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没有武力。因此他把这些事情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只做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拍板。这样不但避免了自己的短处，也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一举两得。加上他明是非，识好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勇于纠正自己错误，又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用人才，也使得别人心甘情愿为他所用，从而在身边集结起一群英雄豪杰，并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比如樊哙有勇，张良有谋，韩信会将兵，萧何会治国，简直就是一个优化组合。结果他这个老板当得非常潇洒，也非常成功。项羽不懂得这个道理，自恃天下英雄第一，什么都自己来，反倒吃力不讨好，变成光棍一条。
项羽不知人，也不自知。不知道哪些是自己所长，哪些是自己所短，当然也不肯认错。直到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还说是天要亡他，他自己什么错都没有，真是“死不认错”。刘邦则不同。刘邦也犯错误，而且犯判断错误和战略错误，但他肯认错，也肯改。公元前200年，刘邦对形势和军情作出错误判断（实则中匈奴诱兵之计），不听娄敬的极力劝阻，亲自带兵挺进；深入敌方腹地，结果被匈奴围困在白登（白登是平城附近的一个小城。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此役又称“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幸亏用陈平密计（其计不详）才能脱离危险。刘邦班师回到广武（今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立即释放关押在那里的娄敬，向他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封娄敬两千户，升关内侯。
这样的度量，项羽就没有。
看来，刘邦确实是英雄。他的公开认错，便正是他英雄气度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帝王、长官或首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要一当上个什么，就立即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天才”、“全才”，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发表高见、作出指示，而且句句是真理，事事都正确。如果他那愚蠢的见解被部属批驳，就会火冒三丈，或者怀恨在心。如果他的判断错误和决策错误居然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那个提意见的人就会更加倒霉。公元200年官渡之战，袁绍不听田丰之劝而败北，为了挽回面子，竟然杀了田丰（详下章）。总之，他们只会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而决不会认错，更不会公开认错。刘邦的白登之围事在公元前200年，袁绍的官渡之战事在公元200年，两事相差整整四百年，结局却完全颠倒，精神的高下也不可以道里计。袁绍是个豪族，四世三公，贵不可言。刘邦是个流氓，一无所有，贱不可言。然而刘邦的气度，却不是袁绍之流可以比拟的。
刘邦不但大度，也细心。
刘邦这个人，表面上看大大咧咧，其实心细如发。鸿门宴前一天晚上，他听说项羽第二天就会兵临城下，又听说项伯可以从中斡旋，立即就决定和项伯拉关系，套近乎。但他并不马上急不可耐地去见项伯，而是先问张良与项伯谁的年纪大。听张良说项伯年长，便立即表态“吾得兄视之”。这就等于说自己和张良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与张良平等，张良有面子；尊项伯为兄，项伯有面子。两边都讨了好，刘邦实在聪明。
项羽却很糊涂。项羽表面上婆婆妈妈，又是送汤又是送药的，其实粗心得很，是个傻小子、马大哈，或如武汉人所言，是个“体面苕”（长得漂亮又没有心计的人）。刘邦到项羽军中谢罪，说是臣与将军同心协力，诛灭暴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自己也没想到怎么就先入关了（其实早有预谋，且与赵高有交易），这才得以与将军久别重逢（一副老朋友口气）。可惜不幸有小人之言，害得将军对臣有了误会（一点也不误会）。项羽一听，马上接口说，还不是你老兄的部下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项籍怎么会这样？结果，稀里糊涂就把通风报信的人给卖了。
项羽和刘邦确实颇不相同。项羽表面残忍，其实温柔；表面勇猛，其实脆弱。刘邦表面随和，其实狠毒；表面窝囊，其实坚强。项羽易暴易怒，稍不如意，便暴跳如雷，怒发冲冠，火冒三丈。但几碗米汤一灌，又会和没事人一样。刘邦呢，一时半会的窝囊气是忍得下的，但是对不起，秋后算账。你看他整治韩信，简直就像猫玩耗子似的。
显然，项羽是性情中人而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起用小人。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诛杀功臣。因为实用，他也不怕公开承认错误。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才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不像项羽，什么事都由着性子来，又死要面子，死不认错。
不过，实用主义者刘邦也会像项羽一样欣赏英雄，赞美崇高。他并不愚蠢地把敌我双方分为义与非义，硬要说敌方都是坏人，己方都是君子。如果见到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好汉，他会由衷地敬佩和赞赏，而无论对方是敌是友，是赞成自己还是反对自己。刘邦杀韩信之后，又杀彭越，屠三族，在洛阳城外集体处决弃市，而且扬言有胆敢收尸者，杀无赦。其时，正好梁国大夫栾布使齐归来，回到洛阳，便在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并痛哭一场。刘邦见栾布公然无视自己的禁令，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栾布一面从容向油锅走去，一面回过头来说：“愿一言而死”（说一句话再死）。刘邦说，你讲！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城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越大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就没有今天了。何况垓下之战，如果没有彭王，项王也不会兵败。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不该受封王爵，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谋反的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而且屠灭三族。臣恐天下功臣，人人自危。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刘邦一听，肃然起敬，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
刘邦释放栾布，固然因为心中有愧（彭越确实无辜），也因为敬重栾布的人格和人品。类似的事，很发生了不少，比如释放蒯通，赦免贯高。贯高是赵国宰相，因密谋暗杀刘邦而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也不肯出卖赵王张敖。刘邦敬重贯高是条汉子，在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刘邦并不是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杀了彭越，杀了臧荼、陈豨、卢绾、黥布，还差点杀了樊哙。刘邦的一连串屠戮，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惟其如此，对于那些手上并无兵权身上又有骨头的人，则反倒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并无意义，不杀则可以表示宽容，改善形象，在政治上是合算的。何况刘邦对于那些硬汉子，又确有敬重之心呢！
这就和项羽有些相同。
项羽也是敬重硬汉的。鸿门宴上，尽管范增多次示意而项羽依然无动于衷，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并不阻止。可见当时杀不杀刘邦还在两可之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但樊哙进来以后，事情就变了。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形象已让项羽大吃一惊。听张良说是沛公的参乘（近侍警卫），便称赞说：“壮士！”等樊哙从容喝完一大斗酒，生吞大嚼一生猪腿后，项羽已为樊哙的“酷”大起喜爱之心了。因此，当樊哙回答他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并慷慨陈词，指斥项羽“欲诛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亡秦之续耳”时，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已作出了不杀刘邦的决定。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个硬汉英雄气节的崇敬和赞赏。
这就是审美的态度了。这其实也是那个英雄时代的风尚。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对于英雄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审美欣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韩信初到汉营时，还是一个小小不然的公关先生。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行刑。轮到韩信时，正好一眼看到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便大声叫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这里说的“壮其貌”，并非以貌取人，更多地还是为其内在气质所吸引。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之人特有的审美直觉，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好歹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卓异之士在一夜之间由布衣而卿相，得到超常的提拔，又提拔得那么准呢？
作为这个英雄时代的顶尖级人物，项羽和刘邦当然都是英雄。所不同者，只不过刘邦是流氓英雄，项羽是本色英雄。正如翦伯赞先生论项羽所言：“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翦伯赞：《秦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二版。）遗憾的是，他有勇无谋，坚而不韧，慷慨而不大方，坦白又有些小心眼儿，情感丰富却又感情用事，过于任性，没有远见，这才败给了喜用智谋、坚韧不拔、豪爽大方、胸有城府、理智实用、深谋远虑，而且能克制自己的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成败功过，全在他那英雄本色。这气质因为是英雄的，所以有审美价值；因为是本色的，所以无成功可能。项羽可爱也可悲。
韩信则可敬也可怜。韩信的可敬，在于他虽然出身贫寒却心存高贵，身为下贱却志在上流，这是他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刘邦虽然在见到秦始皇时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却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动作，也没什么准备。刘邦的长处是善于学习，因此能在战斗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终于成就了帝业。韩信却是有准备的。当他在别人家混饭吃，在河边饿肚子，在项羽手下当郎中执戟站岗，在刘邦手下当连敖接待宾客时，他就一直在作准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相信自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正是靠着这一信念，他忍辱负重；正是靠着那些奋斗，他脱颖而出。
韩信的可悲在于不彻底。这是他性格中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卑贱者如果存心高贵（刘邦并不存心，只是顺势），就不免会有了投机的成分。韩信吃亏就吃亏在这投机心理上。可以反汉时，他觉得不反油水更大；不可反汉时，他又觉得不反实在吃亏。他献上钟离眜的人头，原本是想买政治股的，却被刘邦看破套牢，也让善于把握时机的刘邦看不起。柏杨先生说：“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柏杨：《柏杨曰》，第122页。）这话说得并不很对。柏杨说汉政府并没有抓住韩信谋反的任何证据，只凭举报者的口供就定之以罪，因此是“诬以谋反”。但据我看，韩信与陈豨的密谋，不像是编出来的。韩信死前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也不像是编出来的。当然这话既可以理解为错过了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有谋反之心就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韩信不是一丁点反意都没有。事情坏就坏在他既有忠心又有反意，而且两样都不彻底，忠不能尽忠，反不敢真反。如果忠到底，那么，即便刘邦、吕后诬陷他，栾布那样的正派人，也会出来为他说话、喊冤、打抱不平，或者日后会平反昭雪。可惜都没有。如果反到底，当然也很好。成功了不用说，失败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时，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刘邦说：老子就是要杀了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不也很好吗？没准刘邦依照贯高的例子，还真不杀他。贯高的罪多重啊，弑君，是要判凌迟处死的。然而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一方面一口咬定赵王并未与谋，另方面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要反。结果，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英雄。哪像韩信这么窝囊：说冤吧，又不太冤；说不冤吧，又够冤的。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反贼；既没讨着好，又得不到同情，你说冤不冤！
总之，项羽是本色英雄，也是彻底的英雄；韩信是挣扎出来的英雄，是不彻底的英雄。所以，项羽死得壮烈，韩信死得窝囊。
五、项羽之死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的。
当项羽来到乌江边时，有一条船在那里等他。驾船的乌江亭长大约是一位崇拜项羽的人，因此早早等在那里，一心要救项羽过江。他对项羽说，现在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臣这一只小船，请大王立即上船，汉军无论如何追不过江的。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十万人，完全可以在那里再成就霸业。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带过江去，自己却和随扈亲兵全都下马步行，冲入重围，同前来追杀的汉军短兵相接。这无疑是一场寡不敌众的战斗，也是一场无济于事的战斗。然而，如果因此就放弃战斗，举手投降，束手就擒，那就不是项羽了。项羽是宁肯站着去死，也不会跪下求生的。他当然也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从他拿起这武器的那一天起，就没想过要放下它。相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更应该把它高高举起，就像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一定要让演出在谢幕时达到高潮一样。这也是项羽随扈亲兵们的共识。于是这场敌强我弱的战斗就打得风云变色气壮山河，光是项羽一个人就杀了数百汉军士兵，自己也受伤十多处。这时，前来追杀的汉军越来越多，其中就有项羽当年的旧部吕马童。项羽笑了。他大声地招呼说：啊哈，这不是老朋友吗！背楚降汉的吕马童难以为情，不敢正视项羽，扭过头去对另一员汉将王翳说：这就是项王。这可是“新朋友”了。于是项王对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