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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三二○——三二二页（柏克尔本第一七○——一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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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疯子看待的。但是在正直这件事上却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个人是不正直的，“他是不会承认自己不正直的，而”如果他承认自己不正直，那他就要被认为是疯子了。他必须装出正直的样子；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分享正直，否则他就要被逐出社会之外了。“
因此必须承认，政治智慧是人人分享而且必须分享的东西，这样国家才能存在。
①
（二）这种政治科学也有这样的性质，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努力而获得它”
，关于这一点，他又提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说：他所根据的是“没有人责备或惩罚一个人由于天性或偶然而得来的缺点或疾病，而是对他表同情的。
相反地，那些可以由勤勉、习惯（练习）
、学习而去掉的缺点，则被认为是应受责备和惩罚的；“他对这些缺点是有责任的。
“不敬神和不正直是属于这一类的，一般说来，凡是违背公共道德”——公正和廉耻——“的，都属于这一类。犯了这一类罪过的人要受到谴责，他们之所以受到惩罚，道理在于他们”是能够免除这些罪过的，并且“更是能够通过教养、教育而获得政治品德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普罗泰戈拉也提出了惩罚的目的。
“因此人们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惩罚，——除了当头打击一只猛兽以外，——而是为了将来：使犯罪者和被他的罪行所诱惑的人都不再犯。因此，在这一方面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那种品德可以通过教导和练习而获得。”
②
①同上书，第三二二——三一三页（柏克尔本第一七四——一七六页）。
②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三二三——三二四页（柏克尔本第一七六——一七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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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智 者 派７１
（三）再提到苏格拉底所提出的那个反驳，即是说，像柏里克勒那样以政治品德出名的人，并没有把这种品德传授给他们的孩子和朋友。
于是普罗泰戈拉说，“这一点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反驳，就是：（甲）在这些品德上，是一切的人受教于一切的人。政治品德有一种特性，就是属于一切的人；它是一切的人所共有的。
唯一为一切的人所必需的东西乃是正直、节制（σωψρσιη）
和圣洁，——一句话，就是一般的人所应具C F的品德；这种品德应当是每一个公民所具有的东西，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终生实践和学习这种品德。这种品德是无须那些著名人物的特殊教导的。儿童从很早的时候起，从幼小的时候起，就从父母和师长那里受到这方面的教养和规劝，就受到关于道德和善的教导和教育，并且也就习惯于正当的事情了。音乐和体育的全部教育（诵习教诲道德的诗人们的诗篇）
，都有助于克制任性和放肆，——有助于养成遵守一种规律、一种规则行事的习惯。
当人走出了这种教育的范围时，便进入一个国家法度的范围；国家是帮助每一个人行为正当、遵守秩序的。所以政治品德乃是从青年时代起实施教育的结果。“
①
（乙）
然而在道德方面十分杰出、得天独厚的人只能占少数。可是那些在这一方面并不出色的人，一般说来，是可以通过教育而分享政治品德的，并且比那些没有受过这种教导的人高得多。
“至于说杰出人物并未把自己的杰出品德教给孩
①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三二四——三二六页（柏克尔本第一七八——一八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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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子们和朋友们“
，——对于这个反驳，他用以下的方式作了很好的答复。
“譬如说，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所有的公民都必须做吹笛者，那么所有的人就都要受吹笛子的教育；有一些人会成为卓越的吹笛手，有些人会成为优良的，有些人平常，少数人也许会是恶劣的，——而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熟练。但是也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国手的儿子竟是一个恶劣的演奏者；卓越的艺术要靠特殊的才能和天资。从非常精巧的吹笛手的家门中可以产生很不精巧的吹笛手，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吹笛修养，所有的人比起那些对吹笛毫无所知也丝毫未受教育的人来，在这一方面一定要高明得多。因此，一个合理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坏的公民在内，比起一个既无文化，也无正义，也无法律，更无使公民养成公正习惯的强制力的国家的公民来，都要更好更正直。他们的这种优越性要归功于他们国家中的法律、教育、文化。”
①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例证和确切的理由；——一点也不劣于西塞罗关于天性的论证。相反地，苏格拉底的那些理由以及对那些理由的发挥，都是经验的论证，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常常并不比智者们在这里所说出的理由更好些。
其次，现在接近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何以智者们的理由看来是有缺点的，特别是何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与智者们作了一场斗争，并与他们相对立。因为智者们在希腊所占
①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三二六——三二八页（柏克尔本第一八二——一八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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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智 者 派９１
的地位是要给予他们的人民一种高级的一般文化——因此他们也的确对希腊有很大的功劳——，所以他们就遭遇到一般的文化所遭遇到的谴责。智者们是从根据出发进行理智推论的教师，他们是处在反思的阶段。
这种教育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表象和例证，引起人们注意那按照他们自己的经验、心情等等所认为正当的东西；用这样的方式，从特殊过渡到普遍。这是自由的、思维的反省所必经的途径，我们的教育也是采取了这个途径。但是这种教育必须超越对流行的道德和宗教的信赖和朴素的信仰。智者们之倒向片面的原则，这是由于当时的希腊文化还没有到达这样一个时候，还不能从思维的意识本身中建立那些最后的原则，从而以某种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像我们现代一样。由于一方面存在着主观自由的需要，只把自己所察见的、在自己的理性中发现的东西当作有效准的，——法律、宗教观念只是当我通过我的思维加以承认的时候才有效准，——另一方面在思维中还没有发现确定的原则，因此思维无非是形式推理；余下来的不确定的东西因此只好用任意来填塞。
（一）但是在我们欧洲世界中，情形却不一样。在欧洲，可以说文化是在一种精神宗教的保护之下，以一种精神宗教为前提而开始的，就是说，不是以幻想的宗教为前提，而是以对于精神的永恒本性、对于绝对的最终目的、对于人的天职的认识和知识为前提，文化应当是精神的、现实的，从精神出发、以精神的方式决定自身的，与精神合而为一的。所以在欧洲有一个固定的精神原则作为基础，这个精神原则满足了主观精神的要求；从这个绝对的原则出发，决定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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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关系，如义务、法律等等，这一切关系都是依靠这个原则的。因此文化不能接受这种多方面的方向——因而也就是无方向——，像在希腊人中间以及在希腊传播文化的人即智者们中间那样。
〔在希腊〕，文化与幻想的宗教相对立，与未发展的国家原则相对立，可以分化为很多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把从属的特殊观点当作最高的原则提出。
相反地，在一个很高的普遍目的（最高原则）已经浮现在表象中的地方（在我们这里）
，一个特殊的原则是不能这样容易地达到这个高位的，虽则理性反思获得这样一个地位，可以从自身来决定和承认什么是最高的；因此〔特殊〕原则的从属性是已经确定了的。普罗泰戈拉然后①又说：“所有的（四种）德性彼此间都有一种联系，而勇敢则不然，因为可以发现有许多勇敢的人，他们却是最不敬神的，最不正直的，最无节制的，最无教养的人（Hμαθαι）
；“我们只要想一想匪帮就行了。苏G E B C格拉底②岔出去说，”勇敢也是一种认识和知识——正确地估计到可畏的事；“——但是勇敢的区别、特点他却没有发挥。
（二）我们现在的教化、启蒙运动，不但在形式方面和智者们采取完全相同的立场，就是从内容方面说，也是如此。
智者们的立场是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对立的，这个对立在苏格拉底那里是这样产生的：他把美、善、真、公正说成个人的目的、使命，但是在智者们那里，这个内容尚未被当作最
①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第三四九页（柏克尔本第二二四——二二五页）。
②同上书，第三六○页（柏克尔本第二四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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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智 者 派１２
后的目的，因此这最后目的是留给任意来决定的。因此，智者们由于与柏拉图相对立，遂招致了恶名；这也是他们的缺点。
在外在生活方面，我们知道，智者们积聚了很大的财富；①
他们变得很骄傲，周游希腊，有一部分人过着很奢侈的生活。
〔他们的〕形式的推理思维与柏拉图的对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这一点上，即：他们不是从事情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概念来了解义务、了解应作的事，而是提出一些外在的理由，来分别是和非、利和害。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则相反，他们的主要原则是要考虑情况的本性，发展事情的自在自为的概念。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愿意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从那些常常只是特殊和个别的观点和理由出发考虑事情，这些观点本身是与概念相反对的。区别就在于：有教养的形式的推理一般属于智者们，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通过一种固定的东西——普遍的规定（柏拉图式的理念）
，通过精神永恒地在自身中发现的东西，来规定思想。
如果把智者的诡辩了解为只有坏人才会犯的一种品质，在这个意义之下，它是很恶劣的。但是辩术的意义比这要普遍得多；一切从根据出发的抽象推理——对某些特殊观点加以论证，提出一些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来辩难——都是辩术。
也有一些智者们的话语是无可非议的，柏拉图的对话中就有这种例子。在我们中间，人们也说：不要欺骗，否则你会失掉信用，这样你要失去钱财的；或者说：要有节制，否则你会倒胃口，一定要绝食的；或者以外在的理由如改造之类来
①柏拉图：“美诺”篇，第九一页（柏克尔本第三七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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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理解刑罚；或者以从后果方面推出来的外在的理由来宽恕某种行为。人们是根据理由而被要求作一切善事，这些理由就是智者们的理由。有坚实的原则作为基础，在基督教中（现在在新教徒中人们已经不复知道这一点了）人们这样说：上帝赐予福社等等的恩典，指导着人们的生活；于是，那些外在的理由便破产了。
因此辩术并不如人所想像的那样距离我们很远。现今有教养的人们讨论问题时，可以讨论得很好；可是这种讨论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称为辩术的并无不同之处，虽然他们自己也和智者们一样采取这种立场。有教养的人们判断具体的事情时，就会陷于辩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必须持这种立场的。在这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呢？——特殊的观点是必要的。当我们劝人遵从义务和道德时，如在布道中那样，——在多数的布道中是如此的，——我们是必须听从这样一些理由的！演说的人，例如在议会中演说的人，便是运用这样一些理由和反面的理由来进行游说，以图说服别人。
问题在于：（一）要有一个完全确定的东西，例如宪法或战争，一个固定了的方针（一贯性）
，要把特殊的准则归入其中；（二）而这种一贯性即使在这种场合有时也会丧失，因为事情可这样安排，也可以那样安排，总是特殊的观点在起决定作用。人们也常常用同样的理由反对哲学说：“有各种不同的哲学，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与那唯一的真理相矛盾的；人类理性的软弱无力是不能承担认识的；对于感情、心灵、心情来说，哲学该是什么呢？是一些玄虚的东西，对于人的实践生活，抽象的哲学思维是没有帮助的，”——实践生活的观点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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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这是一些很好的理由，这也就是智者的方式。我们不把这个称为辩术，但是这却是智者的方式，即是从感情、心情认为有效准的理由出发进行演绎。他们并不把事情本身认作有效准，而是把事情归结到感觉上面；以感觉为JL α（最C I K F E F后因由）。
这一点我们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是智者们的特点。
用这样的形式推理，可以很快地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要是达不到，那就是缺乏教养，但是智者们是很有教养的，——知道如果凭一些理由来决定，就能用理由来证明一切，那么对于任何事物都可以找得到理由和反面的理由的；智者们教人去证明人所意欲的一切，不管对别人有利的或对自己有利的，这一点也曾被看作智者们的罪过。其实这并不是智者们的特点，而是反思推理的特点。理由和反面理由是特殊的，与普遍对比起来是没有效准的，与概念对比起来是没有决定性的；人们可以为一切找出理由和反面理由。
在最恶劣的行为中间，也有着本身很重要的观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