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我会说出来。男记者笑了。《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说别因为她在场就装腔作势！丘伊·比门特尔给女律师拍了一张照片。他心想：这是个美人，身材苗条，挺拔，表情高傲。是什么推动这样一个美人奔走于法庭和监狱之间呢？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说吧！他看看天花板，说道：准确的词汇就是“受到了刺激”。记者齐声问道：什么刺激？克劳斯·哈斯说：达尼尔·乌里韦由于看到了堂兄的所作所为，慢慢受到了刺激；不久以后，他也开始强奸和杀害女人了。女记者喊道：真是发疯！
11月初，圣特莱莎一所私立学校的郊游小组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母圣天山最陡峭的山坡上，那山也叫达维拉山。领队的老师用手机报了警。五小时后，警察才到现场。那时天快黑了。在登山的过程中，有个检察员名叫艾梅尔·多诺索，脚下一滑，摔断了两条腿。那些郊游的师生一直没离开现场，帮助运送受伤的检察员到圣特莱莎一家医院。次日凌晨，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几个警察帮助下重返圣母圣天山，陪同前往的还有那位发现了尸骨、随后报警的老师。这一次，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尸骨并且运送到了城里的法医处。法医确定尸骨属于女性，但无法确定死因。尸骨缺少软组织，连尸体的人形都不完整。在发现尸骨的地方，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发现了一条裤子，已经被风吹雨淋得残破不全。好像有人在抛尸山林前，先脱下了受害人的裤子。要么就是脱下她裤子装进了口袋，然后抛到距离死者几米远的地方。说实话，这一切毫无意义。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到了十二岁，我和凯利就不再见面了。建筑师里维拉意外身亡。凯利的母亲突然失去了丈夫，对一切充满了疑惑。她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让凯利换学校；然后，卖掉了克约阿甘区的住宅；母女住进了罗马区的一处单元房。但是，我和凯利继续保持电话联系，也见过两三次。后来，她们离开了罗马区的单元房，搬到纽约去了。我记得凯利走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那时我想永远再也见不到凯利了。十八岁时，我进了大学。我想我是我家第一个读大学的女人。可能家里之所以让我继续读书，是因为我说不让我念书我就自杀。我先是攻读法律，后来又学新闻。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愿意活下去，就是说活得像个人样，活出我自己的个性来，那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向我首先关心的事情，而此前家里关心的事情与我关心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区别。我像凯利一样也是独生女；家族的成员一一衰老，一个接一个去世。也许您能猜想到，我的性格里容不下“衰老”和“去世”的概念。我太热爱生活了。我喜欢生活能为我提供的一切，不给别人只给我的一切；另外，我相信理应得到一切。在大学里，我开始变了。认识了另类的人。在法律系，我认识了革命制度党的年轻野心家；在新闻系，认识了墨西哥警察的鹰犬。他们都教会了我一些东西。老师们很喜欢我。起初，这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会喜欢我呢？我就像是从19世纪初一座固定茅舍出来的人呀。难道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独具魅力或者聪明过人？我知道我不傻，可也不太聪明。那为什么我会让老师们产生好感呢？难道因为我是血管里流淌着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血液的最后一人？即使如此，那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就该与众不同呢？很可以写一部关于墨西哥人多愁善感的揭秘专著。我们墨西哥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啊！表面上，我们是多么朴实，或者说，在别人面前，我们是多么朴实！而实际上，我们是多么阴暗啊！咱们墨西哥人，是多么渺小！面对自己和面对别人时，变得多么扭曲啊！这一切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掩饰什么？为了让人相信什么吗？
早晨七点钟，凯瑟勒醒了。七点半，淋浴完毕，穿好了白衬衫、绿领带和灰珍珠色的西装，下楼吃早饭。他要了橘汁、咖啡、两片面包抹黄油和草莓酱。黄油不好，草莓酱不错。八点半，就在他翻阅命案报告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察接他走。两位的态度是全心全意的。两位像是第一次被允许给妓院老板穿衣服的青楼女子。但是，凯瑟勒没看出来两位的神情。九点，他做内部讲座，只给二十四名挑选出来的警察传授。大部分穿便衣，个别穿警服的也有。十点半，参观检察警署的附属单位。他查看了计算机，用识别嫌疑人身份的程序玩游戏，陪同的警察们露出满意的表情。十一点半，全体前往距离警署大楼不远的墨西哥北方特色餐厅吃饭。凯瑟勒只要了咖啡和奶酪三明治。但是，检察员们非要他尝尝餐厅老板亲自送上来的两大托盘墨西哥风味小吃。喝过咖啡后，没等他要求，服务员送来了一杯凤梨汁。他品尝一下，立刻发现里面掺了白酒。掺的很少，为了调味，或者说为了中和凤梨的香气。有些小吃是脆的，里面有馅，但难以辨认；有些小吃外表很软，像是煮过的水果，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肉馅。一个托盘的食物很辣，另外一个微辣。凯瑟勒品尝了微辣食品，说道：好吃，很好吃。然后，品尝了很辣的，赶忙喝光了凤梨汁。他心里说：这些龟儿子吃得很好嘛！下午一点钟，他跟着两个讲英语的检察员去看十个地方——是他从看到的案卷中挑选出来的。在他乘坐的车子后面，跟上来另外一辆轿车，里面有三位检察员。他们先到了博得斯塔山谷。凯瑟勒下车，靠近谷底，拿出一张城市地图，做了记录。然后请检察员们带他去好景居民小区。到达后没有下车。他把地图摊开，胡乱写了点什么，检察员也看不明白。接着，他要求去星星山。他们穿过马伊多雷纳区从南边进山。凯瑟勒问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检察员们说了。他要求下车走走。后面的轿车也停了下来。开车的人打手势问前面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街上，站在凯瑟勒身边的检察员耸耸肩，表示莫名其妙。最后，全体下车，开始跟着那位美国人走起来。一路上，行人都斜视着凯瑟勒；有些人担心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有些人以为这涉及一伙贩毒分子。但有些行人认出来了这个走在队伍前面的老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侦探。走过两个街区后，凯瑟勒发现了一家设在葡萄园里，用木柱支撑蓝白条格帆布的架下，摆着餐桌的露天饮食店。地面铺有地板。店中无人。他对一个检察员说：咱们进去坐一会儿吧。从葡萄园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星星山。检察员们把两张餐桌合在一起，坐下来抽烟，不由得相对一笑，好像在说先生，我们准备好了，请您吩咐吧。凯瑟勒心里想：一张张年轻、精神焕发的面孔，一张张健康的面孔，其中有些人会不等衰老、不等有皱纹、不因为岁月沧桑、担惊受怕或者胡思乱想就可能英年早逝啊。一个中年妇女，系白围裙，从饮食店后面走出来了。凯瑟勒想要一杯放冰块的凤梨汁，类似早晨喝过的那一种。但是，警察们劝他要点别的，因为这个地区制作果汁的水不可靠。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英语中“自来水”的说法。凯瑟勒问大家：朋友们，各位喝点什么啊？警察们说：龙舌兰。然后，解释说这是一种只有在索诺拉才能蒸馏的饮料，使用一种只有本地才生长的特殊龙舌兰品种，墨西哥其他地方没有。凯瑟勒说：那咱们就尝尝龙舌兰吧。这时，一群儿童向饮食店里张望，看看警察，然后跑了。那中年妇女回来时，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放了五个杯子和一瓶龙舌兰。她亲自给凯瑟勒斟酒，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听凯瑟勒的意见。美国大侦探说：真棒啊！与此同时，感觉热血上头了。女人问：凯瑟勒先生，您来这里是为了那些女尸吧？凯瑟勒问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昨天看见电视上有您。我还看过您的影片。凯瑟勒说：啊，您还看过我的电影。妇女问：您打算消灭这些杀人凶手？凯瑟勒说：很难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试试吧。只能这么说了。检察员为她翻译成西班牙语。从他们所在的蓝白条格帆布下面望去，星星山好像石膏模型。黑线条大概是垃圾。棕色线条大概是岌岌可危、勉强维持平衡的破旧房屋。红线条大概是被风吹雨淋的铁块。凯瑟勒说：这龙舌兰很好。起身时，他在餐桌上放下一张十美元钞票。检察员们赶忙把钞票还给他。他们纷纷说：凯瑟勒先生，您是我们的客人。凯瑟勒先生，您这是在自己家里啊，别客气。跟您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很高兴跟您一起巡逻。凯瑟勒笑着问：咱们是在巡逻吗？那妇女站在饮食店深处望着他们远去，她像座雕像，半身被一道分隔厨房或者餐桌区的幕帘所遮蔽。凯瑟勒心里纳闷：是谁把那些铁块搬到山顶上去的呢？
记者问：克劳斯·哈斯，所有这些情况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克劳斯·哈斯说：老早就知道了。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克劳斯·哈斯说：因为我必须核实一下情况。《独立报》的女记者问他：你在监狱里面还能核实什么呀？克劳斯·哈斯说：咱们别回到老问题上去了！我有我的联络网，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线人。根据你的联络网，乌里韦堂兄弟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克劳斯·哈斯说：他俩失踪六个月了。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吗？克劳斯·哈斯说：对，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但有人说曾经在图森、凤凰城，甚至洛杉矶见过他们。记者问：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证实你这个说法？克劳斯·哈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说道：设法弄到他俩父母的电话，一打听就行。
11月12日，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警察局的无线电频道里听说圣特莱莎又出现了一具女尸。虽然案子没有交给他办理，他还是去了现场——在菲利克斯·戈麦斯区，加勒比和百慕大两条街之间。死者名叫安海利卡·奥丘阿。封锁出事地点的警察们告诉他，更像算账，不像情杀。案发前，有两名警察看见一对男女在人行道上吵得面红耳赤，旁边是牛仔歌舞厅。考虑到这是典型的情人吵架，警察没有干涉。安海利卡·奥丘阿左太阳穴中了一枪，子弹从右耳穿出一个洞。第二枪打在她面颊上，从颈部右侧穿出。第三枪打在右膝盖上。第四枪打在左大腿上。第五枪也是最后一枪打在右大腿上。胡安·德迪约斯想：开枪的顺序可能从第五枪开始，到第一枪结束，致命的一枪。枪响时，那两个看见男女吵架的警察在什么地方啊？问及此事，两个警察说不清楚，只说听见了枪声后，转身返回加勒比大街。那个地方就剩下了地上躺着的安海利卡。好奇的人们纷纷从附近的街门向外探头探脑。出事的第二天，警方声称案子属于情杀；杀人嫌疑犯名叫鲁本·戈麦斯·阿兰西维亚，是有名的妓院老板，绰号“疯鹿”，不是说他长得像鹿，而是说他曾经疯狂“宰”过很多男人，就是说，像二三流妓院老板那样，暗中坑害男人，从中渔利。安海利卡·奥丘阿是他老婆，似乎“疯鹿”听说老婆要弃他而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坐在方向盘后面，车子停泊在黑暗的街角，心里想着这桩案子：可能杀人不是预谋的。起初，“疯鹿”打算恐吓或者警告老婆，所以开枪打了对方右腿；后来一看到安海利卡痛苦或者吃惊的表情，盛怒之下，恶意萌生，想给老婆来个对称，于是开枪打了左腿。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四个车门都是敞开的。胡安·德迪约斯趴在方向盘上，欲哭无泪。警方试图抓住“疯鹿”，无果。他失踪了。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我十八岁开始有情人。整个墨西哥都知道关于我的性爱传说。可传说终归是传说，在墨西哥尤其不真实。我第一次跟男人上床是出于好奇。可能你听说过。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因为爱情、钦佩或者害怕。我本来可以出于怜悯跟男人睡觉，因为我第一次性交的小伙子让我感到可怜。可是说心里话，我跟他做爱纯粹出于好奇。两个月后，我把他给甩了，找了一个傻瓜，他以为自己要去搞革命了。墨西哥盛产这种傻瓜。他们是些特别愚蠢的小伙子，狂妄之极，一遇到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这样的女人，他们就神魂颠倒，立刻跟她性交，好像占有我这样的女人等于十月革命里占领了冬宫。那可是冬宫啊！可是他们连俄罗斯夏季别墅的草坪都不会修剪！很快，我把他也给甩了。如今他是有些声望的记者了，每当喝醉酒的时候，就说他是我一生的初恋。后来，那些接踵而至的情人，或者是我喜欢他们在床上的表现，或者因为我喜新厌旧要换花样，而他们或者机智诙谐，或者活泼好玩，或者特别稀奇古怪，只能让我发笑。您一定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大学左派队伍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我甚至访问过古巴。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我丈夫也是左派，是革命制度党成员。我开始进入报界工作。每到礼拜天，我就回家，我是说回老家，家族的人们在那里逐渐衰老，我转转走廊、花园，看看老照片，读读陌生祖先的日记——更像是弥撒书，安安静静地坐一坐，坐在院子里的石井边，胡思乱想，连连抽烟，不读书，不认真思考，有时甚至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说真话，我感到厌烦。我想干事，可是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才好。几个月后，我就离婚了。这场婚事不到两年。当然，我家族的人们都劝我别离婚；他们说，要是我离婚，就把我给扔到大街上去！他们百分之百地有道理啊；他们还说，我是艾斯基维尔家族里第一个破坏婚姻圣事的人。有位九十岁高龄的伯伯是神父，名叫堂·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要跟我谈话，要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让他们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我那指挥别人、驾驭别人、领导别人的怪才突然而至，我把他们每个人一一摆平了。一句话，在这个家族的大墙里面，我变成了今天的我，今后一直如此，到我死为止。我对大家说：假虔诚、假正经、两面三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说，今后我绝对不允许这个家里有二尾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