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 第86部分

7月，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一条黑水沟边，位于马伊多雷纳区东边，不远处是一条土路和一些高压输电塔。死者大约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据法医说，死亡时间至少在三个月前。尸体的双手被捆在后背，用的是塑料绳，就是捆绑大箱子的那一种。左手戴一个长长的黑手套，套住了前臂。另外，那不是廉价手套，而是天鹅绒的，就像女明星使用的那种，是有些名气的大明星才用的。摘下手套，发现她戴着两枚戒指，一枚是纯银的，戴在中指上；一枚戴在无名指上，是银的，刻着一条蛇。右脚上穿着男用长袜，是翠西牌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后脑勺上捆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在它旁边有个黑色、优质的乳罩。此外，她全身裸露，没有任何可供确认身份的证件。这个案子经过了严格的手续后，送进了档案室。尸体扔进了圣特莱莎公墓。

7月末，圣特莱莎当局，在索诺拉州政府的协助下，邀请研究员艾伯特·凯瑟勒来访。消息公开后，有些记者，尤其是首都记者问圣特莱莎市政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这位美国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当局默认了墨西哥警方办案的失败呢？主席回答说：不是，绝对不是。凯瑟勒先生来圣特莱莎是举办一个十五学时的培训班，给从索诺拉最优秀的警察中选拔出来的学生上课；选中圣特莱莎做培训地点，对埃莫西约不利，但是考虑到圣特莱莎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也考虑到圣特莱莎发生的连环杀人惨案——这是此前墨西哥鲜为人知的弊病；政府希望马上根除。那么，组成专业警察来根除这一弊病，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克劳斯·哈斯说：各位，我来讲讲是谁杀害了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政府不公正地指责我杀了她。凶手们就是杀害了本城三十多个姑娘的那些小伙子们。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低下了头。丘伊·比门特尔拍下第一张照片。上面有望着克劳斯·哈斯或者看着自己采访本的记者们的面孔，不激动，没热情。

9月，有人发现了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的尸体，地点在城中区和菲利克斯·戈麦斯区交界的哈维尔·巴雷德斯大街几个垃圾桶后面。尸体是全裸的，有勒伤和强奸留下的伤痕，后来被法医确认。受害人名叫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家住鲁文·达里奥区凯赛多教师街。她与三个女子同住，十八岁，是大灌木咖啡馆的女招待，地点在圣特莱莎的老城区。她失踪时无人报警。最后见到她的是三个男人，他们的绰号分别是　“猴子”、“红珊瑚”和“老太婆”。警察打算找到他们。可是，好像大地把他们三个给吞没了。案子送交档案室了。

记者们在想：是谁邀请的艾伯特·凯瑟勒？谁支付凯瑟勒先生的劳务费？支付多少？是圣特莱莎市？是索诺拉州吗？凯瑟勒先生的酬金是从哪里出的呢？是从圣特莱莎大学里出的吗？从州警察署的黑金库吗？干这种事会有私人掏钱吗？会有人赞助这位著名的美国研究员来访吗？他们为什么恰恰在此时此刻请来这么一位研究连环杀人案的专家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呢？莫非墨西哥没有能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学专家？比如说，那位希尔维里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不是相当优秀吗？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那一届人里不是最棒的心理学家嘛？他不是获得过纽约大学的犯罪学硕士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又一个硕士学位吗？请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上课不是开销更少一些吗？把墨西哥的事交给墨西哥人办，不是比交给美国人办更爱国吗？对了，顺便问一句，凯瑟勒先生会说西班牙语吗？要是他不会，那么谁给他当翻译呢？他带着自己的翻译，还是从这里给他安排一个？

克劳斯·哈斯说：我正在进行调查。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他说：监狱里消息灵通得很。他说：朋友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可以讲出来许多事情。他说：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很大的活动范围，给你提供帮助。没人笑。丘伊·比门特尔继续拍照。照片上有女律师，她好像要哭。勇敢点！记者们的目光如同爬行动物的眼睛：他们注视着克劳斯·哈斯。后者的目光落在灰墙上，好像在剥落的水泥上已经写好了他的台词脚本。有个记者轻声耳语道：请说出名字来！但大家都听清楚了。克劳斯·哈斯不再看墙壁，眼睛盯着这个记者。他没直接回应这个要求，而是再次解释在露易丝·桑多瓦尔那个案子里他是无辜的。他说：我不认识她。接着，他用双手蒙住脸。他说：那是个美人，早点认识她就好啦！他觉得头晕。想像着落日下一条街道上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和和气气地散去，最后空无一人，只剩下一辆停在街角的轿车。接着，夜幕降临了。克劳斯·哈斯觉得女律师的手指放到了他手上。她手指太粗，太短。另外一个记者说：需要名字。没有名字，我们没法继续写下去。

9月，在市南区一片空地上，有人发现了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的裸体，她裹在一条毯子里被装进了黑色塑料袋。她双脚用电线捆着，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伤痕。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确定尸体被扔在空地上的时间大概在星期五十二点至周六凌晨一点半之间，因为那广场上的其余时间有买卖毒品的人，有去听音乐的成群年轻人。听取各路人马的报告后，他确信夜里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广场无人。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家住韦拉克鲁斯区，广场方向不是她通常会走的道路。她二十三岁，有个四岁的男孩。跟她共住房子的是两个加工厂的女工，案发时其中一人失业。这位失业女工告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她试图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她问胡安：您觉得怎么样？就因为我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把我给开除了。检察员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问谁准备照顾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儿子。那下岗女工说：是我。这孩子没别的亲人吗？有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下岗女工说：大概没有。不过，可以找一找。据法医说，死因是利器击打头部致死，虽说她肋骨有五根断裂，胳膊上有轻微刀伤。她被强奸过。在毒品贩子发现她躺在市南区布满垃圾、杂草空地上之前至少四天，她就被害了。据她同事说，玛丽娅·埃斯特拉有或者有过未婚夫，大家叫他“奇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但是，人人知道他的工作地点。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塞拉芬·卡拉比多区一家小五金店找“奇诺”。在小五金店里，他打听“奇诺”。人们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胡安按照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女同事说的样子，给店里人描绘了一番。回答依然是：这个店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叫“奇诺”的人工作过，无论是店前还是店后，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特征的人。胡安发动线人工作，自己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寻找“奇诺”。可是结果他好像只是在捕风捉影。

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声望卓著的专家。据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对连环杀手进行心理侧写的先驱者之一。教授说：我得知他曾经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过，还为美国宪兵服务过，或者说是为军事情报局效力。教授说：有聪明才智的人当特工，似乎不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政府没有委托我开培训班，我丝毫没有委屈或者不自在的感觉。教授说：索诺拉州政府很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教授说：在墨西哥，我们总是让很多事情闹得晕头转向。我一看见或者听见或者读到报刊上某些形容词、某些从疯猴子部落说出来的溢美之词，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可人们多年来都习惯了。教授说：在这个国家当犯罪学专家如同在北极研究密码。如同在有恋童癖犯人的牢房里当男童。就如同在聋子国度里当唠叨鬼。就如同在亚马逊女人部落里用避孕套。如果说他们侮辱了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是瞧不起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你准备一辈子养老的积蓄都不见踪影了，你慢慢就习惯了。要是你儿子骗你，你会习惯的。假如根据法律你本来可以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你却不得不干活，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还减少你的工资，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为了涨工资你不得不给不诚实的律师和腐败的侦探工作，你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也比不发你的文章要好，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不能保住岗位了。教授说：我一向在说，凯瑟勒先生是个声望卓著的专家。据我所知，他用计算机工作。这是有趣的工作啊。他还在电影里当顾问。我没看过，因为好久不去电影院了，好莱坞的垃圾片子只能让我打瞌睡。教授说：不过，我孙子告诉我，那些片子好玩，里面总是好人胜利。

记者说：请说出名字来。克劳斯·哈斯说：他叫安东尼奥·乌里韦。片刻间，几位记者面面相觑，似乎在问：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结果，人人都耸耸肩。克劳斯·哈斯说：他名叫安东尼奥·乌里韦，是杀害圣特莱莎妇女的凶手。沉默片刻后，他又补充说：还有附近的。一个记者问：什么附近的？克劳斯·哈斯说：杀害圣特莱莎城里妇女的凶手，也是杀害城外附近妇女的人。有个记者问：你认识这个安东尼奥·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说：我见过他一次，就一次。随后，他喘口气，似乎准备讲个长长的故事。摄影师丘伊·比门特尔连忙抓住机会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由于光线和他站立的姿势，照片上的克劳斯·哈斯显得较瘦，脖子很长，好像火鸡脖子，但不是普通的火鸡，而是能唱歌的火鸡，或者说是那时候准备高歌一曲的火鸡，不是简单地唱，而是扯着嗓子喊叫、尖叫、像研磨玻璃那样尖叫，还带着大量玻璃残渣，就是说声音纯粹，全神贯注，没有半点假嗓的成分。

10月7日，在距离铁道三十米的地方，位于一处棒球场交界的乱草丛中，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年龄在十四到十七岁之间。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胳膊、胸部和大腿有多处青肿以及利刃的扎伤（有个警察还兴致勃勃地计算了一下伤口的数目，数到三十五处的时候，就烦了）；但是，没有任何一处伤口深入致命的器官。受害人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左边的乳头有咬过的痕迹，被咬掉一半，仅靠软组织连接。法医提供的另外一个情况是，死者一腿长一腿短。起初，警方以为借此可以查明她的身份了，后来证明没有根据，因为在圣特莱莎警察局因失踪报警的名单中，没有人与这个特征相符。发现这具女尸的是一群玩棒球的少年。就在他们报案的当天，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就赶到了现场。那个地方已经站满了警察。有几个检察员，有市局警察，是技术科的人，有红十字会的，有记者。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在周围兜了一圈，最后到了停尸的地方。她个子不矮，至少有一米六八。除去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衬衫和一件白乳罩，她是裸体的。二人离开那里后，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的看法如何。拉罗·古拉问：你说的是死者？艾比法尼奥点上一支香烟，说道：是作案现场。拉罗·古拉说：没有什么现场了。有人已经认认真真地弄干净了。艾比法尼奥启动了警车。他说：那些人是蠢货，不可能认真办案，但情况是一样的。现场清理过了。

对于艾伯特·凯瑟勒来说，1977年是丰收年。他先后在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肯塔基、蒙大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缅因、佛罗里达举行讲座。他走遍许多大学，跟过去的学生，如今是老师、已经有了成年的子女，甚至子女都已经结婚的人们谈话。这情况他从来不感到惊讶。他去过巴黎、伦敦、罗马，那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听他讲座的人们都带着他的著作（已经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请他签字、留言（写上几句友好或者智慧的话），他是非常乐于从命的。他还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华沙。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邀请他前往。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来，1998年他仍然要像1977年一样四处奔波。艾伯特·凯瑟勒有时想：实际上，世界很小，尤其是乘飞机、坐在头等舱或者商务舱里的时候，他会暂时忘记去塔拉哈西或者阿马里洛或者新贝德福德讲座的内容，而一心一意地观看奇形怪状的云朵。他几乎从未梦见过杀人凶手。他见过很多凶手，跟踪过更多凶手的线索，但非常罕见会梦到他们。实际上，他梦少，或者说总是恰恰在醒来时就把梦境给忘掉了。他老婆（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常常回忆梦境；一旦艾伯特·凯瑟勒在家里落脚，二人吃早饭的时候，她就给丈夫讲梦里的故事。夫妻俩听着广播里的古典音乐，喝着咖啡、橘汁，吃着妻子用微波炉烤好的美味面包片，脆生生的，比任何外面的面包都好。他在给面包片上抹黄油的时候，妻子给他讲述夜里的梦境，她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的亲戚，几乎全部过世了，或者梦见她和丈夫多年未见的朋友。接着，妻子进了卫生间。他去花园鸟瞰一排排红色、灰色、黄色的屋顶，观看干净、整齐的街道，左邻右舍的少爷们随随便便停放在卵石路而不是自己家车库的新型轿车。在这个居民区里，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非常尊敬他。如果他在花园里，有人出来开车，没进车里之前，一定会向他招手致意说您好，凯瑟勒先生！人人都比他岁数小。那些人已经不年轻了，是医生、项目经理、依靠刻苦工作为生的专业人士，尽量不伤害别人，虽说伤害不伤害没法弄明白。有时，邻居们在花园里、游泳池旁边举行烧烤聚会。有一次，经不住妻子恳求，他也去过一次，喝了半瓶啤酒和一杯威士忌。这个小区里，没住着警察。惟一似乎头脑清醒的人是个大学教授，秃顶、瘦高个，后来发现是个只知道说体育的白痴。有时，他想：一个警察或者老警察最好跟女人或者另外一个警察或者同一级别的警察在一起。具体到他这里，最好跟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