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
三、如此君臣
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在报告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火药味，又不隐瞒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说“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显然，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
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唯将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地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