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全球机会的大门已经向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敞开，当然也不该再向阿富汗关闭。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阿富汗摆脱了贫穷的镣铐，不再被贴上世界上产妇死亡率最高、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标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婴幼儿不到五岁就死了，我们的未来一代有很多是因为贫穷、疾病和战争而死亡。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早点儿结束。自2001年塔利班倒台以来，上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流到了阿富汗。我对这其中的每一分钱都心存感激，但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或被浪费，或不慎流入某些人的手中，诸如腐败的地方政治家或者唯利是图的承包公司。他们获利颇丰，但所修建的道路质量极差，建造的医院连像样的管道系统都没有。
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些决定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结果。2002年日内瓦的一次会议决定联合国将训练新成立的阿富汗国民军，德国负责警察系统建设，意大利负责司法体制建设，英国负责打击毒品犯罪，日本负责解除非法武装团体。这就是所谓的五大支柱法，其核心就是安全问题。但是，自从“持久自由行动”实施十多年至今，阿富汗依旧不太平。
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阿富汗的领导人似乎认为国家是他们个人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他们完全忘了还有一整个国家的人民居住在这片国土上。这些人是活生生的人，善良的人，是有家庭，有事业，有孩子，有梦想，有未来的人。然而，阿富汗却被几个有权势的人统治得像个封建时代的私人采邑。领导人的工作安排通常完全出自私心。就拿苏联来说，由于觊觎巴基斯坦的温水港，阿富汗挡住了他们的道路，所以他们就拿阿富汗当垫脚石以便满足其帝国野心，因为以政治目标的名义征服阿富汗又不大现实。
接着，游击队以民族主义为外衣统治着阿富汗，他们是解放国家的英雄。他们与苏联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赶走了侵略者，这是阿富汗人民都深感骄傲的。但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还差点儿毁了阿富汗，正是他们的内战和之后的混乱使得塔利班分子有了可趁之机。塔利班控制了局势之后，国家反而开始了大倒退，阿富汗回到了中世纪，伊斯兰教保守势力达到了顶峰，这无论在世界历史上还是伊斯兰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
没有人来关心普通阿富汗人的抱负、盼望和福祉，即使有，也很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苏联人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统治者。他们建立了医院和学校来改善民众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战略目的，而不是真正为了阿富汗各族人民的福祉。
阿富汗的普通人民，无论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艾马克人、还是土库曼人或俾路支人，对国家都有自己的期望。但是，很不幸，长期以来，这些领导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时至今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一般的阿富汗政治都是这样的：一旦掌权，他的公职和权力就成了个人的玩物，就可以用来给朋友和亲戚安排重要岗位，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称职。他们利用权力受贿、侵占国家财产，中饱私囊，他们最后想到的才是所代表的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在阿富汗的政治体制中裙带关系极为普遍，亲戚和朋友在阿富汗相当重要。但是，我们的政治家们还没意识到公共职位就是公共服务，而不是给最亲近的最要好的人安排关键职位——即使出于所谓的好心也不行。“我要找个值得信任的人；有谁比我的堂兄弟、侄子、世代之交更合适呢？”诸如此类的心态完全是错误的。这不是治理国家所应有的方式，而是导致更大的腐败的催化剂。这种凭关系上岗的人只对雇用他的人忠诚，他们做决策时只考虑到那个人的好处，根本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眼里。责任心和透明度崩溃了，好政府应有的基本要素也被搁在了一边。
遗憾的是，尽管大多数阿富汗人对政府的管理制度不喜欢，可许多人还是对其默许。人们对政治领袖没多少期望，而且反对的声音往往可以用一份工作，一份合同甚至一笔现金收买。假如不能收买呢？那好，我们的国家的确是个危险之地。经常有说话耿直的人死在这里，而凶手很少得到应有的惩罚。世界媒体报道得够清楚了，有外国援建工人遭到绑架，虽然这样的事不多，但还是很不幸地发生了。这些人只是来帮我们的，可当我看到他们为了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祖国而倒下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而媒体没有提到的是阿富汗人被频频绑架的事实。每一个有钱的商人都知道经常会有人遭到绑架被勒索赎金，即使小孩也不能幸免，因为绑匪企图索要他们父母的钱。大多数在塔利班倒台后回来的阿富汗商人因为这些原因又离开了，他们大多拥有双重护照，不是去欧洲就是去美国，由此使得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外流。
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在议会系统内工作的人，不因恰当的理由做恰当的事，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我脑子里的恰当理由很清晰—— 一个人唯有真正想为公众服务的时候才可以担任公职。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能这么思考，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成的。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富汗的上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也能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合同也会签给那些能够提供优质服务而不是大肆行贿的承包商；警察和军队也会忠于制服，忠于制服所代表的国家，而不是为腐败的上司卖命；地方官吏也会勤勉诚实地收取税收和关税，并将其如实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反过来也会确保将这些钱花到各个部门和政治家们指定的工程上去，花得精明，花得有效；政治家们会听从选民的意见和诉求。
我并不想在政治上表现得那么天真。所有的政府都有问题，但好的政府有一套优良的改进机制，这就需要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能够以诚实坦率的态度自由地调查呈报相关问题，也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这个制度不受任何影响独立行动，有决心遏制任何腐败势力。还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警力，这支警察队伍既有严惩小偷小摸的能力，也有敢于调查任何级别的刑事犯罪的决心，无论当事人是谁，有多大的权力。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贪腐印象指数报告中，阿富汗排在前三名。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
那么这样的政府该从何做起？我认为一个机制健全的政府必须从良好的议会反对制度开始，唯有产生了听从民意并代表民众、诚实正直行事的政治意愿，阿富汗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也是经过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交流之后形成的观点。许多阿富汗人已经失去了希望，有没有一个诚实的政府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他们真的应该得到更多。
30年来，阿富汗受够了垃圾政治，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毛病丛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上营养不良，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抑制。不过，这一现象正开始发生改变。我有好几名同事就能认真听取选民的意见，诚实正直地办事。正因如此，他们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
阿富汗的民主能否成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教育。所有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均必须接受适当的、经济上可以承受得起的教育。这不仅是为他们的未来着想，也是为阿富汗的未来做出正确抉择而准备。第二个因素是安全。阿富汗必须构建一个法律和秩序体系，唯有如此，普通的阿富汗家庭才能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当选举开始后，民众应该在选举的过程中和在得知选举结果是否算数的过程中都能获得一种安全感。阿富汗大多数人希望有选举领导人的权利，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由公平的选举的意义。
如果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成立了，那么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方方面面，包括安全保卫力量，将会成为稳定、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的主心骨。这个问题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先有安全才有好政府还是先有好政府才带来安全？或许两者都对吧。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世界几大国正在讨论从阿富汗撤军的事宜。依我看，他们是计划在任务没完成，战争和冲突仍然在重创我们家园的时候撤出。这里的冲突随时有可能升级为国际性的大规模冲突。马苏德将军曾经向西方警告说，恐怖主义会蔓延至他们的国土，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可能性都要大。除非我们国际上的朋友开始在更广泛的区域内采取措施解决塔利班问题，不然这个威胁依旧存在。
最近有许多关于塔利班与政府和解或者被政府招安的谈判，这一进程主要由国际社会主导，目的是为了尽快撤出地面部队。但这样做是大错特错。这其实仅仅是个短视的处理方法，根本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是把问题搁在一边，将来有一天它一旦爆发，后果将更严重。
塔利班为自己辩护称，他们保守的伊斯兰思想是阿富汗需要的唯一的统治方式，仅仅凭他们自己就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稳定。但现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他们的教育和医疗政策极大地压迫了至少一半的人口，而且他们对安全和公正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期望大相径庭。民众需要被赋予政治表达的权利吗？我认为，在我所信奉的民主制度中，人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这正是题中要义：政治就是要谈判、理论、劝说。很难想象，在塔利班的议会里，他们会坐在像我一样的女议员身边共商国是。
塔利班一直费尽心思采取各种手段想谋杀我。其实不只是我，他们还企图谋杀许许多多的阿富汗人，包括知识分子、记者、反对者等。塔利班像是理解民主、尊重民主的人吗？我实在怀疑。他们真的愿意与那些不认同其理想的人分享政权吗？他们愿意坐下来跟我们辩论，试图达成共识吗？他们会支持新的立法制度，支持由我和其他女议员提出的观点吗？答案均是否定的。国际社会竟然认为以上假设都是可能的，这未免太天真。这几年来，为了支持和促进阿富汗女性的整体进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让塔利班势力重返政府，这些成果将全部化为乌有。
在喀布尔市中心开车，每当看到小女孩们穿着黑色的夏尔瓦克米兹学校制服，戴着白色头巾，我就会不由地绽放出微笑。在过去10年里，成千上万的小女孩，包括我自己的两个女儿，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不仅为她们的未来开启了一扇大门，也能够改善她们未来家庭的经济，促进她们家人的身体健康。这反过来也能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如果让塔利班回来执政，这些小女孩将只能被迫回到家里去，穿着蒙面长袍，生活在一系列古怪的法律规章之下，所享受的权利比狗还少，我们的民族又将坠入黑暗的深渊。允许出现这样的状况便是最大的背叛。
2010年10月，我再次当选副议长，开始了议会中的第二次任期。我没有让选民失望，而且，尽管欺诈行为盛行，我的一些竞争对手还在选举中作弊，但我的选票比第一次还要多。
我还欣喜地看到，我的姐姐甘迪古儿（家人称她为马里亚姆）也当选为女议员。当年游击队员来我家搜父亲的武器，母亲誓死不说，后来他们就毒打马里亚姆。她目不识丁，小时候没上过学。但是，结婚生子之后，她看到我接受教育后取得的成就，大受鼓舞。她也想为国家服务，想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于是就下决心自学。她开始去上夜校，学习电脑，几年后毕业了，还获得了大学文凭。她现在也像我一样，是个议员，也是库菲家族中刚刚步入政界的一名成员。我为她的成就深感骄傲，相信她一定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选举期间，针对我的威胁比以往更多了：枪手追踪我的车子，在我常走的路边埋炸弹，威胁我，绑架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在选举的某一天，有两个人被拘。他们承认计划绑架我到另一个区，然后杀死我。他们中的一人与一名政治家有来往，是那名政治家的亲戚。这个亲戚马上被释放，而另一个至今还在坐牢。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人承认犯了罪却没有遭到控告，还得以释放。我只能说，直言不讳，仅仅依靠国家的安保力量是远远无法满足我的个人安全需要的。我常常分辨不清谁是暗杀我的潜在凶手，因为他们有可能穿着平民衣服，也可能穿着官方制服。好几次，在喀布尔，特工人员无缘无故示意我把车停到路边，对我进行恐吓。如今这已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想说自己习惯了，没有人会习惯这样的威胁，但我已经学会忍受这样的遭遇。
像父亲一样，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名以诚实正直著名的政治家，只要有需要，就敢于对难题直抒己见。我以实际行动证明有能力为人民服务，将资金拨到需要的地方去。当然，我所代表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群体，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去完成。但我也知道，通过修路、建学校、创造就业机会、修建清真寺，我已经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最近我还倡议在偏远保守的村庄里修建一系列女性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是专供女性祷告的场所，没有哪个男人可以剥夺妻子每天出门到寺里敬拜真主一小时的权利。有时候，这是那些女人们唯一可以离开家门的机会。就此而言，我倡导修建的清真寺还可以让女性享受到其他服务。在清真寺这样的宗教中心，女性可以得到营养指导和卫生指导，甚至还可以上识字课程，仅一个这样的建筑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为贫穷的农村注入活力。
今天，我或许是阿富汗女政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我深受民众的欢迎，无论是男公民还是女公民。阿富汗的公众首先是把我视作一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女人。这也是我十分自豪的一点。
我的支持者们建议我竞选总统，我不想撒谎说领导一个国家不是我想干的职位。我当然愿意。在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会拒绝至高无上的职位呢？我相信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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