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 第23部分

这种局面随着1927年光电管被发明出来而结束了。它能够把声波转换成电磁波记录在电影胶片上，放映时再还原成声波。电影公司迅速使用了这项发明。1927年，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手》问世了，从这天起，杜拉斯的母亲，或者其他为电影现场配乐的人们失业了，“转变观念”真是痛苦的，所以，就连卓别林都站出来反对角色开口讲话。然而，人们一旦看到声色俱全的电影，纷纷涌进电影院，有声时代就这么开始了。风气所趋，卓别林在1931年的《城市之光》中，也采用了音效与音乐。

就像孩子一旦有了心爱的玩具，就会一刻不停地留它在身边；就像人一旦有了好看的衣服，决不会在夜里穿出来一样，电影刚一有了声音，就有一大批歌舞片出现，比如《百老汇旋律》、《喝彩》、《水上舞台》、《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1934年，奥斯卡奖有了最佳作曲、最佳配乐和最佳歌曲三项奖。从此，音乐成为电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电影中的灵魂、韵律，甚至获得独立的生命，在它所依附的电影都已经被人遗忘之后，依然久久在人群中流传。

又来了！　复仇者

如果要仿造一部“上世纪七十年代亚洲电影风”的电影，最必不可缺的因素是什么？昆汀·塔伦蒂诺用他的《杀死比尔》做出了回答：复仇。不但整个故事以复仇为线，穿插其间的水蝮蛇石井御莲的故事，依旧和复仇有关。不复仇，就不够“七十年代”。

席卷整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复仇电影风潮，其实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了。《独臂刀》、《独臂刀王》、《新独臂刀》，一直到《快活林》、《马永贞》、《报仇》、《十三太保》，整个七十年代，香港电影都在复仇。这风气甚至延伸到八十年代，蔓延进台湾电影里，比如《盖世奇花》、《怒剑狂花》……中国内地则慢了半拍，复仇风潮落在了八十年代的电影中。《风尘女侠吕四娘》、《孤独的谋杀者》、《金镖黄天霸》，奸贼人头落地的时候，片尾曲跟着出来了。

不只香港，日本有复仇女神芽衣子的《修罗雪姬》和《女囚701》系列，专心致志讲述复仇故事。一集和另一集故事相差无几，女神换身衣服就在被陷害和报仇雪恨之间奔走，观众照旧津津乐道。美国有《猛龙怪客》开启的“以暴制暴”风潮，从《出租车司机》一直到八十年代的《第一滴血》，遇到不平，报警？上法庭？不，翻出那杆蒙尘的长枪才是正经。

有人将七十年代这股汹涌的复仇狂潮，归罪于越战、水门事件、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带来的紧张气氛。但这种解释，或许犹如股市里所谓的利好利空，在上升期，总能找到春风满面的利好消息辅佐风势，在下跌段，也总能逮到愁云惨雾的利空消息作为替罪羊。那些被认为引发了银幕复仇潮的大事件，其实在任何时间都不罕见，只不过它们恰好发生在当时当地，被顺手牵来当了注脚。任何时代的群众，其实都有理由认为自己被亏待了。

复仇电影，或许只是电影本身的风潮，是电影的喇叭裤、百褶裙，是创意匮乏时，最心安理得的抄袭理由。再没有一种故事核，像复仇这样便捷，信手拈来即可敷衍成篇，单线发展照旧揪住观众一颗老心，最后十分钟里送反角归西就可包观众满意而归。我如果是个编剧，定无比怀念七十年代，大家齐心协力写同一个故事。人生最重要是有边界，边界里的自由，是最有安全感的自由。

既然是风潮，隔段时间，总会重来。这不，时隔三十年，银幕复仇潮又来了，“9·11”事件后，由头有了，美国陆续出现了《杀死比尔》、《单刀直入》、《怒火中烧》、《威震八方》、《勇敢者》、《非法制裁》等影片，银幕大佬全部卷入。连知性女代表人物朱迪·福斯特都卷起袖子上了阵。韩国有《复仇三部曲》（《我要复仇》、《老男孩》、《亲切的金子》），日本有《机关枪少女》，唯独香港空缺，当然我们知道，香港电影，其实已经不是当初那个“香港电影”了。

在银幕的明暗之间，在作为复仇对象的歹人之血涌出的刹那，永恒地存在于整个世界的，那股莫名的怒火，有了一个小小的出口。

所有的故事都是爱情故事

为什么有些作家的生平一次再一次被拍成电影，有些作家却从没得到电影的垂青？原因怕是很简单，全看他们拿不拿得出一段像样的情史——名人的所谓生平，通常等于情史。

阿娜伊丝·宁和亨利·米勒以及亨利的妻子琼的故事被拍成了《亨利和琼》，他们的情事够拥挤也够惊世骇俗。迪伦·托马斯和两个女人以及冲锋枪的故事，成就了《爱的边缘》；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特德的生活那样穷困——《苦涩的名声》从头到尾都有一股子冷嗖嗖的厨房里劣质肥皂的黯败味道，但不妨碍《瓶中美人》照旧把婚恋当做两人平生的头等大事。连古板的T。S。艾略特都拥有《笔外断肠天》这样的传记片，甚至卡波特也同时成了《冷血》和《声名狼藉》的主人公——里面没有爱情，却有情欲的暗影蠢蠢欲动。

情史不够丰富，就创造一段——当然，这一条法则仅适用于生存年代久远些的作家。《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理直气壮地给莎士比亚安排了一个缪斯；萨德在疯人院里形影相吊，《鹅毛笔》却也及时地为他送去一位洗衣女工，传递手稿的同时抚慰身心；至于简·奥斯汀，她一个接一个地把笔下的女主人公嫁了出去，这样“生动地忙碌”着，那么，让那段在她的传记中只占六页篇幅的恋情，在《成为简·奥斯汀》里再生动些，再忙碌些，让男主人公再接近达西先生些，简·奥斯汀书迷会的成员们，大概并不会有太多意见。

所以，我们几乎没在银幕上见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太沉稳了，离我们太近了，也活得太久了——相对于总要早夭的诗人，而且以小说的工作量，他们也难得匀出时间来制造惊世之恋。更别提查尔斯·兰姆，他的姐姐精神病发作把母亲刺死，迫使他终生不娶照顾姐姐，以免她被送进疯人院。这样的故事，大概只有七十年代的B级片导演感兴趣，还有赫尔曼·麦尔维尔、惠特曼、海明威、D。H。劳伦斯，他们的生平故事，老实的部分太老实了，暧昧的地方又太暧昧了，而电影需要鲜艳。

所有的故事都必须是爱情故事，而且是鲜艳的爱情故事。就连泰坦尼克号沉没，或者珍珠港事件，亦得托赖一段三角恋，才被梳理出脉络画出骨骼。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分明是一部散文集，等到改编成电影，也得变成一个生死恋故事。非洲大陆的羚羊和白鹭，要想在《动物世界》之外的地方露面，唯一的办法是恰好在男女主人公拥吻时从旁边经过。

一个故事，要想获得存在的资格，必须得是爱情故事。最严肃的文学杂志，也希望作者的小说里能有若干情欲描写；最畅销的纪实杂志，不管是英雄故事还是捐肾、捐骨髓的故事，编辑总会要求“加条感情线进去”。最初的欲望，仍是一切的动力，最堂皇的人和事背后，仍然需要用人的欲望打底子。

所以，徐志摩的全部身份，是陆小曼的情人，而不是写下《云游》和《偶然》的那个诗人。我们小城那个著名的女律师，从没能和她接手的大案一起进入小城居民的记忆，倒是因为她恋上了小她二十岁的青年而被挂在嘴边。…》小说下栽＋。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