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情绪，人们才会有空间、有信心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星云大师：有一个富翁和海边老渔民的故事。故事里的富翁认为，人要拼命工作赚钱，要奋斗半生，才有钱去海边度假。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看日落的老渔民说，他每天都可以欣赏这样的美景。大海、落日、沙滩是不需要用钱买的，人人都可以欣赏、享有大自然的赋予。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上，当我们遇到烦恼时，不妨从大自然中汲取经验与教化，感受大地普载众生的平等，感受海洋无有拣择的包容，感受阳光温暖普照的关怀。
信仰可改变一国之精神格局
长乐先生：
印度阿育王从亚历山大穷兵黩武的下场中，从自己征伐时遭到的顽强抵抗和亲身体验的惨烈场面中，从佛教慈悲安忍、轮回因果的教义中深刻意识到，只有摒弃武功而以文治，才能真正收获胜利，开启太平盛世之门。于是，他刹那间顿悟，放下武器，转身成为了名垂千古的一代英主。
在中国的历史上，秦王李世民与其父李渊推翻隋朝暴政的关键时刻，有少林寺的十三棍僧为其护驾，方才夺取了洛阳通往东南许昌、南阳方向的咽喉要道擐州城。玄宗即位以后，将李世民为此事写的一封亲笔信钦赐给少林寺，刻在了一块石碑上。
这说明信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重大贡献，甚至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精神格局和发展进程。
星云大师：当今有一些人，认为佛教对于国家没有正面的贡献，这是错误的。其实历代都有许多高僧，用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也曾经是一个救国英雄，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代表国民政府到世界宣扬中国文化，获得了很多佛教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统治者，不了解宗教的意义、信仰的价值，只知为自己的长生安乐求神问卜，这是自私的。真正的信仰，一定是利益大众的。没有众生，哪里有佛；没有人民，哪里有国家。所以，无论是一国的领袖或各行业的领导人，应胸怀“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悲愿，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凝聚起大众的力量。
长乐先生：美国人肯在宗教上花时间和金钱，每逢重大国事关头，远如珍珠港事件，近如“9·11”，都显示出宗教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可能是最大的软实力。
我们愿意接纳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并且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宗教也不例外。当然，中国佛教在复兴的过程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佛学的研究通常由两方面人来做，一个是由出家人对佛教进行研究整理；还有一个就是在家的居士，以及非佛教徒的学者专家。这对于悠久的佛教历史、浩如烟海的佛学典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对传统文化有造诣的人士参与进来。
好在我们也看到了，大师的佛光山已经荟萃云集了一批中国学界非常重要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编著了若干种著作，在佛教学说的论著研究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从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学说开发的角度看来，仍旧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星云大师：佛教有一种现象，“上智”的人研究佛学，但可能不信仰佛教；“下愚”的人拜佛求佛，但又不了解佛教。所以我们希望今后在中国社会、在民间，不要只是把佛教当学术来研究，也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求富贵的手段，而是要把佛法应用在生活里，提升生命的意义。
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长乐先生：
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到底该用谁的方式生活？现在，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
星云大师：谁都不能代替自己。
长乐先生：是的。就像流浪在海外的华人一闻到中国菜的味道就会难以自已；就像在国外见到神闲气淡、着对襟长衫的中国老者，总会油然而生亲切和感动；就像大年三十鞭炮齐鸣的时候，无论在哪，都想要奔回家去吃妈妈包的饺子一样——这些渗透骨髓的冲动，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悄然留下的印记。
正如佛说“人人皆有佛性”，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只是，当我们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仓促奔走，在灯火绚烂的繁华街头寂寞徜徉的时候，常常会因迷惑而忘记了自身的价值。
“肯德基”真的就比佛跳墙好吃吗？拳击真的比太极好看吗？西服牛仔真的比长衫体贴舒适吗？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认同陌生人和摒弃自己？
星云大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倘若不能重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就是那个守着万贯家财还喊饿的孩子吗？
长乐先生：两年前，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演出《四进士》、《将相和》等传统京剧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同学们，吃惯了比萨饼、麦当劳，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国茶吧！”
京剧与中医、武术、国画并称中国的“四大国粹”，半个世纪前，那些名角、“头牌”在演出时，往往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而在当今，年轻一代往往对本土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对带洋字的文化则趋之若鹜。难怪台湾诗人余光中痛惜地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呢？”
星云大师：人间的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物是人非，是常情，但也令人感到悲哀。
长乐先生：中国人这场“文化认同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撼动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
在国内外，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大师，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裳，神情淡定，举止儒雅。那种华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消弭的。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1）
星云大师：
药山禅师有一次在山顶上散步，看到山边有两棵树，一棵长得很茂盛，另一棵早已枯萎。这时，正好他的徒弟道吾禅师和云岩禅师走过来，药山禅师就问他们：“你们说，哪一棵树好看呢？”
道吾禅师说：“当然是茂盛的这棵好看！”药山禅师点点头。
云岩禅师却说：“不，我倒觉得枯的那棵好看！”药山禅师也点点头。
一旁的侍者不解地问药山禅师：“师父，您两边都点头，到底哪一棵好看啊？”
药山禅师于是反问侍者说：“那么，你认为哪一棵好看呢？”
“枝叶茂盛的那棵固然生气勃勃，枝叶稀疏的那棵也不失古意盎然。”侍者回答。
可见，万有诸法自性平等一如，没有善恶、美丑、高下、贵贱的分别，在禅者的眼中，荣茂的树木和枯萎的树木都一样美好。
长乐先生：人的本性是平等一如的，但人的境界有所不同。盲目的自卑或盲目的自大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个领跑者的境界：即使你的文化奇葩已经被全世界认可，但也要有能力看见，人类花园里还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婀娜，不同的芳香。只有我们放宽眼界和心胸，我们享有的世界才会无比富饶。
佛光山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佛城佛殿里的佛像是密宗和显宗并存的，这样一种圆融的姿态，在佛光山很多地方，譬如仪轨、厅堂、佛像设置上，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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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我不喜欢佛教分门别派，又是分南传、北传，又是分藏传、汉传，又是分比丘、比丘尼，又是出家、在家，把佛教分割成这许多派别，力量就减少了（Ｚei8。ＣＯm电子书。整*理*提*供）。所以我最初到台湾宜兰弘法的时候，就立下“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的原则。
多年来，我在佛光山倡导融合，显密要融合，禅净要融合，南北传佛教要融合，在家出家要融合，由此，佛光山便成了八宗兼弘的道场。
长乐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把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偶像供奉在一起，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释迦牟尼佛、孔子还有老子，他们先是共存于一个县，后来共存于一个山，最后被供奉在一个殿里面。我们将此称为“儒释道”的和谐统一。
星云大师：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我童年是在寺庙的佛教学院受教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观学校，所以同学里就有来求学的小道士。他们先接受佛法的教育，然后再回去做道士。所以我童年时就知道，“儒释道”是不分的，同中有异，异中求同。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徒。教义可以不同，你是有宗，他是空宗，你主张这个，他主张那个，但大家可以互相往来，彼此和谐包容。这就像大学里很多的科系共存，科系里面各个学生可以互相来往、互相学习。
长乐先生：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科系，也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师，不同的理论体系。应该说，任何一个精神领域的知识，都是需要反复熏陶，反复讲解，反复思考和印证的。佛教是如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星云大师：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用智慧去庄严一切，不要用我执、我见去分裂。
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长乐先生：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信息整合，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语世界中便已出现。当时，美国《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各地派驻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为战后的“美国世纪”奠下重要的基础。
进入“信息就是财富，新闻就是权力”的时代，媒体的整合更是风起云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47。88亿美元，最少的（新闻集团）为238。59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14个大项。相比之下，华人媒体的规模、财力和人才都处在弱势地位，许多传媒人都意识到了整合扩大的必要。同时我们作为媒体人也应反思，怎样对国家人民的发展结果更好。正如大陆传媒学者展江所说：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2）
星云大师：
华人媒体的弱势，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大家经过反思，团结才能有力量。
长乐先生：《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紧密互动的暖流，也是信息传递的暖流。全球华人社会不再是割裂的信息板块，不再是彼此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的，由于亲情的密集交流以及商情的紧密联系，全球华人社会也是一个全球的信息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华商张先生参与收购了香港、北美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明报》、《亚洲周刊》、《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张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同行竞争……”华人加大传媒的发声分贝，显示出不甘示弱的企图心。
整合、做大并不是垄断。垄断不仅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也会使全体华人媒体的活力受到影响。例如，香港只有香港无线、香港亚视两个电视台，其中香港无线是一家独大，通吃，跟“四大天王”等许多艺员都签了约，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媒体上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香港电视的发展。现在香港立法会提出，如果这种电视管理方法持续下去，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电视业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因为美国很早就有规定，任何一个电视台自制的节目量不能超过12％，其他的88％要从社会上采集。这就扶持了媒体制作业，保证了鲜活、变化和多种观点并存。
意识形态是一道墙，佛教则是门窗
长乐先生：
《亚洲周刊》近期发表文章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理论界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不过，从地方执政的高官到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对这场争论直接表态。他们摒弃争论，绕过语言漩涡，超越政治标签，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着力解决具体民生问题。”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超越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科学和成熟的标志。对于华人传媒，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道墙，那么墙上一定要有可以互相来往的门，有可以透气的窗。佛教可以是门，是窗。
星云大师：真正的佛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因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分割而治所想出来的办法。梁启超说过，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
佛教因应时空背景变换与众生的不同需要，发展出各种不同内涵、形式、仪规的宗派。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信仰和认知。在这个方面，国界不是问题，民族不是问题，意识形态更加不是问题。
长乐先生：这也是佛教“无我论”精神的现实验证吧。在中国历代文人看来，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的新境界。“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满街都是圣贤，处处无非佛地。”
对于华人媒体来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标志着必须以华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外，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对内，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相互尊重，不搞争论。台湾东森媒体集团主席王令麟曾表示：“有人说，华文媒体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我的理想是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