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迪是一位德国老人。“德国老人”这四个字使用得模模糊糊，好像在用魔杖揭开什么秘密，同时又像极端具体的批评文学，一种非思辨的文学，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
让－克劳德觉得这篇文章很怪。发表前，他给曼努埃尔、莫里尼和丽兹各寄了一份复印件。曼努埃尔说，这里面能有些东西，尽管这种调研方式让他觉得是啃书本的活计、一个助手非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他的看法；他还说，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热潮中有这种没思想的狂热分子也是好事嘛。丽兹说，她一直有一种本能（女性的）认为阿琴波尔迪迟早会走到摩洛哥的什么地方；塞尔维亚作者文章的惟一价值就是那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字预订的机票，那是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飞向摩洛哥拉巴特前一星期的事。她说，从现在起，咱们可以想像阿琴波尔迪迷失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某个山洞里了。莫里尼则一句话没说。
事情走到这一步，就有必要澄清一下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了。的确有一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名字预订的飞机票。但这个预定根本没有落实，在登机时，阿琴波尔迪压根没露面。塞尔维亚老师认为，这问题是明白无误的。不错，阿琴波尔迪是亲自预订了一张飞机票。我们可以想像一下，阿琴波尔迪在旅馆里，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喝醉了；甚至可能在半睡状态下、糊里糊涂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气时做了重大决定，跟航空小姐说预订票时使用了笔名，而不是护照上的真实姓名，这个错误明天就亲自去航空公司办公室改正，再用真名买票。这就说明了阿琴波尔迪没有出现在飞往摩洛哥航班上的原因。当然，也存在别的可能性：阿琴波尔迪到了最后一刻，经过三思（也许四思），决定不做这趟旅行，或许，在最后一刻，决定旅行，但不去摩洛哥，而是，比如，美国，或者，所有这些只是玩笑，或者误会。
在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里，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作了描述。但一眼可以看出，其描述来自那个施瓦本人的口述。当然，在施瓦本人的口述中，阿琴波尔迪还是个年轻的战后作家。塞尔维亚老师文章中惟一在体貌方面的描述就是让阿琴波尔迪从1949年在荷兰弗里斯兰出现的年轻人（那时仅仅出版了一部著作）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阅历丰富，著作等身），但体貌特征依旧，好像阿琴波尔迪与大多数人的变化相反，样子一直没变。塞尔维亚老师说，我们的作家阿琴波尔迪，从创作角度看，毫无疑问，是个意志顽强的人，顽强得像头牛，倔强得像毛驴；如果阿琴波尔迪在西西里岛上下午最忧伤的时刻，打算去摩洛哥旅行，哪怕没用真名订票，而是用了阿琴波尔迪这样的笔名，虽然是疏忽，但绝对不能让我们抱这样的希望：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不亲自去旅行社用真名和合法护照买票，也没去登机，而是像成千上万孤独的德国老人那样独自飞跃长空，去北非某国。
让－克劳德心里想：他老啦，独身一人啊。是成千上万德国独身老人之一啊。如同一台孤独的机器。如同突然衰老的光棍，或者如同一个乘坐光速旅行归来的光棍看见了别的衰老或者变成了冰雕的光棍。成千上万孤独的机器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羊膜般的地中海，吃着意大利通心粉，喝着红葡萄酒或者苹果酒，半睁半闭着眼睛，确信退休老人的天堂不在意大利（同样不能在欧洲任何地方），飞向非洲或者美洲混乱的机场去，那里卧着大象。那是以光速飞向巨大的坟墓啊。让－克劳德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让－克劳德望望双手，心里想着，墙上有斑点，手上也有斑点。这个讨厌的塞尔维亚臭狗屎！
等塞尔维亚人的文章发表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不得不承认塞尔维亚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曼努埃尔说，应该做调查，应该有文学评论，应该写阐释性论文，如果时机到了，可以印刷宣传小册子，但是不能搞这种科学幻想与没写完的侦探小说混合的杂种。让－克劳德完全同意他朋友的看法。
1997年新年伊始，丽兹渴望有什么变化。希望放假。希望去爱尔兰或者纽约看看。希望强制自己离开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她约二人来伦敦一谈。让－克劳德凭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或者没什么不可逆转的事发生。他心平气和地赴约，准备多听少说。曼努埃尔恰恰相反，担心最坏的事发生（丽兹准备告诉他们她更爱让－克劳德，不过会向他保证友谊长存，甚至有可能邀请他在迫在眉睫的婚礼上作傧相）。
第一个出现在丽兹单元房里的是让－克劳德。他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丽兹说，最好等曼努埃尔来了再谈，这样可以避免同样的话重复两次。由于二人没什么重要事可说，便开始谈天说地。让－克劳德很快就不听话了，改变了话题。丽兹于是说起阿琴波尔迪。这新话题几乎让他心烦意乱。他又想起那个塞尔维亚人，又想起那个可怜、孤独、可能厌世的老作家来（阿琴波尔迪），又想起自己浪费的岁月，想起丽兹出现前自己的蹉跎岁月。
曼努埃尔要迟到了。让－克劳德想：整个生活全都是一堆臭狗屎；他吃了一惊：怎么会这么想呢！后来又想：要是没这个四人帮，现在她就是我的啦。又想：要是没有什么亲和力、友谊、知己、联盟，现在她就是我的啦。稍后又想：要是一切都没有，我也不可能认识她呀。又想：也有可能认识她，因为我们对阿琴波尔迪的兴趣是属于每个人的，不产生于我们这个友谊整体。又想：也有可能她恨我啊，可能觉得我好卖弄学问，感觉我冷漠、傲慢、孤芳自赏，是个排他的酸臭文人。“排他的酸臭文人”这说法让他很开心。曼努埃尔已经迟到了。丽兹似乎也非常平静。实际上，让－克劳德表面上也很平静，但远非如此。
丽兹说，曼努埃尔迟到了是正常的。她说，飞机常常晚点。让－克劳德想像着曼努埃尔的班机在火焰中冲向马德里机场跑道，在轰鸣中扭成一堆废铁。
他说：“咱们应该打开电视吧！”
丽兹看他一眼，冲他一笑。她笑着说：“我从来不开电视。”她奇怪让－克劳德竟然不知道她不看电视。让－克劳德当然知道。可他此前一直没情绪说：咱们看看消息吧，看看电视上是不是有飞机失事。
他问：“我可以开电视吗？”
“当然可以。”丽兹说。让－克劳德一面弯腰按动电视开关，一面偷偷瞧起她来，光彩照人，神情自若，一会儿准备烧茶，一会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一会儿把刚才拿出来展示的书籍放回原处，一会儿接一个并非曼努埃尔打来的电话。
他打开了电视。把不同的频道一一巡视一遍。他看见一个大胡子身穿破衣烂衫。他看见一群黑人走在土路上。他看见两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在不慌不忙地交谈，二人双腿交叉，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身后时隐时现的地图。他看见一位肥胖的太太在说话：女儿……工厂……会议……医生们……不可避免的，后来，她微微一笑，低下头来。他看见一位比利时大臣的脸。他看见一架飞机的残骸正在跑道一侧冒烟，四周有救护车和消防车。他大声喊叫丽兹。可丽兹还在打电话。
让－克劳德没再喊叫，只说：曼努埃尔的飞机爆炸了。丽兹没看电视屏幕，瞅了他一下。他只用几秒钟就明白了，着火的飞机不是西班牙的。在消防队员和救护队员旁边，可以看到有些乘客逐渐远去，其中有些人一瘸一拐，有些人披着毛毯，他们因害怕或者惊吓而变了脸色，但是显然都没有大碍。
二十分钟后，曼努埃尔到了。吃饭时，丽兹告诉曼努埃尔让－克劳德以为他乘坐在失事的飞机上了。曼努埃尔哈哈大笑，但是怪怪地瞅了让－克劳德一眼，没被丽兹察觉；但让－克劳德立即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另外，这顿饭吃得很阴沉，虽然丽兹的态度完全是正常的，好像与他俩是偶然邂逅而并非事先明确告知他俩来伦敦聚会。她还没张口，他俩已经猜出她要说什么了：她打算终止，至少暂时停止与他俩的爱情关系。她举出的理由是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做事；接着，她说，不愿意与他俩绝交。她需要思考，仅此而已。
曼努埃尔接受丽兹的解释，没提任何问题。让－克劳德相反，本来他打算问问是不是她前夫与这个决定有什么关系；可是有了曼努埃尔做榜样，他也宁可一言不发了。午饭后，三人乘坐丽兹的轿车在伦敦兜风。让－克劳德坚持要坐在后排，直到看见丽兹目光中的嘲讽闪过，方才同意大家随意，可结果恰恰是他坐到了后排。
丽兹一面驾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大道，一面对二人说，晚上最好三人同睡。曼努埃尔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风趣的话，算是继续开玩笑吧。让－克劳德不敢肯定丽兹是不是开玩笑，更不相信自己会参加三人同睡。后来，三人去肯辛顿公园的彼得·潘塑像附近看落日。三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旁边是一棵高大的圣栎树；这是丽兹喜爱的地方，从小为之着迷。起初，三人看见一些人躺在草坪上；但是，渐渐地附近的人都走了。男男女女走过去，穿着华丽的女人匆匆向蛇行艺廊或者阿尔伯特纪念碑走去；一些男人夹着破报纸向反方向走去；母亲们拉着婴儿车走向贝斯沃特路。
夜幕开始降临时，三人看见一对说西班牙语的青年男女走到彼得·潘塑像前。女的黑发，很漂亮，伸手要摸彼得·潘的腿。男的个子很高，留着大小胡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记了什么。后来，他高声说道：“肯辛顿公园。”
女的不再看塑像了，而是看湖水，确切地说是看道路与湖水之间的草丛中有什么在动弹。
丽兹用德语问：“她在看什么？”
“像是一条蛇。”曼努埃尔说。
“这里没蛇！”丽兹喊道。
这时女的叫男的：“罗德里格，过来！看这个！”男的好像没听见。他已经把小本子放进皮夹克口袋里了，正在悄悄欣赏彼得·潘塑像。女的弯腰在看草叶下的什么东西向湖里爬去。
让－克劳德说：“看来真的像蛇啊。”
“这话我说过了。”曼努埃尔说道。
丽兹没理二人，起身去看个明白。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丽兹家的客厅里只睡了短短几个小时。虽说有沙发床和地毯可供他俩使用，可就是没办法入睡。让－克劳德打算给曼努埃尔解释失事飞机的事。可曼努埃尔说，没必要解释什么，他都明白。
清晨四点，经一致同意，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拉开电灯，开始读书。让－克劳德打开一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作品的书，莫利索属于印象派画家成员；可是，片刻后，他很想把书摔到墙上去。曼努埃尔则相反，从旅行袋里掏出《头颅》来看。《头颅》是阿琴波尔迪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他开始复习在书的空白处写下的注释，这将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他打算发表在博希迈尔主编的杂志上。
曼努埃尔的论点（让－克劳德也赞同）是这样的：阿琴波尔迪以《头颅》作为自己文学冒险生涯的结束。曼努埃尔说，《头颅》之后，图书市场上就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另外一个著名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迪特尔·荷尔菲德，认为这个看法过于冒险，因为根据只是阿琴波尔迪的年龄，而此前在《铁路之美》问世时也有人说过类似的意见，甚至在《比特丘司》出版时，柏林一些教授也说过类似的意见。清晨五点，让－克劳德洗了淋浴，然后准备茶点。六点，曼努埃尔再次入睡，但六点半醒来，心情不好。差一刻七点，二人叫了出租车，收拾好客厅。
曼努埃尔写了一张辞行留言。让－克劳德从旁边瞥了一眼，想了几秒钟后，决定也写留言。出门前，他问曼努埃尔要不要洗淋浴。西班牙人回答说：到马德里再洗。那里水好。让－克劳德说：确实如此；但他觉得这话愚蠢，有妥协的意思。随后，二人悄悄走了；在机场吃了早餐，如同以往多次的做法一样。
飞机带着让－克劳德飞回巴黎时，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想那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的书，昨天夜里他真想把书摔到墙上去。让－克劳德问自己：为什么呀？莫非他不喜欢莫利索的画，或者某个时刻的表现？实际上，他喜欢这位印象派女画家的作品。突然，他明白了：那书不是丽兹买的，而是他买的；是他从巴黎到伦敦一直携带着这本用礼品纸包装好的图书；丽兹一生见过的莫利索早期作品的复制品全都收集在这本图书里；他记得丽兹坐在他身边，他一面介绍每幅画作一面抚摩丽兹的后颈。难道现在他因为送她这本书后悔了吗？没有。当然没有。这位印象派女画家与他俩的分手有什么关系吗？这想法真荒唐。那他为什么要把书摔到墙上去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想莫利索、图书和丽兹的后颈，而不想想三人同睡的某种可能性呢？这种可能性那天夜里在丽兹的单元房像个印第安魔法师那样号叫着飘浮着而始终没能实现。
飞机带着曼努埃尔飞回马德里，他与让－克劳德相反，心里想着对阿琴波尔迪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看法，在想是否有道理，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书市上将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还想到了这后面的全部意义；他想到了火焰中的飞机以及让－克劳德的阴暗想法（可够现代化的，这婊子养的！可只有对他合适的时候才现代化啊）；他时不时地看看舷窗外面，看上一眼引擎，特别渴望回到马德里。
在一段时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没有通话。让－克劳德偶尔给丽兹打电话，虽然他与丽兹的谈话越来越……，怎么说呢？装腔作势，好像维系这种关系的只有彬彬有礼了；另外，他跟莫里尼还像从前那样打电话，这二人的关系毫无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