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这里康有为提出区别小康、大同之标准,必须以“文教”之盛衰为标准,仍未能涉及到“三世”的实质内容,只认为“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②而已。后来,康有为为了论证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专制的历史必然性,对“三世”说作了新的阐发。 他说:
“振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
③
这里,康有为的“三世”说,就不同于董仲舒和何休的“三世”说,他涉及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问题了。其次,康有为不仅认为“三世”演进包含政治制度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他从理论上阐述了“三世”各有不同之
①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自序》。
①②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③康有为:《孟子微》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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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中国哲学初步
“道”
,这就冲破了长期以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禁锢。 他说:
“三世之义,有拨乱(即据乱)
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
①
康有为所谓“道各不同”即认为“变法”不应停留在“变器”
、“变事”和“变政”的水平上,而必须以改变“国宪之全体”为突破点。 他说:
“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票、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 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
①
可见,康有为吸取日本明治变法经验,希望走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道路,在中国创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模式。 这已不单是托古改制了。再次,康有为又认为,要实现维新变法,必须采取激烈的手段与断然的措施。康有为意识到,在中国进行维新变法,是一次改变“典章宪法”之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同守旧派妥协。 既不能任用旧人以行新政,也不要执旧例以行新法。 这表明康氏最终承认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非爆发式的飞跃,其“三世”演进论,既承认渐进的上升,又带着部分地承认质变的意义。 故不能把它的理论归结为否定飞跃的形而上学思想。
①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①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七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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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314
从上述情况看,康有为的社会进化思想,不仅是古代经学的终结,而且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开端。 因为康有为把变革的思想灌注入“三世”说,其形式是陈旧的,但其内容却是新的。 他力图揉合中西文化,为在我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作理论上的阐发。 康有为与西欧庸俗实证主义者不同,英国斯宾塞主张社会均衡论,以生物学论证社会学,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坚持把生物学规律套用于社会,认为如同生物有机体结构一样,一个社会内部各个阶级如能各司其职、保持平衡,社会就会进化,否则均衡受到破坏,社会则退化。斯宾塞借此反对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从量到质的飞跃。 康氏恰恰是在封建专制制度要不要改变这一点上同庸俗进化论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质变、飞跃,在形式上有爆发式的,也有非爆发式的。 评价一种思想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取决于它是否承认由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质的转变,而不是看它是否承认爆发式、突变式变革。康有为在维新时期的一系列主张,无论从政治、经济或文化上都坚持变革旧封建体制,因而不属形而上学。那么康有为晚年强调的“道难臘等”又作何解释呢?
康氏所说的“道难臘等”是指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演进,如从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再向大同民主社会的演进是不能超越的。 这就否认了采取革命暴力手段完成变法维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康有为坚持的是通过实现量的积累,以实现旧质到新质的飞跃。 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希望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因此,他的“道难臘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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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并不影响他主张变革的本意,同样也不能等同于形而上学。至于康有为把历史进化的动力归结为“不忍之仁心”
,反对阶级斗争,则是一种人道博爱的唯心史观。 它体现了康有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矛盾,我们不能因之而否定其辩证的思想因素。 康有为之所以主张非爆发式的变革方式,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 我们应该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国外,组织保皇党,坚持“君主立宪”
,反对暴力革命,成为对抗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的保皇派。 从1901年到1903年,康有为先后写下了《论语注》序、《中庸注》序、《孟子微》序和《大学注》序等文章,仿效宋代朱熹注《四书》。并大讲中庸之道,从而走上形而上学。 康有为思想的前后转变,是由于阶级斗争形势不同和攻击目标不同所致。 同一理论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起着不同的作用。 我们只有依据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来评价一种思想,才能避免片面性;也只有这样,对康有为处于民主革命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提出非爆发式飞跃的进化论,才能给予符合实际的评价。
谭嗣同“心力”说的性质与特点“心力”是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的基本范畴。“心力”—“以太”—“仁”是谭嗣同哲学的出发点,他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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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
①那么“心力”是什么呢?依旧是佛学唯识的东西,抑或已作了新的阐发?这一问题是把握谭氏哲学性质的关键问题。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受佛学的影响,但又不仅仅是对佛学唯心主义的因袭,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力”学对他的影响,谭嗣同说:
“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也。 吾无以状之,以力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 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大,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劲,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或未能遏之而改其方向者也。”
②
这里谭嗣同所讲的“心力”
,显而易见是吸纳了西学中力学关于“力”之运动及作用的观点。 他强调人之强弱,取决于力之作用之大小。 这种说法虽属牵强,但毕竟承认“力”的作用,否定神和传统天命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仁学》所列举的18种“力”以证谭氏的“心力”说与机械力学的关系。他说:“(力)约十有八。 曰‘反力’,忽然全变,如驰弓然。曰‘摄力’,挽之使近,如右手控弦然。 曰‘拒力’,推之使远,如左手持弓然。曰‘总力’,能任群重,如杠杆之倚点然。曰‘转力’互易不穷,如滑车然。 曰‘锐力’,曲而能入,如缧丝然。 曰‘速力’,来往飞疾,如鼓瑟而弦颤然。 ……”
①显热这里所说的“力”的种种表现都属机械力。 严复在译《天
①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
,第296页、第363页。①②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63、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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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论》时,也曾介绍过吸、拒两力的作用,并阐述了物质运动。 严复认为,“质力相推”是物质运动的规律,这具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然而谭氏不完全认同严复的观点。他既讲机械之力,又认为仅以机械释“力”是不够的。 他把“力”与“心”结合起来而称“心力”。这就陷入了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唯心论。在谭氏看来,单纯赋予“力”以机械的意义不能“挽劫”
②,即不能拯救人类摆脱种种网罗的束缚。 为了发扬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他不自觉地认同了严复《天演论》中所谓以“治化”
、即以人的天良道德来对治宇宙进化过程中的自然淘汰现象的理论,这就使他的《仁学》具有了新的特点:其一,谭氏认为,“仁学”即“人学”
,他把“以太”从“仁之体”转化为是“仁之用”
,并试图给“仁”—“心力”赋予新的意义。 谭氏对发挥人的主观精神十分重视,认为如果“天下皆善其心力”
,那么“治化之盛”便可以实现。 在谭氏看来,“治化”其实也是一种“人治”
,是用以提高人的道德天良中的至善之性,而这种至善之性,却是“以太之用”的表现。 所以,谭氏高扬“心力”
,本意是想借助自然科学而构成新说。其二,谭氏宣扬的“心力”说,并非“以佛化孔”
,而是探索孔子仁学的“心法”。
谭氏固然有时也把平等之说归之佛学,但这更多是像康有为那样所使用的一种“托古改制”的手法。 如他就把近代的民主、平等思想,说成是“孔子初立教也”。他说:“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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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714
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
①他痛斥封建君主把“天下”变成为“囊中之私物”
,而那些“乡愿”却拚命去歌颂“窃国大盗”
,制造慑杀人的“三纲”
,从而禁锢“人人自主之权”。
由此可见,谭嗣同只不过是借助于“心力”
这一概念,贯注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事实上,他是向往西方的民主而批判封建君主专封的。 如他就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话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②当时要求改革的维新志士无不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表达以“自由为体,民生为用”的新观念,谭氏在这一点上特别激进,他发出要冲决网罗的呼声,正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谭氏还看到,当时社会关系完全处于“不通”
的状况,包括“上下”
、“男女”
、“人我”等种种之不通。 如何才能打破不通而变为通呢?
他说:“仁以通为第一要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③“通”就是指“道通”
,而当时一般思想认为“道”是不可变的,谭氏提出“仁”以“通”为第一要义,试图以“以太”—“心力”之功能使社会机制从闭塞走向变通。这就是要打破200多年来形而上学的不变论的束缚而寻求思想解放,这包含着“道”可变的辩证观点。事实上,关于“仁”主“通”还是主“不通”的问题,正
①《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37页。②《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65页。③《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1页,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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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维新志士与封建顽固派思想斗争的焦点。 谭嗣同说:
“数十年来,学士大夫,覃思典籍,极深研几,罔不自谓求仁矣,及语以中外之故,辄曰‘闭关绝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
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
①
这里很明确,“不通”等于“不仁”
,“不仁”就是“闭塞”。而那种中外、上下、男女不通是谁造成的呢?是“一二人之私意”造成的。 因此谭嗣同强调要以“心力”打破这种不通的社会现象,使社会如同“生人”
,血脉贯通,不致麻木。谭氏的《仁学》,是综合中外古今各种思想学说而熔成一炉的思想体系,这是他在《仁学》序言中所承认的。 但他的“心力”说,实际上主要还是儒家仁学关于仁爱观念的新“仁化”。谭嗣同正是以“仁化”的精神去指导自身的行动的。 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谭嗣同以此为精神支柱,“可以出生,可以入死”
②。 他的牺牲为维新运动谱下了一曲悲壮的乐章。 但问题在于他不应将“心力”
夸大为“可以救众生”。
事实证明,个人发挥主观精神以“成仁”
,离开了广大群众的直接联系,离开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离开了先进阶级对没落阶级的斗争,“众生”是不会被普渡的。 谭嗣同恰恰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唯心史观。 他临牺牲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这正是他要解救民族和人民的苦难而又没有力量的自白。
①《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7页。②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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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自然科学的力学概念,铸造出一种具有无限功能的“心力”
,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不成熟的反映。 谭氏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贡献,显然大大超过他的理论思维方面的创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谭氏哲学正是“旧学”
向“新学”转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 在他借助“力”的运动说明问题时,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但把“力”与“心”结合,无限夸大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却走向了唯心论。
严复《天演论》的创新与影响
严复于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是据1894年出版的英国人赫胥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
翻译的。《天演论》译本公诸于世后,立即博得当时知识界的热烈赞赏,风靡全国,在10多年间,先后发行30多种版本,仅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1927年间就印了24版。为什么一部译著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原因在于:严氏的译本不是简单的翻译,它是我国民族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学术思想相结合、学术传播与爱国热情相结合的产物。 它激发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启迪了一代人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赫胥黎(公元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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