。医生问他砍下来的手在哪里，因为有可能断手再植嘛。画家气哼哼地痛苦叫道，在来医院的路上，他把它给扔进河里了。
虽然他作品的价格高得令人瞠目结舌，但是销售一空。据说，那幅代表作被一位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阿拉伯人买走了，同时买走的还有四幅大画。不久，画家疯了，他妻子只好把他送进瑞士洛桑或者蒙特勒疗养院。
如今他还在疗养院。
反之，画家们则纷纷在小区安家落户。主要原因是房租便宜，但也是被那位画家的传奇色彩所吸引，毕竟是这个人近年来用最极端的方式画出了自画像啊。后来建筑商们来了，后来有些人家买下了改建和重修的住宅。后来时装店、戏剧工作室、自助餐厅纷纷出现，直到变成了伦敦最时尚和表面上便宜的小区之一。
丽兹问莫里尼：“这个故事怎么样？”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他说。
想哭，或者想晕倒的愿望依然存在，但是他忍住了。
二人在丽兹家中喝了下午茶。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丽兹才说起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事情，但用的是偶然谈及的方式，好像她和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对莫里尼来说，既无趣也无益（可他那副紧张样子没能逃过她的眼睛，尽管他小心翼翼什么也不问，因为知道即使提问也减轻不了多少焦虑感），甚至对她也无趣和无益。
下午过得十分愉快。莫里尼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从那里欣赏丽兹的客厅：书籍、挂在雪白墙壁上的镜框（有照片和神秘的纪念品）；表明她有心注意像挑选家具（趣味高雅、令人愉悦、不夸张炫耀）这样的普通事情，从客厅里还能看见一片绿荫覆盖的街道；丽兹肯定每天早晨出门前要看上一眼街道。莫里尼开始觉得舒服了，似乎这位英国女朋友多层面的形象在保护他，似乎这个形象也是一种肯定，那话语像婴儿一样，他不懂，可是让他感到安慰。
告辞前，他问她刚才说的那个画家的名字，是否有那次幸运而惊人的画展的作品目录。丽兹说，他叫埃德温·约翰［48］。她随后起身，去堆满图书的架子上寻找。她找到一大厚本目录，递给意大利人。打开目录前，他想，如此追问画家的故事是不是妥当，尤其是现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想，要是我不问，会急死的。打开目录（更像是一部全面介绍，或者试图全面介绍约翰创作道路的艺术著作），画家的照片在第一页，展示出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那是在他自己断臂之前的照片，目光直对着镜头，微笑，可能是羞怯，或者嘲笑。头发黑且直。
“我送给你了。”他听见丽兹这样说道。
“多谢。”他回答说。
一小时后，二人一起去机场。一小时后，莫里尼飞向意大利。
那个时期，一位此前默默无闻的塞尔维亚评论家、贝尔格莱德大学德语教师，在让－克劳德推动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回忆起一位法国评论家送给出版物的一些小小的发现，是关于萨德侯爵的，这是一堆散乱的临摹纸片，模模糊糊证明萨德侯爵到过一家洗衣店，记录了他跟某位剧场的人有关系，还有一位医生开出的药品费用清单以及购买坎肩的收据（详细记录了纽扣、颜色，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了不起的记录价值，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过萨德其人，他给洗衣店送过衣裳，购买过新服装，与一些人（时光模糊了他们的存在）有过书信往来。
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很像那位法国评论家的论文。但他钩沉的人物不是萨德侯爵，而是阿琴波尔迪；他的文章基于一次详尽、有时没有结果的调查：从德国出发，走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再返回意大利，结束于意大利巴勒莫一家旅行社，看来阿琴波尔迪在这家旅行社早就买好了飞往摩洛哥的机票。塞尔维亚老师说，阿琴波尔迪是一位德国老人。“德国老人”这四个字使用得模模糊糊，好像在用魔杖揭开什么秘密，同时又像极端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