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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一门，长子荣伟仁最先崭露头角，却因过于劳累，英年早逝，次子荣尔仁顺理成章地脱颖而出。
1943年，战局日益明朗，荣尔仁＇文＇被派往＇人＇重庆，联系＇书＇国民＇屋＇政府，恢复三新总公司。完成这项任务后，荣尔仁随之得到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之位，在名义上成为家族掌舵者。由于采取行之有效的战时策略，幸存的荣氏企业成为“印钞机”，在物资急缺的背景下为荣氏带来丰厚的利润，还清贷款之余，还有盈余发展新业。
荣尔仁踌躇满志地提出“大申新计划”，不仅振兴面粉、棉纱事业，更要将触角伸至水泥领域。不料此举招致大股东荣鸿元、姐夫李国伟等人反对。荣鸿元与宋子文相近，不甘心让荣尔仁做大，利用宋氏做靠山，极力反对荣尔仁，试图将三新总公司重收于名下。而李国伟主掌内迁企业申四，因经营有方，收复众多亏损企业，实际上已发展为独立系统，也不愿听从荣尔仁摆布。李国伟是荣德生长婿，在汉口筹办申四、福五，后一直担任两厂经理。抗战爆发后，李国伟将两厂内迁至重庆，又在宝鸡、成都、天水等地设分厂，开办铁厂、造纸厂、毛纺厂、陶瓷厂。抗战结束时，申四、福五已发展成独立的企业群，成为荣氏企业三大系统之一。与此同时，李国伟强行注资，增大申四、福五的持股比例，冲淡荣氏股份，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这也为其反对荣尔仁的“大申新计划”提供了底气。最终，由于意见难合，操作难度过大，雷声大雨点小的“大申新计划”流于破产。
表面看来，三新总公司恢复了战前声势，但不难发现，荣氏家族早已在灵魂人物荣宗敬去世后分崩离析。第二代青年才俊正当年华，互不服气，只是碍于荣德生颜面，才不致公然决裂。“大申新计划”破灭后，荣鸿元排挤荣尔仁，设法入主三新总公司，控制申新一、六、七、九厂。荣德生管辖申新二、三、五厂以及茂新一、二、三、四厂等企业。李国伟控制申四、福五系统。荣氏企业实际上分裂为三大体系。但是，荣家抵抗灾难的能力却因此大打折扣，甚至给了外人破门而入的便利。
备受倾轧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乘专车到总公司上班，行至弄堂口时被埋伏在此的匪徒劫持。
劫匪将荣德生藏至曹家渡一处破旧的石库门内，随后向荣家开价100万美元，称“不达此数，不得生还”。荣家拿不出如此巨款，几经协调，减半交易。谁知半路蹊跷遭遇上海警方追查，截获50万美元，后经荣家陈情放还。交赎金后，荣德生安然回家。三日之后，警方即宣布破获此案。此案震惊沪上，在整个过程中上海警署形迹可疑，坊间传言乃是官匪同谋，悬疑未决。
破案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将50万美元中的13万发还荣家，其余被扣。次日，警备司令部即派人到申新公司索取“破案酬金”，荣家不得不奉上十几万美元，共费60万美元，荣德生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滩，绑架案一度盛行。荣德生被劫前后，先后曾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绑架案，巨商大贾，人人自危。倘若仔细推敲，几乎每笔绑架案的背后，都隐约有官方势力作祟。可见，当时社会之混乱，商人犹如案上鱼肉，任人宰割。
荣德生安然回家后，各种威胁、勒索电话、信件纷至沓来，持续两年之久。最终，因不堪忍受高压，六子荣纪仁在1949年开枪自杀。荣德生晚年丧子，更添悲愤，直至被“荣鸿元事件”冲淡。
1948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以荣鸿元私套外汇、囤积居奇为由将其逮捕，轰动上海滩。
几个月前，荣鸿元与上海盛亨洋行签订合同，购买印度棉花1500包，首付定金18万港币，等日后产品销售后付清余款。因事出紧急，荣鸿元发信命驻港代表购买港币，不料此信被警备部查获，稽查处处长张亚民以私套外汇为名，向荣鸿元敲诈勒索，得逞后将此案搁置。
是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开展“打虎行动”，企图整肃经济环境，挽救国民党风雨飘摇的统治。因与一桩贪污案有关，张亚民被枪决，并牵扯出荣鸿元一案，蒋经国趁机向荣家开刀。
因法币急遽贬值，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民间用金、银、外币兑换。荣鸿元购买港币刚好撞到枪口上，“打虎队”以此为例，杀鸡儆猴，营造紧张气氛。一时间，上海滩人人自危，纷纷将所持金、银、外币兑换为金圆券。荣鸿三甚至将多年收集的各国钞票和金银币交出，兑换纸币。
众所周知，金、银币价值最稳，外币次之，每逢时局变故，纸币贬值，金、银币及外币却可保值、升值。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百姓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无非保命，而当权者借整顿经济之机，用虚妄的纸币换得真金白银，实现变相敛财的目的。
为救荣鸿元，荣家人四处奔波，不惜层层贿赂，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最终于1948年11月将其保释出狱。经此一案，荣鸿元心灰意冷，将资金、财产转移到香港，当年底即远赴香港。后来，荣鸿元辗转至巴西重操旧业，经营面粉、棉纱生意，在当地商界颇有名望，却从未归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荣鸿元“私套外汇事件”昭示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事后，荣德生记录下当时的社会情景：“侄之不慎，法之不法，可悲亦复可恨？天下之乱，从此始矣！”祸不单行，是年年底，荣德生三子荣伊仁因飞机失事身亡，又是一次打击。两年间，亲历绑票案和侄子入狱，在权力倾轧下，多年来的所有努力如此不堪一击，这位73岁的老人心中有着怎样的郁结？
世殊时异，1948年，荣宗敬去世十年，荣氏复兴失败，未来成谜，不知漂向何方。
第四章 抉择
引言
1949年，荣氏家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均走到关键的路口。
形势日益明朗，国民政府仓皇逃往台湾，大批商人随波逐流，席卷钱财四处奔命，荣氏一族数百人迁往海外。荣毅仁幸免法院提审，但摆在前面的问题并不轻松，何去何从，迷惘渐生。
与其说重振家族事业的雄心令荣毅仁心生留意，不如说新政府的和善态度打动他。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他年迈的父亲荣德生更是放话“决不离沪”。父子二人的这个选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荣氏企业的命运。此后，荣毅仁的一系列选择看似身不由己，其实都包含着明显的个人倾向。
如果说荣氏最初还有“委曲求全”之意，那么1959年主动北上到纺织工业部就职，就显示出时间对个人心态造成的微妙改变。选择政途的荣毅仁发现一条实践产业梦想的阳关大道，在半个世纪之后将国产棉纱重新打入西方市场。于是，我们知道，他本质上始终还是一名商人。
军粉霉烂案
更让荣德生揪心的是，四子荣毅仁被卷入“军粉霉烂案”，被国民党政府告上法庭，名誉折损，前途未卜。
出生于1916年的荣毅仁是荣氏后起之秀。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21岁时从上海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茂新面粉公司、上海合丰企业公司、大新贸易公司、三新银行历练。从小耳濡目染，荣毅仁继承了父辈的经商天赋，又因聪颖、练达，迅速从同辈中脱颖而出。
荣毅仁亲眼见证了家族事业的衰落，立志复兴荣氏基业，而时代洪流下的特殊机缘也将他推向前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收复大片失地，但连年战乱，粮食空前紧张，危机重重，当务之急是恢复供应。然而，以政府名义大规模收购，一者政府人员多属外行、不懂市场，二者动静太大，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应，刺激粮价上涨。于是，国民政府粮食部建议让面粉商出面代购。
国民党高层通过了这个方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亲自召见荣毅仁，询问意见。
时年30岁的荣毅仁彼时担任茂新二厂经理，这家工厂被日商以“合作办厂”的名义接管多年，在战乱中遭受重创，荣毅仁接手后采取贷款修机、代磨存麦、抛出栈单等措施，使之迅速恢复活力。
荣毅仁正欲趁机扩大战果，于是接受宋子文的建议，代表茂新与粮食部签订协议，以茂新名义收购小麦。因利乘便，茂新面粉公司迅速控制淮南地区麦源，并低价购入日本人遗留的大批原麦。
当其他面粉厂还在为原料发愁时，茂新二厂加速生产。在品牌效应催化下，“兵船”面粉迅速占据市场份额，带来滚滚财源。同时，荣毅仁还利用政府贷款，恢复重建被日军毁损的茂新一厂、三厂，“茂新系”走向复苏。在荣毅仁领导下，荣家长期不景气的面粉业呈现久违的繁荣。
荣毅仁希望将王禹卿掌控的“福新系”重新纳入荣氏轨道。重建茂新的同时，他以竞争者姿态对福新构成强大威胁，竞争中，无论麦源、资金，还是市场、销量，福新都落于下风。年老体衰的王禹卿自知无趣，主动让步，请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出任福新副总经理，交出福新控制权。
恢复家族面粉事业之时，荣毅仁名誉鹊起，成为荣家第二代中的领军人物。但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不难发现，荣毅仁重振荣氏声誉，关键是有国民政府背后撑腰。年轻的荣毅仁不自觉地被卷入政商博弈，而以往的经验表明，政商交易，政治的索取性远远大于付出性，企业最终会被权力驱役。
在小麦收购过程中，荣毅仁始终极力避免利益交换，从不接受贿赂，但既要达成交易，就不可能逃脱权力掣肘。国共战争打响不久，粮食部部长谷正伦的命令便送到荣毅仁手中：将所收小麦制成面粉，每100斤小麦，除去杂质，出二号粉37斤，专供民用，出统粉37斤半，专供军粮。当后来小麦只剩2万担时，为确保军粮，国民党高层下令，将小麦全部制成统粉，每100斤小麦出粉80斤。
面粉制成后，为避人耳目，粮食部按1∶1比例，用洋粉与“兵船”粉交换，输送前线。
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党内互相推诿指责，寻找替罪羔羊。宋子文遭弹劾下台，但他毕竟根基深厚，又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无人敢动，于是便将罪名扣到荣毅仁头上，指责他卖给政府的面粉腐烂发霉，致使前线士兵食用后拉肚子，进而导致东北战局的失败。
当年晚些时候，荣鸿元刚刚出狱，荣毅仁便被提起公诉，并且，“误党误国”的“罪名”显然要比堂兄严重很多。
彼时，荣毅仁6岁的儿子荣智健已到记事年龄，整日看到父亲愁眉苦脸非常不解。直到长大成人历经磨难，荣智健才解个中情由，“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我们厂（出产）占到全国接近一半的面粉，那时候军队也要定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边定的。那么我父亲那时候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面吃到的是什么呢？都是黑的硬馒头，就是层层扣押的。反过来再追究责任呢，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这时候又要筹钱，又要去摆平这个事，又要有一笔勒索敲诈的花费”。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后方摇摇欲坠，高层开始寻找后路，官吏们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地方法院向荣毅仁提起公诉，当局趁机勒索巨额赔款，扬言如若不从，定将在首次庭审时将荣毅仁拘押。荣家被迫送上黄金10条、美元5000，合计1万美元。
时代风云激荡，个体飘摇不定。从1946年到1949年，短短三年，荣德生绑架案、“荣鸿元事件”及如今“军粉霉烂案”，荣家先后折损数百万美元不止，钱银事小，声誉受损事大。一心复兴祖业的荣毅仁见此光景，雄心壮志备受打击，重新思索出路，而这时候，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上海解放，荣毅仁绝处逢生
荣毅仁坐困愁城之际，上海战役打响了。
1949年5月12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飘荡到上海外郊。步步胜利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20万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大战在即，这座工业城市面临空前灾难。
但攻方并不想对上海造成破坏，高层指示尽量保存电力、工厂、交通等设施，总指挥陈毅将之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于是改用宣传攻势，在地下党配合下，从内部瓦解，将守方主力调出市区，再予打击。仅半个月时间，上海即宣告解放，基础设施基本完好无缺。
按原计划，5月25日是庭审荣毅仁之日。而4月23日，南京即被解放，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国民党高层退守台湾。大敌当前，国民党余部人心惶惶，均在寻找后路，反而放过荣毅仁一马。两天后，5月27日，当上海解放的消息在广播中反复播放时，荣毅仁意识到灾难过去了。
然而，他并未放松警惕。新的难题出现了——究竟留守上海，还是像其他亲族那样远走高飞？
饱经动荡的商人们对战乱异常反感，本能地排斥动乱，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们居然在和平面前退缩了。长期宣传形成的固有印象让他们对新政权充满警惕，很多人明白，资本家的身份将在日后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其留在大陆，不如远赴他乡，保全性命于乱世。
早在1948年前后，随着国内战争的日益明朗，上海商业界部分未雨绸缪的企业家便开始寻找出路。
风气激荡，1949年，李国伟采取“拆、抽、截”计划，步步为营，将申四资产转移至香港，并向英国当局注册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九龙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即为申四在香港注册的股份公司。英国当局规定，新公司注册需股东在户，注册后方可生产经营。为此，李国伟假托英商信昌洋行为大股东，自己担任董事长，但公司成立不久，李国伟即丧失管理权，最后落得“鸡飞蛋打”的下场。苦心经营的企业被白白葬送，李国伟有苦难言，失望之余返回大陆悉心经营余存各厂，并积极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同年2月，荣鸿元将国内资产转让他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