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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施密特(Martin
A。Schmidt)
感官沉迷与感性
刁承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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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济各的传记作者(切拉诺的)
托马斯谈到方济各时说,他亲眼看到:“有时,当圣灵在他内心深处回响着甜美的曲调时,他便用一首法语歌曲来表达这种曲调。 于是,他的耳朵悄悄感受到的、神灵低语的气息骤然间变成了一首用法语唱出的欢悦的颂歌。 就像我亲眼见到的那样,有时候他还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柴,把它放在左臂上,然后再拿起一把绷上细线的小弓,犹如搭在小提琴上似的,搭在木柴上。紧接着,便一面拉来拉去,一面用法语歌唱上帝。 这些愉快的场面往往都以眼泪告终,而欢悦的颂歌也都转化为对耶稣基督受难的同情。 这时,圣徒便会不断地叹息。 他的悲叹使他不能自己,以至他最终忘记自己手里拿着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以至他出神入迷。”
方济各是怎样看待这些情形的呢?在上文稍后一点,我们找到一个提到欢愉行为之处:“教友们应当避免在他们外部的举止行为中表现出郁郁寡欢的神情,避免显得像一个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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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伪善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应当证明自己是人,是在上帝的怀抱中感到愉悦、开朗、快乐、可爱,而且其行为举止又都恰如其分的人。“方济各本人在那些”欢悦的颂歌“和”欢悦的场面“中,已经把他在这里溢于言表的要求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大概也可以说,”欢悦的场面“
就是欢悦的舞蹈吧。 在这里,我们首先谈到的恰恰就是这些颂歌和场面,正是它们被有声有色地表现了出来。方济各既然是一个人,所以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有用言词来表达的一切,而且还有在可感觉的描述和体验中所发生的一切。 当方济各在他的遗嘱中再一次总结那些支配他的一生,并使之转向效法耶稣基督的一种新生活时,他从一开始就使用了用来表述生活转向的、传统的基督教词语,即“悔改”。但他同时也写道,自己身上的这种生活转向是以一种纯属私人的、非常明显的方式进行的:“就这样,主赐予了我——方济各教友开始悔改的生命,因为我正处于罪之中,因此我才感到看见痳疯病患者是极其痛苦的事情。 更何况是上帝本人把我引到他们当中去的,所以我也就向他们表示怜悯。”悔改这个词在《福音书》中一再出现,它意味着“改变主意”或者——按照如今常用的说法——“改变想法”。方济各确实改变了想法,当他走向自己在以前连看也不愿意看一眼的痳疯病患者时,他甚至还去照料他们,这里他所谈的就不仅仅是改变想法了。 就这样,他在实际行动中克服了自己对于这些病人的厌恶情绪。 但是,他的悔改不仅仅表现在他对他们的看法上,不仅仅是他对他们的态度迥然不同,而是他对痳疯病的感官的(印象)感觉最终有了变化:“当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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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时,恰恰是那种使我感到痛苦的东西,变成了心灵和肉体的甜蜜。“因此可以说,在那里不只是改变主意,而是改变感觉,是”痛苦“的感性质转变为”甜蜜“的感性质。 对于方济各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由言论和思想转变为行动,还在于让感官处处都能感觉到这一悔改。在他开始新生活时,他不仅在接济自己先前不愿有任何交往的穷人的过程中”改变想法“——不仅改变想法,而且还”改变感觉“。
也许还有很多例证,说明方济各身上的这种可感觉的东西。 这关系到已经感受到的对救世主的追随。 这种追随并不是惟妙惟肖地去模仿耶稣的言论和行动,而是要想起救世主的整个道路。 不仅仅在精神上,而且,甚至要把耶稣基督的痛苦与受难也一起纳入身体的各种感官里。 因此——按照最初听到的描述——事情并不停留于欢乐的场面和欢悦的颂歌。 使他感到如此愉快的救世主的在场,同时也促使他仿效受难,去“同感耶稣基督的受难”。这种情况——在同一文中——既使人痛哭流涕,又使人心醉神迷。 方济各所追随的主的这种苦难,最后竟渗入到他肉体的感官之中,使他在自己手上、脚上和身体一侧感到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者的伤疤,就是他同现在已经复活的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的、令人痛苦的标记。这么说来,我们这里就有了一位很明显是经历过耶稣信仰的伟大代表。 可是,这一点是否就足以使人们在此谈论“可感性”一词呢?另一个词是“感官”。这里所举出的两个词在用“sin”①复合而成的形容词和名词中,属于这样一些词,这些词与表示抽象意义的“sin”无关(如“生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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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而与肉体的“感官”有关。 例如,属于第一类的有:“sinreich”(富有意义的)
、“sinvol”(充满意味的)
、“sinhaft”
(有意义的)
,还有“sinig”
(富有意义的)
;属于第二类的有:“sinbetoArend”(感官麻木的)
、sinestaAuschung“(感官错觉)——前面举出的两个分别由形容词”感官的“和”显意义的“组成的名词恰好就是这种情形。 我在《杜登词典》中没有找到取代”sinfaAlig“
(可感的)
、“sinBnenfaAlig”
(明显感觉到的)的变体。 但这种变体却出现在诸如德语的托马斯版本中:“可是这却符合人类的本性,就是说,人类能够通过明显感觉到的事物认识超感觉的事物……因为如今以圣事为标志的圣物是精神的和超感觉的事物。 由于有了这些东西,人才会变得神圣。 这样做,就可以通过可感觉到的事物来实现圣事的标记职能——尽管在《圣经》中,可感觉的比喻会把精神事物向我们描绘出来。”
因此,圣事属于可感的比喻或者标记这一类型,我们在德语中用“象征”一词表示此意。 在中世纪,各种象征比比皆是。 它遍布在神圣的弥撒中、艺术中,甚至社会生活和政治中(人们还记得皇帝和国王讲究礼仪的自我表现。 后来甚至市民也是如此,比如在各行各业的节日当中注重礼节的自我表现)。
这类象征应当使某种有意义的、含义深刻的东西,在可感之物的领域里变得可以耳闻目睹,并借助于可感的表现,使它们转向思想意义,转向有关事物的更为深刻的意义。 在中世纪,象征和比喻简直俯拾即是(在这一点上与我们滥用比喻的当今时代还不能完全同日而语)。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也被各种象征所淹没呢?
人们一味失散而不收集这许多比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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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宁可变得愚昧无知,也不愿给自己解释生活的意义——我们能不能认真对待这一危险呢?非形象化倾向不仅在中世纪后期变得越来越强烈,而且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圣像和圣事方面导致极端化决定——从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的意思来看——它便是一股针对伟大的中世纪的直观倾向的逆流。这些都属于可感和感觉的范围。可是,什么是“感性”
呢?
感性所指的并非各种象征,而是感官直接性。“可感”是精神之物与易于接近各种感官的、可以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这就好比一个传教士打算做的那样:现在我要给教区的全体教徒说一说耶稣基督的受难,要说得非常明白易懂)。
“感性”不能制造,只能靠本能来体验。 圣事被当成上帝在场的可感的标记,它们由耶稣基督身上的上帝制定,根据耶稣的委托实施,或者说由“神父”或者“牧师”来实行。现在我们还是再回到方济各身上来吧!在我们开始时看到的那种事例中,关系到感官范围内神性力量的本能经验。方济各并没有“抬出”那个(作为甚至在当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宗教剧的)欢悦场面,来给他的教友形象地说明必须怎样理解基督教的欢乐。 更确切地说,在他身上这种欢乐是自发产生的。 它感动了他,不仅仅在心灵上,而且也在肉体感官方面感动了他。 我们在这部历史著作中遇到的是感性,而不仅仅是可感。 救世主同痳疯病患者肉体的适度接触不仅可以理解,而且还被视为感官的享受(“甜蜜舒适”……)。
我们所听到的关于方济各这个年轻人的那些事例向我们表明,他就是“喜欢感官享受的”人,他虽然不是非常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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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但却是本来意义上的“追求感官享受”之人。因此,这种人在皈依之前喜欢在有那些“法语歌曲”之处逗留。 在这里,不要把感性世界用来进行有教育意义的比较,而是要经历它,体验它。 同感性世界的这种关系并未使方济各干脆就中断与皈依的联系,而是使他一道信奉新的、重新评价的经验。 因此,这是一种感性。只要感官继续参与、共同完成、制作加工那些在这里必须共同完成、制作加工的东西,那种感性就会被引上新生活的道路,就会继续存在,甚至不断增强。但是,这种感性不仅会保持下去,得到增强,而且还会为新的经验和经验关联铺平道路。欢乐和歌曲的组合却与此不同,它们相互之间处于一种更为合理(!)的关系之中。 人们也许还可以说:这种“新型的感性”并非方济各生活在其中的那种东西,而是他在某条道路上,在跟随道成肉身之路时所具有的东西。
二
阿伯拉尔②是12世纪初法国著名的逻辑学和神学教师。看来,他同比他大约晚一百年生活在意大利的方济各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两人之间也有相似之处。 同阿西西的方济各一样,阿伯拉尔也是一名歌颂人生乐趣和爱情的法语歌手。他们俩在年轻时都同法国普洛旺斯地区的行吟诗人文化有联系。 但是阿伯拉尔却采用与方济各迥然不同的方式把颂歌带进了自己的晚年。 晚年的阿伯拉尔除了做僧侣和任修道院院长之外,还致力于教育和指导他人的工作。 他为修道院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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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评阅拉丁文圣歌,把它们汇编成弥撒仪式专集,甚至还亲自创作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圣歌。 在这以前,他在当时一些举足轻重的学校里,已经是一位成就卓著、异常活跃、指点迷津的教师。 那些学校是巴黎市内和周围地区市立教堂的一部分。 他在这些学校里虽然未将方济各这样的门徒聚集在自己周围,但却集中了不少往往是离开其他的导师而转向这位有吸引力的阿伯拉尔的门生。 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因为阿伯拉尔能够使诸如逻辑学和《圣经》诠注之类看来似乎枯燥无味的文献富有趣味,因为他提出了一些别的人根本就没有看到的问题,因为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引起巨大的争论。 要是有人今天阅读阿伯拉尔留下的哲学著作和神学著作,那他多半都会感到十分枯燥,而且往往还会感到艰深难懂,甚至非常难懂。 但当他针对某些批评家和论敌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我们就会觉得阿伯拉尔要具体多了,亲近多了。 再说,他也有某些缘由这样做。 他在一封信中同像贝恩哈德③这类对逻辑学在神学中的运用毫无兴趣的神学家辩论。 对于阿伯拉尔来说,没有逻辑学,就没有真正的神学。 但那些人却对他横加指责,指责那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不怀好意的唯理智论的东西,那种更多的是以尘世、而不是以救世主的精神为依据的东西。不过,对于阿伯拉尔来说,逻辑学虽然是一门人类科学,而且尤其为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非基督徒所熟悉;但它却来自于逻各斯,来自于基督。《约翰福音》的开场白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道成了肉身”
(约1,14)。阿伯拉尔就把神性的逻各斯同人类的逻辑学之间的关系置于这种关联之中。 因此可以说,这就是为神性敞开胸怀,成为其容器的人性——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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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论文。 在这里,神学家将会使用虽然是人类的但也是上帝赠予的逻辑学的各种方法来宣讲存在于耶稣基督身上的上帝的消息。 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也许有点抽象。 阿伯拉尔是有那么一点唯理智论的、抽象的科学神学家的味道,但他却很富有个性—人性。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陷于持续不断的争论之中,有两次他甚至被他的论敌拖到宗教会议上,在那里,他如果不受到审查和批判就无法脱身。 这就是人性—个性的转向,阿伯拉尔晚年在一封长长的、自传性的信件——《受难史》中描写了这些转向。不过这并不太像是作出某种解释那样的自卫(阿伯拉尔并不认为自己十全十美)。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像彼得。 阿伯拉尔那样,某一个人想要用他那整个的人类天赋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在实际存在的教会中,甚至在讲坛上和主教的教席上,他不可避免地会一再得罪那些既虔诚又具有权力意识的能左右舆论的人。 这样做是非常具有人性的。 尽管在《受难史》中只包括了迄今为止所讨论到的、动荡不安的学者生平,但它甚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都可能是一部关于人类生活状况的具有巨大表现力的文献。 不过现在还需要作一点补充。在阿伯拉尔想要给自己安排的生活环境中,博学多才与人性的东西一道,尤其是与一位著名教师的成就和声誉一道,起着巨大的作用。 阿伯拉尔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们,他正在追名求誉。 他成了追名求誉的牺牲品,他不得不为此遭殃。 正如他在回首往事时所描述的那样,对他来说,痛苦地治疗追名求誉,就是他那变化多端、充满不幸的生活最重要的结果。他在回首往事时还指出,就像他为自己所设计的那样,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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